如何让学生不再害怕写作文

如何使写作文不再成为学生害怕的事
作文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影响
（一）
表面看，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学生的作文。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家在关注时并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思考，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学生作文能力的形成和提高。

家长和社会大都将学生作文能力归因于学校和老师。

这其实是对作文能力形成的一种误解。

也是对老师、学校在作文能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一种盲目夸大。

更是对社会、家庭在学生作文能力形成过程中隐形影响的弱化和无视。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这句关于语文学习的名言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文水平，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文能力，有什么样的父母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文品位。

作文能力的形成既受许多显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许多隐性因素的影响。

作文能力的形成最终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

因此在校园里这样的现象俯拾皆是：再优秀的教师，他的学生中也有作文水平不佳者；相反，再差的教师，学生中也有作文突出者，道理正在于此。

作文在国人心目中真可谓是一个怪物，既神圣又无奈。

说它神圣，因为自科举考试以来，一篇文章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终生，于是莘莘学子们自小开始就“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就是通过文章“一朝成名天下闻”。

长期重视作文的传统，使得在中国，不论是乡村野老还是大学教授，谈起作文来，都可以说出一二三来，而且都是一脸的虔诚。

今天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走进学校，开始学习写作的。

他们一开始就带着对作文的神秘感走进学校，带着想触摸而又有些胆怯的心情开始作文的。

刚开始作文时，学生由于年龄、视野、思维、词汇、语句等多种原因，不可能将作文写得那么流畅，这本来很正常。

但我们的家长们（他们会时常拿起孩子的作文，指点一番，评点一番，以示关心。

）却以完美的、成人化的标准来要求孩子。

崇尚完美是国人对作文的心态。

文句通顺对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低级要求。

相反，是一个相当高级的要求，就语言的复杂性而言，一篇文章中出现一两个病句，是完全正常的，记得8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组织编写一套《语文写作讲座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9月第一版），有一本《文章评讲》就是专门讲解和分析文章错误的，那中间的许多文章出自于记者、文学青年之手。

余秋雨先生的大作，不久前还被一位老师找出上百处的错误。

鲁迅先生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也谈到要想写好一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作为刚刚练笔的学生，出现一些病句理应是家常便饭。

这是学生作文水平提高过程中的问题，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我们的家长却不是这样看，他们看作文时，一旦发现病句，就会说——“看看，句子都不通，字又错了，怎么搞的？”苛刻得几乎不近人情。

孩子从开始写作文起，心里就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中。

在这样的压力下，孩子时时胆战心惊，只得处处小心。

可作文还是免不了出现问题，因为学生不可能达到家长所期望的标准。

做语文老师的在接待家长时都会遇到这样
的情况：只要认识字，谁都可以对作文评头论足、说三道四。

作文就像《阿Ｑ正传》中小尼姑的头，谁都可以摸一把。

这种情况下，有的学生只好打了退堂鼓。

在学生练习作文的过程中，好心办了坏事的人绝不在少数。

（二）
不像物理、化学，在拿到教科书之前，大家都是处于“零点状态”，就作文而言，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如果父母或爷爷、外公等识字，都免不了要教他们一些诗、词之类的东西，向他们讲一些自己对作文的理解。

这些都对作文能力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家庭文化层次高的、家里有藏书的、父母爱读书的，孩子在认识了一部分字之后，就会在父母的影响下自觉的去读一些书，无意中渐渐地对书产生好感，同时也慢慢的形成了对语言的敏感；如果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相对来说，他们在开始作文时拥有的前期储备就比较少。

在教学一线的教师都会发现：作文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大多相对较好，虽然没有科学的数据可以证明。

巴金、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都属于这一类。

因此，家长在抱怨孩子作文水平不高时，是否也应该想一想，这一结果与自己为他（她）们所创造的读书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三）
中国人习惯将“作文”称作“做作文”。

这话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暗示，作文是“做”出来的——与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生活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似乎需要“做秀”、需要“包装”、“化妆”。

天真无邪的孩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开始自然只会用“纯天然的方式去写”，结果呢，可想而知。

比较东西方学生的作文就可以发现，我们的作文题大多是在逼学生去“做秀”。

比如“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有意义？”“什么叫有意义？”学生如何去把握“有意义”这个大而无当的词的内涵？他们在玩耍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意义”之类的东西。

“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做游戏”、“吃冰淇淋”，哪一样有意义？似乎都谈不上“有意义”，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做”——“拉老太太过马路”“马路拾钱包”，慢慢的作文造假应运而生。

更可怕的是这种造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家长的认同和强化，于是作文就在“造假－表扬－继续造假”的恶性循环中渐渐地变味了。

作文似乎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岂不知这中间受伤害最深的是学生纯洁的心灵。

迫使学生造假这一罪责似乎应当由老师来承担。

其实不然，家长、社会、作文考试的评价体系等实际上都是这一结果的参与者。

从科举考试的试题到现在的高考作文题、中考作文题，哪一个不是在追求意义？哪一个题目是真正回归到现实的、世俗的生活中来的。

作文似乎像“仙女”，不能“下凡”，永远飘浮在空中，一旦下凡就大逆不道。

如此一来，作文真的成了怪物，真的不能写，（也没地方写，除了写在日记里，不给别人看。

）假的写不好。

作文在真与假之间徘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四）
在作文问题上，学生明显是受害者，语文老师同样也是受害者。

你抽空去问问语文老师，谁不是让作文拖得精疲力竭。

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上辈不是人，这辈教语文；白天上课写笔记，晚上点灯改作文。

”朱自清先生回忆自己在中学教语文的经历时感慨地说“批改作文是一件最徒劳无功的工作。

”他说的是实话，可近百年过去了，哪一位语文老师敢不批改作文？家长和学校不把你炒了才怪呢！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你敢不遵守么？
作文还有更可怕的。

那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为大家接受的评价标准。

一篇作文，自己认为好极了，别人看看，一般化。

作文高手考场失利，自有科举以来，数不胜数，在这中间埋没了多少人才，不得而知。

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这些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哪一位不是考场失意者？这一点也让老师提心吊胆，为了能保险，老师不得不逼着学生收敛起自己的锋芒，向保险的方向发展。

（五）
作文之所以这么被看重，是基于人们的传统观念。

把能作文看成是有能力有才华的标志，这也是近年来“少年作家群”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大多想通过文章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大部分的家长则把作文看成是获得分数的一种工具，他们不太考虑“作文应当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挚的情感”之类的观点，也不想了解。

他们非常现实的将作文与物理、化学、数学作比较，渐渐发现作文不如这些学科分数来得快、来得保险，慢慢地失去了对作文的早期幻想，转而放弃作文，一门心思的去抓能尽快提高分数的科目，这在高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

认为有价值时，自己亲自上阵抓；发现价值不大时，随手一扔。

作文成了他们手中可以随意取舍的玩物。

（六）
作文难是一种表象，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国人对作文文本的过严要求，对作文水平的过高希望，隐藏着国人对作文价值的极度夸大，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是作文价值得最高体现。

应该让作文的价值回归其本来面目，叶圣陶先生说“作文就是说话。

”如果我们都能这么看，作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