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琪伟：与红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红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琪伟
1、泥塑
泥塑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造像、动物造型、花卉装饰、器物为主，在我国流传极其广泛。

陇南境内有泥塑艺术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如礼县高寺头出土的“原始社会少女头像”以精湛的塑造手法和洗练的人物表现被写入中国美术史，各县博物馆也藏有一些烧制的精美动物造型泥塑，特别是遍布全市各个庙宇中庄严肃穆的帝王造像、慈悲友善的菩萨形象、刚烈威武的武将、婀娜动人的仕女更是数不胜数。

如今除了成县抛沙镇竹篮寨泥玩具制作工艺入选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外、礼县红河乡、徽县泥阳镇的民间泥塑也备受世人关注，是陇南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红河民间泥塑多取材于神话传说、传统戏剧、古典小说，侧重于人物彩塑。

泥塑内部先用木棍固定框架，再施以草泥，然后用有粘性的黄赫色泥土（当地叫坂坂土）经搅拌、发酵作原料捏塑，最后再施以胶泥和颜料而成。

在泥塑过程中先塑造人物大的形体动态，再刻画五官、衣纹，表现质感。

在绘色上采取工笔画手法，用勾描、渲染、烘托的表现技巧，达到苍劲、秀丽、典雅、艳美的目的，其用色大胆、夸张，多施以对比强烈、纯度高的颜色，表达雅而不俗、丽而不华、素而不旧的效果，能使光色合一，接近真实的人物。

红河泥塑的民间艺术多是农民，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家族传承或师傅传教是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学艺之道，因此他们的作品在造型、比例、色彩上有别于院校派，也和其它地方的泥塑在制作手法、工艺流程上有别，在透视关系上虽然传承了中国画的一些散点透视的表现手法，塑造人物或庄重秀丽或夸张诙谐，但有些人物比例也并不严格遵循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所言的“站七、坐五、盘三半，一个巴掌半个脸”之说，在细节的表现上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和塑造人物内心世界。

红河泥塑作品已遍布山西、陕西及甘肃部分地区，被人们啧啧称道。

徽县泥阳民间泥塑也独具特色。

泥阳之名传说因洪水挟泥沙淤积河谷川坝，造成渍泥殃演变雅化而来，其独特的泥土质地为泥塑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优良条件。

当地的彩绘泥塑工艺品，旧时称“耍货”，其代表作品有“胖娃、鸡咕咕、黑狗哨”等。

徽县泥阳泥塑与陕西风翔泥塑同出一脉，民俗学者考证认为，其彩绘纹饰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有相同之处，而以花鸟鱼虫、祥鸟瑞兽为主的创意造型，是中国古代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遗存，反映出了图腾时代的文化特点。

泥阳泥塑的制作以当地黄土调和成泥作胚料，经创作毛稿制模、翻胚、粘合成型，再精抛、彩绘、出线、上光等数十道工序精制而成，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可爱的造型，大红大绿的色彩，酣畅淋漓的线条，浪漫神奇的纹饰以及粗犷夸张、简练概括的原始美而深受群众喜爱。

在老百姓眼里，它是镇宅避邪、赐福降祥、保家太平、增福送喜的吉祥物。

另外，泥阳泥塑神佛像形象逼真，工艺细腻，千姿百态，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二、高台社火
高台表演作为民间社火的一种。

它最早来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由人装扮成神，先在庙内表演，然后走村串街供人观赏。

由于在本来就不宽敞的街巷里游走时站立于后面的人群难以观看，有人提出把神的扮演者设法固定在木板上抬起，
既增加了表演的主动性，也方便了观众欣赏，由此产生了高台。

我国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江西、云南、广东的一些地方都有这种民间艺术，其表现形式虽各有千秋，但大同小异。

陇南各县（区）都有规格不同的高台社火，其中礼县红河乡、永兴乡，徽县泥阳镇，成县北泉乡，文县城关镇的高台表演久负盛名。

高台社火被民间誉为是一种集戏剧、绘画、雕塑、铁木工艺和装饰工艺于一体的“空中立体艺术”，其制作工艺精细，程序复杂。

一架高台实际动手制作时也必须要经过三道程序：一是根据艺人的设计先将钢筋通过弯曲、焊接，绑上木板棍棒，准备好支架。

二是用木、草、泥、绳、布等材料，经扎、画、塑、刻等环节巧妙裱糊成需要的龙、蛇、鸟、鱼等动物或云、树、石等景物道具。

三是选择六至十岁左右的儿童装扮各种人物角色，分层次设座于上，再用服装道具巧妙掩饰，整个工序才圆满完成。

高台制作属于一项集体创作，艺人们要把握力学原理，处理好重心，使其上轻下重，不能左右摇摆甚至倾倒，而这些只能凭艺人的经验来处理，容不得半点马虎。

陇南妆扮的高台首先涉及题材广泛，表现形式繁多，并形成了固定的表现题材，要么表现中国神话故事，要么表现我国古典名著，都是用来传送喜庆和祝福的，其次造型美观，设计奇巧，每一架高台能使扮演高台的小孩好像站在云、树、龙、蛇、兽、鱼、鸟之上，或坐卧于宫、院、器物之中，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既有戏曲的风姿、舞蹈的韵味、杂技的绝招、武术的架式、美术的意境、雕塑的形态、工艺的技巧，也能虚实相生，真假混同，有处处见设计，但处处又不留痕迹的艺术境界。

