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一、关于制度经济学1. 制度经济学的概念与特征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派，其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的制度化、组织化及制度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规律。
其主要特征包括关注制度及其演变、重视不完全契约、关注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等。
2.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
其中，制度环境包括评估制度环境的经济利弊、制度设计则是为了改善制度环境而进行的行动，而制度变迁则是指制度的演变过程。
3. 制度经济学的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应用方向包括政府无效性、共享经济、法律及产权保护、合约设计和组织治理等方面。
在实践中，制度经济学常被用来解决经济系统中出现的瓶颈问题。
4. 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趋势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度经济学将继续关注深化制度改革、优化制度环境、提高制度效率以及加强国际制度合作等方面的研究。
5. 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与挑战制度经济学优势明显，但仍存在模型偏置、脆弱性及缺乏实践验证等局限性。
在未来，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推进学科交叉、加强人文关怀，以保证其有效性。
二、关于制度效率1. 制度效率的概念与特征制度效率是指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经济系统所能实现的最优化资源配置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能力。
在制度效率中，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及社会效益是对制度效率影响最大的因素。
2. 制度效率的评价指标制度效率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效率和环境效益等。
其中，资源配置效率指实现了最优资源配置的能力，收入分配效率指资源分配合理性及公平性，环境效益则是指经济体系对环境的影响。
3. 制度效率的调节因素制度效率的调节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因素、文化因素、法律因素、金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
具体而言，技术因素指可用技术的先进程度，文化因素则指社会信仰、价值观及社会规范，法律因素则指法律体系的公平性和法治程度等。
4. 制度效率的优化手段优化制度效率需要充分考虑制度环境、减少不完全信息影响、加强保护产权等。
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S引言新制度经济学发轫于罗纳德·科斯的两篇宏文，《企业的性质》（1937），《社会成本问题》（1960）。
前者成为后来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开端。
后者将外部性问题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并开创了产权经济学，与企业理论相结合后又有了企业的所有权治理结构理论。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与这一系列理论联系不甚密切的是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
本文拟就新制度经济学的早期经典文献做一梳理。
试图厘清新制度经济学早期关注的问题的探索过程及其脉络。
、交易费用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最核心、最具原创性的概念就是交易费用。
通过它，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从完美的经典物理的世界带回了有摩擦力的现实世界。
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不论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还是宪政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都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
这一概念如此重要，但到目前为止，交易费用仍没有统一的定义，每个经济学家根据他研究的主题，以便于说明问题，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定义。
科斯的在《企业的性质》（1937）中首先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他指的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也即发现价格的成本，具体包括谈判费用和签约费用。
肯尼思·阿罗（1969）给交易成本下的定义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巴泽尔则认为是“产权换手的成本”。
张五常在《企业的契约性质》（1983）中对科斯的交易费用做了极大地拓展，他认为发现价格的成本包括了信息费用，考核费用，谈判费用和签约费用，而且交易成本并不等于发现价格的成本，除此之外，他将代理成本（包括监督成本）也纳入了交易成本范畴。
在文章的结尾处，张五常这样写道：“沿着科斯的思路贯穿着这些转变，我强调了发现价格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考核费用和谈判费用。
但这些费用发生变化时，不同的契约就产生了。
我并不主张价格决定就是关系到契约或组织形式的所有选择的那种唯一的交易费用。
论文：制度变迁经济学：文献综述及中国的经验
论文：制度变迁经济学：文献综述及中国的经验摘要：本文重点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正式制度创新理论、非正式制度演化假说，同时也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观进行了简要阐述；接着在以上的基础上对基于中国经验的几个代表性理论进行了回顾；最后，文章在已有的理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评论。
关键词：制度创新；制度演化；制度互动；中国改革一、引言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课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都能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学学术界里，经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长期关注。
那么，关于经济制度变迁，我们知道了些什么？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被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正式制度是如何被人为设计出来，国家、政府等外部权威在正式制度创新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二，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受哪些因素的驱动？第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有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构成了本文的文献综述框架，同时，本文还总结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说。
最后，对已有研究加以评论。
二、制度变迁理论：发展脉络 tc "2.1 国外对制度变迁的主要研究"自十八世纪开始，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都懂得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交易费用、产权和契约结构等基本概念的运用，吸收奥地利学派、美国老制度主义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以及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可以有效地解释制度的起源、性质、演进等一系列问题。
（一）正式制度创新的视角 tc "2.1.1 正式制度创新的视角"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正式制度安排，德姆塞茨（h. demsetz，1967）声称当内部化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产权就建立起来将外部性内部化而产权制度同时发生变迁。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概述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体中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果的影响的学科。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被定义为一组规则和约束，这些规则和约束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决策过程。
制度的效率则是指制度对社会经济效果的影响程度。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效率的视角，综述了相关的文献，旨在了解制度经济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有关制度效率的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相关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理论框架强调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在制度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而制度规则的性质和设计会对经济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可以分为形式制度和非形式制度。
形式制度是指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契约等规则，它们通过强制执行来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
