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的制度分析
民主政治和“仇和式”官员
民主政治和“仇和式”官员
近日，《南方都市报》对“仇和施政”及由此带来的效应，进行了报道和讨论。
仇和的所作所为，不能说不是出于公心。
譬如招商是为了发展其治内经济，拿下打盹副局长是为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从宿迁到昆明，仇和一系列的“铁腕”施政，从理论上讲，似乎不存“私心”，否则这条“血路”，仇和是断断杀不出来的。
然而，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都得讲点起码的规则：老师的规矩就是教书，叫他去招商就离了谱。
打盹副局长、招商不成的部门头头属于公务员，对公务员如何任用、奖惩，有国家《公务员法》说了算，对未犯法的公务员擅自拿下，叫以权废法。
仇和现象说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土壤，给仇和式的官员赋予了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和权威。
对内可以将权力无限延伸，舆论、民意根本无可敌之力。
从全球来看，经济发达繁荣的国家，恰恰是吏治极其人性化的国家。
说句难听的话，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铁腕式官员根本不存在。
中央早就提出，要坚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国家政策的正确性、稳定性、延续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只有靠推行民主政治建设，也只有把民主政治体制真正在中国建立起来，才能告别铁腕式的人治官员。
关于“仇和现象”的思考(锋修改稿)
关于“仇和现象”的思考所谓“仇和现象”，就是仇和在宿迁和昆明两任市委书记期间，因高调而强势推行全员招商引资、强制拆迁、教改医改市场化、铁腕改造城中村、高调治理污染、公布领导电话、撤换打瞌睡下属等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而一再引发的舆论关注和巨大争议。
媒体和社会大众对仇和个性化施政方式的评价褒贬不一，抛开对“仇和现象”的争论，结合日常工作，我认为仇和身上有“四种精神”值得学习：一是勇于开拓创新，解放思想不停步的精神。
仇和以“勇做改革的探索者、创新的引路人，想他人所不曾想，谋他人所不曾谋，为他人所不曾为”的开拓创新精神，引领了宿迁和昆明的思想大解放和大发展。
在仇和身上，充分体现了勇于开拓创新，解放思想不停步的时代精神。
学习研究“仇和现象”，我认为就是要学习其不为传统模式所制约、不为常规眼光所局限、不为既得利益所羁绊，敢趟改革的“深水区”、敢啃改革的“硬骨头”，敢碰改革的关键点的胆识魄力，以解放的思想、超前的观念、创新的思路，创造性地推进自己分管的工作，自觉做改革创新的带头人。
二是敢于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不松懈的精神。
仇和曾用半年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曾在三天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曾在两周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在昆明他又推行了“五办法”作风和5个倒逼拷问“一把手”措施，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落实。
在仇和身上，充分体现了敢于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不松懈的实干精神。
学习研究“仇和现象”，我认为就是要学习其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困难所绊、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标不罢休，不获全胜不收兵的工作韧劲，勇于直面现实，正视困难，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一往无前，为开拓工作新局面敢于担当，百折不挠。
三是善于博学多识，因地制宜不盲从的精神。
仇和喜欢博览群书，仅萨米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就看了7个版本，《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政府的革命》更是他的至爱，这些造就了他超人胆识和远见卓识。
仇和式治理伦理正当性分析
“仇和式治理”行政伦理正当性初探中科大MPA作业一、仇和施政经历被称为“缺点明显的英雄”、“令评论者左右为难”的仇和，是新闻界和学术界关注中国转型时期改革方向的一个符号和象征。
目前已官至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其标签式的治理模式应当说是其在宿迁任职时形成的。
2007年12月19日，江苏省宿迁市时任市委书记张新实率队专程赶来南京欢送仇和时说道：“仇和在宿迁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和永久的烙印”。
在江苏省沭阳县许多人眼里，“仇书记”这3个字则带有一点神话的色彩，很多沭阳的百姓在其它地区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时总是说：“要是换了我们仇书记，早治理好了。
”1997年以前，沭阳县经济排江苏省倒数第一，工商业普遍停产和半停产、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化水平极低，违章建筑多、大垃圾堆多，5条淤积多年的臭水河……1996年12月，从美国学习归来的仇和赴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并兼任沭阳县委书记，他表示：“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仇和到沭阳任职后，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在整治环境和交通方面，仇和让全县5000多名干部都当一周清洁工，对全县范围内的各种公路进行了改造；2、在社会治安的治理方面，仇和在全县一次政法系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
”随后免去公安局长姜正成的职务，又突然宣布38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安全和文明程度；3、在反腐工作方面，1997年一年沭阳就逮捕、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还包括2名副书记、3名副县长和1名政协主席；4、在经济改革方面，全面推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规定县、乡两级不许再办纯国有、纯集体项目。
从1997年初开始，仇和将所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及手机号码向社会公布，并承诺24小时开机，还在县政府门前设立“县委书记和县长信箱”，敞开接受群众来信来访，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而通过交办、催办、督办来解决各种矛盾。
仇和沭阳反腐案例分析报告
仇和沭阳反腐案例分析报告一案例问题识别仇和初临沭阳的形势：一政治背景：卖官鬻爵盛行，导致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各种矛盾累积到使行政濒于瘫痪的状态，病入膏肓。
