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中国早期铁路

李鸿章与中国早期铁路作者：高志华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10年06月28日李鸿章作为晚清政府重臣，清末倡办洋务运动和最早主张兴建铁路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不论。

本文试就当中国酝酿兴建铁路，中国大地第一条铁路的出现，中国人兴建第一条铁路时期，李鸿章的思想认识发展变化轨迹，略谈几点看法。

一铁路知识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外国传教士首先介绍到中国。

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列强竭力游说清政府在中国兴建铁路的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向中国输出商品，获取超额商业利润，他们要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各种宝藏，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要让资本带来更大的剩余价值。

因此，获取在中国兴建铁路的权利，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之一，成为他们重要的猎取物。

在裹胁着武力的外部强权强力推动下，筹办洋务军事工业的李鸿章是怎么样看待和对付外强修建铁路的呢？他又是怎么认识铁路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及作用的呢？这时候他和清政府又有什么区别呢？李鸿章，自幼年开始接受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教育，必然决定了他在成为清政府一名汉族出身的官员后的思想行为模式。

他殚精竭虑地维护支撑正在倾斜坍塌中的清政权的统治，使尽浑身的解数，对内以文武之道，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起义；对外研究如何对付洋人的对策。

但是，对洋人游说在中国酝酿兴建铁路的问题上，从已有的史料分析，我认为李鸿章并不像有的史学理论工作者论述评价的那样，与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沆瀣一气，甘心情愿做洋奴买办，出卖中国的资源和经济利益，做“洋大人”的“阶下囚”。

相反，这个时期他对洋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戒（或曰“戒备”）心理，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继续扩大经济侵略的范围和规模，企图阻止洋人以先进的物质文明染指行将崩溃的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竭力阻止反对洋人在中国修建铁路，在中国通过兴建铁路攫取更多更大的物质利益。

李鸿章由反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出发，对在西方已经诞生五十多年，但是刚刚传入中国很短时间的铁路的整体性认识，在思想认识上经历了一个由知之甚少、知之不多，不甚认识到知之较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最后转化为直接上书清朝中央政府，论述对铁路的认识，阐述兴建铁路的诸多利处，主张兴建铁路，并且身体力行的发展过程。

他由坚拒西方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到力主兴建铁路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在他的从政实践中，在思想认识上，对铁路的社会地位、重要作用，逐步发生变化，并且逐渐形成了对铁路和兴建铁路的较完整的思想认识。

为了能够更详尽地分析和研究李鸿章这个时期对铁路的思想认识和发展变化过程。

本文将较多地引证李鸿章在这个时期关于反对外国人在中国人兴建铁路和主张中国人自己酝酿兴建铁路的言论。

在开始阶段，即在1863年至1867年间，李鸿章与所有的清政府官员一样，反对由外国或中国自己兴建铁路。

18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任钦差大臣、江苏巡抚。

当时在上海的27家洋行，以英国人居多。

他们呈请“钦差大臣江苏巡抚李（鸿章）大人，要求建筑上海至苏州间铁路的特许权”。

李鸿章则“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的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许多外国人；而一旦因为筑路，中国人民的土地被剥夺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

他更直率的拒绝居间，把任何属于这一类的建议奏报清廷；他甚至还说他认为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

（注：肯德［英］，李抱宏等译，《中国铁路发展史》，1958年6月第一版，三联书店第3—4页。

）我们从李鸿章在1863—1867年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或者作出结论，这时候的他，与以后发展成为与洋务派对立的顽固派，在研究商讨阻止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对策，中国人自己是否兴建铁路的酝酿讨论中，在思想认识和心理心态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彼此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但是，从一开始他的立足点就与顽固派有着一定的区别。

顽固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在中国兴建铁路。

而李鸿章只是反对外国人在中国兴建铁路。

因此从一开始阶段，就已经预示着他对铁路的认识与顽固派将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例如：第一次他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大臣们一样，坚决反对在中国由外国人或中国人自己兴建铁路，但是以后他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这预示着他在朝着对铁路的正确认识方向而发展。

他对铁路的认识真正变化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第一条铁路以后。

1876年，英国人背着清政府擅自在上海修建吴淞铁路并且轧死中国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李鸿章在与英国特使梅辉立的交涉中指出：“英人兴筑铁路，并不商知中国官员，实为有心欺藐，无怪关道出头阻止”。

（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4卷，第50页。

）“通商口岸，中国有自主之权，若令外人兴筑铁路，实与中国体制有碍”。

（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4卷，第51页。

）李鸿章因此提议：“将洋商购置车铁木石器料及租地价，仍由中国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

