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工业化程度_外向型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湖北省干部在线学习专题考试答案
湖北省干部在线培训中心专题考试答案•1. 我国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根本目的是（B ）。
（单选 2 分）[A] 使我国经济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B] 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C] 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D]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分享新技术革命的成果•2. 建设项目管理机制要由政府、企业决策向（ D）转变。
（单选 2 分）[A] 公众决策[B] 政府、公众决策[C] 企业、公众决策[D]政府、企业、公众互动决策•3. 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化发展主要面临着（ C）的外部挑战。
（单选 2 分）[A] 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B] 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C] 产业转型升级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D]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4. 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多种多样，富于特色，该特色与其（ BCD）相关联。
（多选 2 分）[A] 人口数量[B] 地理区位[C] 人文历史[D]资源秉赋•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力图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主要说明（B ）。
（单选 2 分）[A] 经济全球化体现了“平等、公平、双赢”的宗旨[B] 发展中国家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C] 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占优势，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D]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使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6.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BD ），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多选 2 分）[A] 低成本优势逐步凸显[B] 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C] 在低端市场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具有优势[D]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7. 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基本完成，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C）。
（单选 2 分）[A] 工业占GDP的比重也将稳中趋升[B]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显著下降[C] 届时经济增长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将会提高[D]第一产业比重将有所提升•8. 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6%，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8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对策分析
收稿日期：2020-10-02作者简介：毛锦凰（1981-），男，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发展面向全球出口的制造业，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之一，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截至2019年，中国与120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合作，并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度进一步升级，世界贸易面临重大危机，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增加，国际产业循环受阻。
以美国、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产业回流”战略，不断增加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威胁。
此外，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释放国内经济发展潜力。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逆全球化思潮起伏、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积极主动应对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我国产业转移带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合理判断全球产业转移新趋势，对重新调整我国产业转移路径、促成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转移的内涵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复杂化形势的正确判断，顺应了国际国内形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产业转移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是促进要素循环、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
对双循环和产业转移内涵进行挖掘与深度分析，理清理论形成过程与现实逻辑，有利于我们增强理解，从而有效推进双循环战略落实。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以参与国际大循环为主的策略，[1]1987年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旨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吸引大批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我国沿海地区长期高速增长。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市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参与国际大循环迎来黄金时期。
亚洲金融危机
出口替代战略的概念出口替代战略又称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是外向型经济开展战略的产物。
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开展出口工业，逐步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开展，实现工业化的政策。
出口替代战略其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
该战略是根据国际比拟利益的原那么，通过扩大其有比拟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和推动本国经济的开展。
这种以出口鼓励作为经济动力的开展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其优点是比拟显著的。
以这种方式开展的国家，大都取得了实绩优良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事实成功地推翻了传统的工业开展只能通过进口替代来实施的观点。
出口替代战略的特征出口替代战略是指开展中国家通过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积累开展资金，开展经济的战略。
这是开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了一定程度后采取的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一般具有的经济特征是二元经济，即一局部是传统的、落后的经济，而另一局部却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特征。
它们以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与兴旺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开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从而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开展。
出口替代战略一般也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主要开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如食品、服装、纺织品、一般家电制造业等，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致力于开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机械电子、石化等行业。
此后，极少数开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着手建立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等高科技产业，力图在高科技产业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
[编辑]出口替代战略的措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①给出口企业提供减免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和出口保险等，目的在于降低出口本钱，开拓国外市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
试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含义
试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含义。
刘易斯模型的中心含义是：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引起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工业部门的扩张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就业需求量扩大，从而吸引剩余劳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
剩余劳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力转移后，农业部门中的劳动与土地的比率发生了变化，消除了过剩的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则得到了它为增加产出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力。
因此，对于不发达经济来说，通过建立和扩大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将不发达国家经济内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使之与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脱离，转而与现代工业部门中的资源相结合。
这样，当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吸纳尽净时，工业化将使收益递增取代收益递减趋势，整个经济就转变为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从而二元结构就转化为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结构。
可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实现这种转变，而这一转变对于经济发展又是最重要的。
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所有的剩余农业劳动被吸收到工业部门为止，由于农业部门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农业劳动对工业的工资变动并不完全具有弹性了，工业部门要想扩大生产，增雇工人，就必须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以提高实际工资吸引工人至工业部门就业，并且因为工业部门的增加以及实际工资趋于上涨，农业商业化也必然开始了。
刘易斯模型告诉我们，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取决于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的幅度。
资本积累的数量越大、速度越快，则边际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越大，从而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也就多，吸收速度也就越快。
刘易斯模型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并大体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2、试论我国城市化的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几经摇摆，其中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认识方面的问题没有理清和到位，如对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缺乏认识，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和城市文明了解不足。
2020年的中国 —— 宏观经济情景分析