二经济背景：1、整个工商企业资不抵债普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2、财政状况入不敷出，历年累积财政赤字，连县委、县政府的办公经费也无法保证。
三民生背景：1、乡村非法宗教组织活动猖獗。
少数行政村甚至被一些非法宗教组织、封建宗族势力所控制。
2、人心的绝望。
1994年底，沭阳县被宣布“脱贫，是“注水”之后的“数字脱贫”，民众对政府已无信心。
3、干群关系严重恶化。
官员腐败，滥用司法，压迫百姓。
黑恶势力猖獗，甚至警匪一家。
迫使仇和进行反腐活动的因素：一公安腐败：1、“警匪一家”，公安局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
2、“台上台下两个公安”，台上是人民公安，台下是“流氓公安。
二卖官成风：1、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
2、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
3、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的现状。
二案例问题分析反腐活动的困难性与复杂性：1、沭阳反腐既是以反腐为契机的领导机构的改革与清理，也是解决当地领导机构盘根错节矛盾的切入点与关键点。
2、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与反对。
官官相护，甚至拉帮结派，导致一方面反腐工作难以开展，一方面反腐工作的机密性难以保护。
3、腐败涉及的官员人数多，范围广。
一旦一网打尽，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正常运转。
4、得不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长期以来腐败的社会风气已让民众失去信心，特别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刚上任反腐倡廉、不久后后卖官鬻爵的教训，使民众不敢再相信政府。
涉及的公共管理知识1、廉洁管理，腐败的危害性及其控制方法2、公共部门改革相关知识3、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知识三解决方案建议仇和采取的措施与策略1、理政先治吏，治安先治警。
整顿公安，铲除公安局长，重整治安，借此获得民心。
2、由纪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专案组。
联合小组单线联络只对纪检委书记负责，并且联合小组在统一的时间和地点办公，调查秘密进行。
解读仇和现象
解读仇和现象解读仇和现象一、仇和的领导方式、领导特点如何？答：(1) 以领导者对权力运用的方式为标准，领导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独裁式的领导，放任式的领导和民主式的领导。
以领导者的工作作风与行为态度为标准，领导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形式：以人员为中心的领导和以工作为中心的领导。
（2）我个人认为仇和的领导方式还是以民主式为主，再以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制度支持的基础上结合独裁式领导方式。
常言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代领导力理论大师保罗〃赫塞及其弟子也认为，领导方式不光要因人而异，还要因需而变，领导者首先要发现地区的共性，然后再根据被领导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的领导方式和行为。
仇和同志正是这种“情境领导”模型。
在他的执政过程中正是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改革的成功。
在民主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的人格魅力、学识与经验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当地改革发展的新制度,特别是材料中他的秘书提到的一点“他博览群书，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就看了7个版本，《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政府的革命》更是他的至爱”,说明他的许多决策都是有理论基础的。
我国处与改革发展初期也正需要这样多元化管理模式（3）仇和的领导特点：1机关的决策制定由大家共同参与决定，领导者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起指导、统一、最后决策作用：他每做一项决策前，都是经过调查研究、经验借鉴、专家指导、吸收民意、舆论沟通、最后由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最终形成地方法规政策的民主决策施政的模式。
2他在领导过程中与人民群众、部署充分合作，水乳交融，没有距离感，发现过失是则先自我检讨，任何再去寻求造成过错的原因。
仇和刚到昆明上任是，就请新闻单位将有关昆明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报道提供给他。
他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
”他利用新年新闻媒体茶话会，请求各新闻媒体为昆明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这次茶话会上，本报记者将公开发表过的一篇批评报道当面交给仇和，他当即表示对法制日报的舆论监督表示感谢，不久就作出了批示。
论仇和新政
论仇和新政针对现在社会上的舆论热点“仇和新政”，有的人说“仇和新政”是法西斯资本主义，并且仇和在执政过程中不重视民主，“仇和新政”扭曲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但同时仇和也赢得了不少的掌声和支持，他们认为仇和是一个务实，作风果敢，敢作敢为，一心搞发展极具个性的领导。
他在昆明市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公布昆明市所有政党领导人员的联系方式，勒令在开会期间打瞌睡的副局长迅速辞职，让媒体直播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等等都将仇和的为官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他为昆明老百姓所做的一切则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的心声：“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走完的全部路程。
仇和通过媒体直播了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全过程。
一方面，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政府工作的全公开和全透明性，有效避免了政府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缺省和信息的不全面性；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市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政府官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及如何开展工作的全过程；再者，这种形式不仅对政府官员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并且，老百姓在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后，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大大增强。