若资本过巨，或分年，或分限，如数还清，永归中国管业；但须公平交易，不可丝毫抬价居奇”（注：朋僚函稿，第17，55卷，第12，13，14页。

）。

李鸿章在处理上海吴淞铁路事件中对铁路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他已经从反对由外国人兴建铁路的思想认识：认为铁路耗资巨大，国家和私人资本暂无力兴办，要“待平数十年”再兴建；发展升华为：由中国人管理，铁路经营管理的主权归中国。

铁路的兴建，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命脉。

由外国人兴建铁路，与中国社会体制不统一，因此不允许外国人染指中国铁路的兴建。

这时候，李鸿章与清政府中一部分视铁路如“洪水猛兽”、以后逐渐形成为顽固派的文武大臣，在酝酿兴建铁路与抵制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问题上，分歧日益趋于增大和公开化。

各自的立场观点已经初露端倪。

1877年，李鸿章在回郭嵩焘函中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

自同治十三年（1874）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

”“其时文相目笑存之。

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

”“是年冬底赴京，叩竭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

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

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 卷，第22，23，20—27，29页。

）通过这个时期，李鸿章与丁宝桢、郭嵩焘的通信函稿，已经很明显地表露出他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做为晚清政府中一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幕僚，从学习和吸纳西方诸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角度看，首先他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接受，同时说明他对在我国酝酿兴建铁路，铁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国防军事诸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落后就要挨打，必须早图变革等，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又一个升华，并开始发生质的认识上的飞跃，标志着对铁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极力主张兴建铁路的领衔或曰代表人物，同时为他在此后不久成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积极倡办洋务民用工业，奠定了物质思想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李鸿章主导思想仍然没有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思想跳出来。

他仍然是以维护支撑已经破碎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支撑将要倾塌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为己任。

所以，这个时期李鸿章的思想中，交织着代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东西，共同存在同一体内，呈现为一个在自身中相互作用的矛盾体。

在中国是否兴建铁路，李鸿章与大多数清政府中的官员们持有不同的认识。

综合归纳李鸿章自1863年拒绝上海27家洋行提出在中国兴建铁路，赎回吴淞铁路自办，到1876年前后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兴建铁路的思想演变发展过程，有如下特点：第一，李鸿章在开始阶段，由于其自身对铁路一无所知，更不知是何物，加上盲目的排外心理，因此采取了极其错误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坚拒西方资本主义诸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要求。

我不能建铁路，你更不能建铁路。

如果你找第三者游说调解充当中介人，我还要对他们追究。

这种极其封闭的思想，等于完全拒绝在中国大地上以任何形式接受兴建铁路，将现代的物质文明拒之国门以外。

第二，李鸿章虽然尚不能从本质上认清西方列强极欲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兴建铁路所包藏的祸心——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扩大掠夺中国的丰富的资源宝藏，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加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

但是李鸿章的思想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味地顽固地反对在中国兴建铁路。

他坚决反对的是洋人独自在中国兴建铁路。

他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

（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

）这至少说明他既担心忧虑由于铁路的兴建，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流入列强的腰包，希冀全部收入归入清政府；又表明他与清政府中一味顽固坚持反对兴建铁路的官员们，在开始酝酿阶段，出发点就有所不同，已经潜伏着发生分歧和争论的思想基础。

第三、李鸿章已经认识到铁路与国家富强之间的经济关系，认识到铁路在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大部分同僚，对铁路的极其错误的认识和极其错误的主张。

但是他仍然力陈“铁路必应仿设”，“极陈铁路利益”。

主张“早图变计”，“逐渐仿行”。

否则“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

）中国将继续遭受西方列强的掠夺、蹂躏和践踏。

他的上述关于兴建铁路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讲无疑问地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

但是他不可能从本质和根本性上认识兴建铁路，如果不彻底改变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革旧除尘布新，不彻底改变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铁路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李鸿章是中国最早主张兴建铁路的人，是当时我国清政府中最早对兴建铁路提出自己思想认识的人之一，是最早主张兴建铁路的发韧者之一。

第四、李鸿章拒绝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同时酝酿并且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十分注意学习观察西方的铁路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和发展。

通过这个时期他的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已经对兴建铁路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之中。

他认为铁路工程巨大浩繁，投资耗费巨大，但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同样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统治、政治军事利害关系极大，因此铁路工程非一般商人的资金财力所能为之。

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贿，上下左右相欺，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馕中羞涩，无心也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将兴建铁路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