世界银行中国研究论文系列（第九期）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高路易1/摘要本文勾勒了2010年到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情景。
通过增长核算我们认为，尽管资本深化仍将维持可观的规模，但随着今后劳动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未来10年潜在GDP的增长可能会有所放慢。
实际GDP与潜在GDP将大致保持同步增长，并延续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增长轨迹。
受到预期中结构调整的影响，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会触底，但到2015年这个比例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同时投资所占的比重会逐步下降。
鉴于世界经济的前景，尽管出口仍将具有不错的竞争力，但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2010年到2015年间将会出现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会对进口形成支持，同时贸易顺差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规模而言可能会有所缩小，但即使如此，外部盈余将会继续增加。
到2020 年，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即人均GDP）将和拉丁美洲、土耳其及马来西亚目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经购买力调整后，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以现行价格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追赶速度将取决于实际汇率升值的幅度。
国际经验表明，通常只有在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的情况下，实际汇率才会出现实质性升值。
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仍然很高，然而，展望未来，人口构成方面的变化可能会加速劳动力市场的趋紧。
为了反映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给出了以现行价格和市场汇率计算的两个情景分析，来研究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经济的追赶情况；分析显示按照这个计算方法，中国可能在2020年到2030年间的某个时间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关键词：中国预测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世界银行中国研究论文第9期，2010年6月1/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经济部，电子邮件：********************。
作者真诚感谢韩伟森（Ardo Hansson），赵敏和Ivailo Izvorski给本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202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202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点击查看更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温饱不足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化稳步推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共荣，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农业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
之后，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我国主要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配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工业积累。
197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业比重降至70.5。
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力迅速解放和发展，产业结构深刻调整。
20**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
20**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2、40.7、52.2;就业比重分别为26.1、27.6、46.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195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高达85.9，林、牧、渔业比重分别只有1.6、11.2、1.3。
日本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三农”问题和如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情况与我国类似，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经验。
本文从劳动力的流动角度分析日本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和二元转换的关系，以及如何顺利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日本成功的经验。
这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探讨的问题。
我国农业部门比重较大且落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关键。
目前我国处于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民收入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二元经济的国家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中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移向现代工业部门，形成一元经济。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
在对劳动力的配置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明显；农业劳动力比重越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不明显甚至完全消失。
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二元经济的转换。
其中日本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家庭经济与中国的农业国情极为相似。
日本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全国总人口约为1.2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46km2。
因而研究其工业化过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仍然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现实背景：二元经济结构与我国“三农”问题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传统“非资本主义部门”同时并存的经济现象。
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论文，在经济学界第一次对二元经济的内涵以及基本特征进行系统性的表述。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的异同分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的异同分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https://img.taocdn.com/s3/m/1ae8b81ac381e53a580216fc700abb68a982ad90.png)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的异同分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的异同分析自刘易斯1954年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共形成了四条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思路。
第一条是古典主义思路。
这条思路认为，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
刘易斯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两部门)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两部门之间存在关联效应：现代部门以低工资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现代部门将利润资本化并扩大部门规模——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不断吸纳，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最终促使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
第二条是新古典主义思路。
这条思路否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
尤根森(Jogenon)假定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强调工农业的紧密关系。
沿此思路，托达罗(Todaro)、梅因图什(McIntoh)、笛克斯特(Di某it)等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从城乡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
此后，库兹涅茨、钱纳里、卢卡斯将这条思路推向深入。
第三条是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思路。
这条思路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源在于城市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集聚经济，从而推动人口向城市集中。
城市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包括产业集聚、知识溢出、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
这些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人口及其聚集规模的扩大和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提升，工业品数量或者说工业化水平将得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也将随之得到发展。
第四条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思路。
这一思路研究了城市起源、城乡经济差别、最优城市结构层次与居民居住格局以及城乡间地价差别等问题。
高帆、秦占欣等则将这一视角推向深入：证明了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部门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
第一条和第二条思路的开创性贡献毋庸置疑，但古典主义思路却先验地假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新古典主义思路虽放弃了此假设，但却将市场完备假设直接应用于分析中，这些显然严重背离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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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工业化程度_外向型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摘要]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关。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从而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
本文最后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见解。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二元经济结构外向型工业化失衡效应加速效应〔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7-0069-07一、“刘易斯转折点”与“准刘易斯转折点”自2003年底以来，从珠江三角洲开始，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了常态，不仅技工短缺，普工同样短缺，而且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部门正好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电子、服装等加工制造业。
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2007年第四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偏紧，求人倍率为1.46（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即三个岗位只有两个求职者。
供需缺口较大的工种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制造工（求人倍率为3.87）、裁剪缝纫工（求人倍率3.46）、机械冷加工（求人倍率3.42）、普通生产工（求人倍率3.34）和推销展销人员（求人倍率2.80）。
（《广州日报》2008年2月14日A16）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
二元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为止。
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在此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转折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被迫转变。