所以，无论从新政的改革内容还是从新政起到的效果来看，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乃至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而这只是仇和在昆明走出的第一步而已。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仇和在一次进行改革。
他用报纸的四个整版公布了昆明市各政党领导人员的联系方式和分工情况（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
无疑，这又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有相当多的市民拨通电话反映自己的问题，提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建议，市民纷纷有序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无疑又一次高涨。
如果说仇和公布政党领导人的联系方式，市民有事直接找领导，这样破坏了原有的公民参加政事的制度，难道说那些令愿搁着老百姓的问题不闻不问，放着问题不去解决也要“坚守制度”，“决不越雷池半步”的官员就是能臣干将？况且，仇和也没有做出什么违反法律的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老百姓，难道这都有错？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官员我们怎么忍心拒绝？如果说仇和公布政党领导人的联系方式，人们有事直接找领导，媒体直播政府会议全过程将“民主”一词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他所定位的领导人的形象及他对领导的要求则将“严谨“一词刻画得入木三分。
仇和现象的制度分析
仇和现象的制度分析２月５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中国一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事迹。
八年来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说他是青天……什么是精英？常识的答案是，在某个领域德高望重的人。
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是不受人影响但能够去影响他人的人。
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可以认为，仇和就是精英。
就是这样一个精英，依靠其超常的影响力，也就是当前中国官场所说的政治优势，在江苏省主政沭阳县4年零20天，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个人也因此而加官晋爵，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
对这一现象，人们各有各的见解。
对此，制度学者关心的是，仇和现象发生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在制度学者看来，仇和之所以成为江苏沭阳的权力精英，能够取得几乎是为所欲为的行动空间，来推行其新政，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他在这一体制中的治术是密切相关的：他作为县委书记，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安排之内，几乎可以说具有实质性的权力。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掌握着全县的财政大权，人事大权，任何具体事项的决策权力。
他对下属拥有人事任免，甚至工资增减的无限权力。
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技巧，争取民心。
而他是上级党委常委成员的特殊身份，以及振兴贫困县的沉重使命，更使得他能够抵制各种上告的压力，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显然，这是一个地道的专制统治者。
这样一个专制统治者，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无疑会对个人的权利构成极大的挑战。
对此，仇和的理由是，中国要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
为了政治优势，必定要牺牲个人权利。
这样一个专制统治者，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无疑会对协商政治构成极大的挑战。
仇和所作的很多事情，都面临着多方面的反对。
但最后他都顶住了压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顶住这些压力，仇和的特殊身份以及特有的政治技巧，和大致不出问题的良好的施政结果，都使得其能够成为不受别人影响但影响别人的精英。
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应该说都有类似的制度空间。
“仇和现象” ---能人腐败问题分析
“仇和现象” ---能人腐败问题分析读罢《法学》2006年第11期郭延军的《地方“一把手”应认真看待公民宪法权利——评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的起落》一文，心中不禁引起共鸣，深感“一把手”对于地方法治与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性。
可时隔不久，笔者又看到类似问题的探讨，但观点与立场却与郭延军的文章大相径庭。
2007年1月7日的《法制日报》用了整整两个版面（第7版、第8版）专题探讨了一个人物、一个现象，那就是“仇和”和“仇和现象”。
一份全国级别最高的法制类报纸用如此大的篇幅探讨这么一个问题，足见该报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两个版面的文字总体上还是肯定“仇和现象”的，例如：第7版的大标题是“‘仇和现象’启示录”，三个子标题分别是：“由‘潜’到‘显’仇和成为政绩规则标本”，“铁腕，执政者能力建设的生动诠释”，“异乎寻常的决策能力”；第8版的大标题是“仇和：在法律与政策之间舞蹈”，三个子标题分别是：“他是‘仇’吉诃德吗？”，“善于把握政策的红线”，“不从根本上突破法律底线”。
尤其是将仇和描述为“善于在政策与法律间长舒广袖、翩跹舞蹈的行家”的主题语更是让人难以接受。
笔者认为，根据该报所列举的八个事例，仇和的许多行为明显违法，而不是所谓的在法律与政策之间舞蹈的行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做些分析。
1．关于“勒令5000干部做‘清洁工’”一事。
仇和上任沭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
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
于是，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有其法定职责范围，如果说仇和通过沭阳县党委发出为全县环境卫生学雷锋做好事的号召，那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靠个人命令去让5000多名干部搞清洁，则超出了县委书记的权限，县委书记无权强迫所属下级干部从事体力劳动，公务员也没有去当“清洁工”的义务，这不属于公务员的法定职责范围。
其实，这只不过反映出仇和的家长式的管理作风而已，完全不符合法治原则对公权力的基本要求，即权力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浅评仇和新政