三、抢快
抢快是流传于礼县红河流域的一种与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民间习俗。

每年大年三十吃过晚饭后，当地村子里的小孩们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奔向各家铺面门店前，齐声高喊：“快！快！快！扬（yàng，在当地是分撒、散发的意思）出来”，主人则拿出核桃、枣子、糖果、钱币等分发给孩子，并相互祝福。

孩子们祝愿“老板”日进斗金，快点发财，“老板”祝愿孩子们好好学习，快点长大成人，整个过程结束后小孩子们才各自回家开始“守岁”。

探寻抢快的俗源与早期秦人在西汉水流域肇始的历史相关。

回顾商业发展的历史，商业最初起源于人们的物品交换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发展而形成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

我国的商业萌芽于五帝末期，形成于殷商初期，周朝后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人们基于传统观念普遍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和农耕兼营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与商贸活动没有关联。

但随着学者对秦人早期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人提出秦文化鲜明的开放性特质和浓厚的功利性色彩应该与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从当年秦人首领占据西垂之地立邑兴邦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陇西郡西县，西垂故地一直是秦国用心经营的祖宗寝地和后方军备供给基地。

这里与川、陕交界，向东地连关中、西秦岭和汉中盆地，往西通青海、新疆，直至中亚，南下可入成都平原，北上能进河套与蒙古高原，是商业发展不可多得的交通要冲。

驻扎于西垂的大骆一族秦人始终与同祖的季胜、孟增族（其后造父为赵之祖，居赵城，今山西霍州市洪洞县赵城镇西南）保持联系，形成自西部连通中原族群的贸易通道，交换物品涉及马匹、食盐、玉石、粮食、铜铁等金属器具，商贸活动是这一族秦人不可或缺的谋生图强方式。

商业活动是一项趋利的行为，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与社会主流群体重农抑商的氛围和重义轻利的道德要求不融。

商贸活动的从业者便把从事买卖过程中赚得的“钱财”主动拿出一部分选择合适的时机象征性地予以“返还”，这就是民间
出现的抢快习俗，“快”字实质上是“款”字的谐音，意思时我把一年赚来的钱财最终还要分一些给大家，咱们就和睦相处吧。

透过时至今日当地经商者和小孩子们仍然乐此不疲的“抢快”习俗，我们不难看出当年秦人的聪明才智，这也是秦文化浸透功利主义因素的有力证明。

四、迎喜神
迎喜神也是秦人遗留的一种集感恩与祈福于一体的民俗活动。

在西汉水上游的礼县红河流域的周边村庄，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十点，各家各户先将自家经过精心“打扮”（牛羊角上扎绑彩色纸花，骡马套戴辔头，搭匹鞍鞯）的牲口集聚到村头，再根据当天的干支五行，用奇门遁甲推算出喜神所在的方位，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焚香敬神，年轻人敲锣打鼓、放花鸣炮将所有牲畜沿喜神的方向送出村子，然后绕到河（泉）边饮水，整个过程人欢马叫，充满乡下人过年时特有的诗情画意。

探寻这一牲畜唱主角的民俗渊源也与赢秦族重祭祀，信鬼神的神秘主义文化传统密切有关。

秦人作为东夷部族（生活在今天山东一带）少昊苗裔，其中有一支以中潏为首领的秦人在周初就已迁居于西垂之地。

其后人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皆居与此，从“附庸”到“大夫”，再到“西垂大夫”，最后成“诸侯国”，统辖区域也逐步扩展到渭河流域的甘谷、清水、张家川一带。

礼县西汉水流域是秦人的“老家”和秦文化的“产房”。

我国一些知名的秦史研究专家分析，早期秦人以西垂为大本营能在与西戎、犬戎的环峙中由弱到强迅速崛起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秦人有畜马善御的部族传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祖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其后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因“马大息藩”，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号称“秦赢”。

而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草场广阔，特别是盐官一带水中含有盐分，是非常理想的繁畜之地，秦人的“独特本领”与这里的资源优势得到绝佳配置，那些经过悉心驯养的精良马匹成为他们在战场上杀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二是秦人重视以牛马为主的畜力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人发家自始至终得益于好马善畜，因而他们每到过年时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迎喜神活动，一则焚香祷告神灵庇佑牲畜远离瘟灾疾病，兴旺发达，再则也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牲畜一年来的艰辛付出，善待它们。

这种秦先民对生活进行感恩和祈福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当地人过年时举行的一种重要民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