中国学者蔡�（2007a，2007b）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减少。
目前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人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转移能力比较低。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亟待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但也有经济学家（周祝平，2007）质疑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他们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都还很低，农村还滞留着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上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变得日益困难，非农产业到底有没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断言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
还有学者（唐茂华，2007）指出，根据刘易斯的论述，转折应当有两次。
第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这种工资上升是由于传统部门变得更加富裕、使劳动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提高等外生变化所导致，而非源于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第一次转折因此可称为工资转折。
刘易斯本人认为这次转折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次转折是由劳动力供求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内生变化所导致，可以称为供求转折，这次转折才是决定性的，按刘易斯（1989）的话来说，“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反对转折论者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并非意味着已经到达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顶多是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进入了一个制度工资开始上升，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的。
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大可不必为此而恐慌。
还有学者（刘建进，2007）指出，关于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与亚洲已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不符合。
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日本是1960年前后，当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中国台湾地区是197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7%；韩国是198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4%，而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0%左右。
将我国目前工资持续上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称为“准刘易斯转折点”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出现视为与劳动力供求关系无关的外生因素（如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所引起，无论是否出于刘易斯的本意，这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无论是出自政策因素还是技术因素，既然这些因素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它们是随机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由外生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一定会出现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之前，亦即两个转折点在逻辑上不应有先后顺序之分，不宜以第一、第二相称。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应当将其视为单纯的外生因素。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来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劳动力的结构和素质，并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其内生性十分明显。
最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刘易斯转折点，并非一定要等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殆尽之后才出现。
在经济增长率为常数的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含隐性失业者）的数量；二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除了弃农务工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外，其他转移成本是刘易斯的模型所没有考虑的。
假设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变（人口增长率为零），劳动力的转移成本越高，则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时机越早，这意味着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殆尽之前就可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将始终余下部分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反之，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出现得越晚；若转移成本为零，则刘易斯转折点将会在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之后方才出现。
除了机会成本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主要来自四方面因素：（1）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交通便捷程度；（2）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3）对家庭和故乡的依恋等社会文化因素；（4）个体转移能力（对新工作和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等）。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主张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学者也认为，该转折点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淘干。
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即使现代部门的工资出现了上升，只要上升的幅度不足以补偿转移成本，就仍会有部分剩余劳动力（据各种估计，数量从几千万到1亿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
而对于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一些学者（蔡�、王美艳，2005）强调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其实，物理距离和社会文化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从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转移对象来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两种途径。
前者是通过发展乡镇工业而在家乡的小城镇就业和兼业，即所谓“离土不离乡”；后者是指跨地区外出打工。
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种“洗脚上田”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的乡镇企业鼎盛时期流行一时。
它既无离乡背井之苦，又可兼营农业和照顾家庭，转移成本十分低廉，可惜这种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式微而趋于萎缩。
跨地区流动，即内地农民工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工，这种候鸟式的远距离移动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模式。
但是，在该模式下务工者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土地抛荒，转移成本十分高昂。
这种模式导致部分转移能力弱的劳动力在沿海城市发生“民工荒”的情况下依然不得不留在农村，促成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准刘易斯转折点视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刘易斯转折点的一种时机提前的形态。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原版全文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笔者认为，除了考虑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外，还必须认识到，在劳动力转移途径的背后，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和跨地区流动，其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因此，要解开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之谜，必须从剖析中国工业化模式的特征入手。
二、经济全球化与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
①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种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沿海地区，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也流入沿海；资本与劳动力在沿海结合，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群，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有学者测算（孟建军、周绍杰，2004）FDI 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0.24-0.3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95个百分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外转移1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上升0.2个百分点。
可以说，流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成为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
笔者认为，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两种效应：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
失衡效应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外资的流入并未迅速提高工人的人均工资，缩小东道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反而可能促使东道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
按照新古典理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将会带来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使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
对于受资国来说，由于外资的流入，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将会上升，资本的收益将会下降。
新古典关于资本国际移动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克道格尔-肯普模型（Macdougall-Kemp Model）。
该模型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发达国家（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外国）；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其中，资本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劳动力则不能流动。
如下图所示，横轴的OH往右表示本国所拥有的资本存量，OF往左表示外国的资本存量。
纵轴表示两个国家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本国为GH，外国为IE。
在发生资本流动前，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存量分别为OHK1和OFK1。
此时本国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
由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MPKF要高于本国的资本收益率MPKH，为了使资本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本国的资本所有者将把资本转移到外国以获取额外收益，资本流动开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