浅评仇和新政浅评“仇和新政”说实话作为一名身处象牙塔的学生，我对仇和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次要写文章，上网搜索了一下仇和，坦白讲我很佩服这个铁腕书记。
仇和作为当代改革的标杆式人物，可以说是颇受争议，感觉更像一个政治明星。
喜欢他的人希望通过他改变当今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喜欢他的人觉着过于激进，甚至有点忽视人权。
仇和江苏滨海人，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参加工作。
现为中共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
“仇和新政”指仇和主政宿迁和昆明时的一系列超常规改革。
仇和曾经说：“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走完的路程，就必须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仇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之一，他从政以来，多次施行和发布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政治举措和命令。
有人认为他为了政绩不顾人权，也有人认为他做事铁血果断，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被舆论称做“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
从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市长，十年时间，仇和以超常规手段，开创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六个第一：第一个实行干部公推公选制度；第一个推行乡镇乡党委书记直选制度；第一个实施小城镇改造；第一个推出“限桌令”约束“人情消费”；第一个动员全民招商；第一个把医院、学校进行民营化改造。
当然这些“第一”和仇和的铁腕新政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仇和颇受争议的原因。
在当代主张人权的大背景下，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已维护人民权益为己任，然而仇和为推进改革却采取激进措施。
如主政沐阳时，强制拆迁和强行划扣干部教师工资和强令农民出工的方式筹资修路。
仇和只重视改革的结果不考虑过程，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决定就应当执行。
他认为如果给老百姓(刁民)讲道理，讲不通，等到老百姓接受了政策建议，机会已经错过了。
仇和在做行政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启动公民参与协商系统，就是他认为对的，就利用职权强制实施。
这种改革是典型的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结果和过程哪个更重要，我们说了不算，得沐阳人民说了算。
沐阳人，8岁以上的，无论是目不识丁的老人还是刚上幼稚园的孩童，都知道仇和这个名字，都感谢这个人。
对仇和及仇和治理方式的认识
一：仇和是怎样的官员仇和可谓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可能是中国当代名气最响的市委书记。
他在主政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使他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47岁的仇和9年来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改革。
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说实在话，笔者十分赞赏和佩服仇和为官做事的风格与品格。
而目前中国政坛上最缺乏的就是仇和这样立场坚定、个性鲜明、工作有魄力、雷厉风行、敢抓敢管、毫不留情、一心为民的官员。
仇和在江苏宿迁任市委书记期间，就以“铁腕”、“酷吏”、“恶人”等遭致许多非议，尤其某些“公仆”谈“仇”色变，甚至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然而，在仇和的带领下，宿迁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宿迁人民非常喜欢他这样的官员。
后来，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无不彰显中央也是认可他的！二：如何看待仇和的治理方式仇和能够顺利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或许足以说明，宿迁的发展、仇和主持的宿迁改革探索等已经被认可，在这同时，他所主张的“压缩饼干式”超常规发展模式，当然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认可或部分认可。
然而，如果过于承认仇和的“个性”、勇气或铁腕在宿迁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则无疑已经游离在“人治”的边缘，用现代政治文明的习惯性概念判断，这当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当前，一提到“治理”，人们就泛泛地强调“法治”，而将“人治”视作了洪水猛兽。
这或许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制度都需要有人去推行去贯彻，在一些基础差、积弊较多的地方，更需要有真正的智者去创新和完善制度。
在这方面，或许仇和的理解是对的，他认为从“人治”到“法治”有着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治－人制－法制－法治。
人治的经验要上升为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法定程序固定下来就能达到法治。
的确，大量不可知、不确定或不可控的因素必然存在，使无论有怎样完善的法律，治理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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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现象的制度分析毛寿龙２月５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中国一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事迹。
八年来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说他是青天……什么是精英？常识的答案是，在某个领域德高望重的人。
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是不受人影响但能够去影响他人的人。
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可以认为，仇和就是精英。
就是这样一个精英，依靠其超常的影响力，也就是当前中国官场所说的政治优势，在江苏省主政沭阳县4年零20天，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个人也因此而加官晋爵，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
对这一现象，人们各有各的见解。
对此，制度学者关心的是，仇和现象发生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在制度学者看来，仇和之所以成为江苏沭阳的权力精英，能够取得几乎是为所欲为的行动空间，来推行其新政，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他在这一体制中的治术是密切相关的：他作为县委书记，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安排之内，几乎可以说具有实质性的权力。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掌握着全县的财政大权，人事大权，任何具体事项的决策权力。
他对下属拥有人事任免，甚至工资增减的无限权力。
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技巧，争取民心。
而他是上级党委常委成员的特殊身份，以及振兴贫困县的沉重使命，更使得他能够抵制各种上告的压力，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显然，这是一个地道的专制统治者。
这样一个专制统治者，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无疑会对个人的权利构成极大的挑战。
对此，仇和的理由是，中国要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
为了政治优势，必定要牺牲个人权利。
这样一个专制统治者，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无疑会对协商政治构成极大的挑战。
仇和所作的很多事情，都面临着多方面的反对。
但最后他都顶住了压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顶住这些压力，仇和的特殊身份以及特有的政治技巧，和大致不出问题的良好的施政结果，都使得其能够成为不受别人影响但影响别人的精英。
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应该说都有类似的制度空间。
中国几千年来的无数个知县，应该说曾经有过这样的制度空间，使得他们拥有无比的政治优势，能够调动整个县的人力、财力和各种各样的资源，为其个人的施政目标服务。
他们也可以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侵犯穷人的权利，甚至是草菅人命。
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官员，都有着类似的专制统治者。
但不幸的是，这些地方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没有很快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更没有过上自由富足体面的生活。
与这些不幸的人们相比，沭阳人民是幸福的。
因为仇和具有极强的经济发展意识，而且发展战略经营有方。
他主政沭阳4年零20天，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7倍、财政收入增长2.25倍，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分别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长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
这些政绩说明，仇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在现行的体制内，把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展到极致，把自己的施政目标能够轻易实施。
他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成功地发展了地方的经济。
当然，还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公共管理者，在他的铁腕治理下，用很少的财政资金，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把沭阳县变得清洁、安全。
也在他的领导下，使得沭阳县的吏治有了根本的改变，一改过去卖官鬻爵的风气。
显然，这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能人。
有这样的好人和能人，是一个社会的福气。
人们肯定会这样说，如果中国有更多的这样的能人，多好。
也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人亡政息”。
发展，难以持续，难以实现累积性的发展，是其最大的问题。
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沭阳奇迹，能够持续多久。
要让人们打消这个怀疑，制度学者的看法是，要建设支持发展的制度。
制度学者认为，要实现持续的发展，人力资源是重要的，而精英人才尤其宝贵，有了宝贵的人才，就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但为了让更多的精英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还不会具有争议，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
比如，民主的政治制度支持政治家，给政治家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让政治家的施政方略充分反映民众的需求，并获得民众的广泛配合。
市场经济的制度给众多的企业家提供广阔的作为空间，使其充分发挥经营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有效地公共服务制度能够给公民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让公民能够过上自由、富足和体面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
当然，制度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精英积极努力的结果。
中国需要这样的制度建设者。
在这个方面，仇和显然是努力不够，或者说基本没有什么作为。
社评关注“仇和现象”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
当然，制度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精英积极努力的结果。
２月５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中国一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事迹。
八年来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说他是青天……什么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是能够去强烈影响他人的人，仇和就是这样的精英。
他依靠其超常的影响力，也就是当前所说的政治优势，主政江苏省沭阳县４年零２０天，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个人也因此升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
对这一现象，人们各有各的见解。
我们关心的是，仇和现象发生的制度原因是什么？在制度学看来，仇和之所以成为江苏沭阳的权力精英，能够得心应手地推行其新政，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他在这一体制中的治术密切相关：他作为县委书记，无疑具有实质性的权力。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掌握着全县的财政大权、人事大权乃至任何具体事项的决策权力。
他对下属拥有人事任免，甚至工资增减的权力。
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技巧争取民心。
而他是上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特殊身份，以及振兴贫困县的沉重使命，更使得他能够抵制各种上告的压力，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仇和具有极强的经济发展意识，而且发展战略经营有方，取得了骄人的政绩。
这些政绩说明，仇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在现行的体制内把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展到极致，使自己的施政目标能够实现。
他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成功地发展了地方的经济。
他更是一个成功的公共管理者，在他的铁腕治理下，用很少的财政资金，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把沭阳县变得清洁、安全。
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沭阳县的吏治有了根本的改观。
焉”，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人亡政息”。
发展，难以持续，难以累积，是最大的问题。
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沭阳奇迹能够持续多久。
要让人们打消这个怀疑，制度学的看法是，要建设支持发展的制度。
要实现持续的发展，人力资源是重要的，而精英人才尤其宝贵，有了宝贵的人才，就可以有更大的发展。
但为了让更多的精英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还不会具有争议，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
比如，民主的政治制度支持政治家，给政治家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让政治家的施政方略充分反映民众的需求，并获得民众的广泛配合。
市场经济的制度给众多的企业家提供广阔的作为空间，使其充分发挥经营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能够给公民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让公民能够过上自由、富足和体面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
当然，制度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精英积极努力的结果。
中国需要这样的制度建设者。
在这个方面，仇和有所成就（如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实验），但还不够。
2月5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中国一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事迹。
八年来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说他是青天……仇和依靠其超常的影响力，也就是所说的政治优势，在江苏省主政沭阳县4年零20天，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个人也因此升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
对这一现象，人们各有各的见解。
我们关心的是，“仇和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制度学看来，仇和之所以在江苏沭阳能够得心应手地推行其想法，与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他在这一体制中的治道密切相关：他作为县委书记，在当前政治体制的制度安排之内，无疑具有实质性的权力。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着全县的决策权力。
他对下属拥有人事任免，甚至工资增减的权力。
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争取民心。
而他以上级党委常委成员的特殊身份，以及振兴贫困县的沉重使命，更使得他能够抵挡各种压力，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应该说都有类似的制度空间。
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优势，能够调动整个县的人力、财力和各种各样的资源，为其施政目标服务。
但不幸的是，这些地方并非都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过上自由富足体面的生活。
与这些不幸的人们相比，沭阳人民是幸福的。
因为仇和具有极强的经济发展意识，而且发展战略经营有方，取得了骄人的政绩。
这些政绩说明，仇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在现行的体制内把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展到极致，使自己的施政目标能够实现。
他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成功地发展了地方的经济。
他更是一个成功的公共管理者，在他的铁腕治理下，用很少的财政资金，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使得沭阳县的吏治有了根本的改观。
焉”，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人亡政息”。
在发展中，难以持续、难以累积是最大的问题。
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沭阳奇迹，能够持续多久。
要让人们打消这个怀疑，制度学的看法是，要建设支持发展的制度。
要实现持续的发展，人力资源是重要的，而优秀人才尤其宝贵，有了宝贵的人才，就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但为了让更多的领导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更多的领导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让更多的领导人才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还不会具有争议，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
比如，民主的政治制度支持政治家，给政治家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让政治家的施政方略充分反映民众的需求，并获得民众的广泛配合。
市场经济的制度给众多的企业家提供广阔的作为空间，使其充分发挥经营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能够给公民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让公民能够过上自由、富足和体面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