非形式制度则是指一种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如社会规范、习惯和道德规范等，它们通过社会压力和公众舆论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
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决策过程来实现的。
首先，制度可以影响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
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正确的经济激励，从而促使经济主体做出适当的决策和行为，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其次，制度可以影响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获取成本、协商和执行成本等，它们是进行经济交换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交换的顺利进行，增加整体经济效率。
另外，制度还可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资源分配更加均衡和高效。
制度规则的不完善或不合理则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低效配置。
相关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近年来，关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效率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方面，许多研究探讨了不同制度对经济效果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与经济改革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
制度经济学与经济改革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学科，它关注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改革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通过改革经济制度来提高经济效率。
本文将探讨制度经济学对经济改革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经济制度是一种规范经济行为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市场竞争机制、政府干预等。
良好的经济制度有利于有效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例如，私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然而，经济制度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
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制度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制度，这也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的效率受到经济体制的约束和影响。
二、经济改革与经济制度变迁经济改革是一种对既有经济制度进行改变和调整的过程。
它旨在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产权改革、市场化改革等。
改革过程中，经济制度会发生变迁。
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
这些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体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提高经济效率。
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资源可以更加灵活地流动，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为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
它指出，经济改革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才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
首先，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形成良好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因此，在改革经济体制时，应当注重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完善。
其次，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改革需要完善产权制度。
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主体激励和创新的重要保障。
在改革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并建立健全的产权交易机制，以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新制度经济学 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文献：By Liang Jinhui, Zju1.The Nature of the Firm, Coase2.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Coase3.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Alchian4.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iebout5.Might Makes Rights, Umbeck6.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Olson7.Spontaneous Order, Sugden8.Culture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Grief9.The Economics of Convention, Young10.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Qian and Weingast11.Reversal of Fortune,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12.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North and Weingast1.The Nature of the Firm, Coase (交易费用的存在促使新的经济组织的产生)文章的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一般认为价格机制协调经济系统的运作，而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协调生产，为什么企业这种组织是必需的呢？二、资源配置由市场进行还是由企业家来决定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
科斯的目标是发展一个真实而易于处理的企业理论。
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读书笔记
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
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
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科斯看来，“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
”‘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指向现实世界。
诺思将新制度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诺思认为需要在制度变迁中对现实世界进行理解和研究。
柯武刚和史漫飞则具体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
简而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
”’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科斯所说，与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论研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应该体现在，它研究来自于现实世界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运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去分析制度的产生和变动，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Coas。
，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纳等人(nemsetz，1965;stigler，1965;Posner，一972)对自然垄断问题进行了产权分析，认为进行竞争性投标，可以将对市场提供服务的权利赋予最高出价者，疏解自然垄断带来社会福利损失的问题。
制度经济学制度与经济效率
制度经济学制度与经济效率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体制如何影响经济效率的学科。
经济效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有效分配资源以实现最大经济利益的能力。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指一系列规则、法律、组织和习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
本文将探讨制度经济学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1. 制度的定义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的总体安排。
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制度等要素。
制度不仅仅是一些规则和约束，还包括一些组织和习惯，它们共同塑造了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
2. 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制度对经济效率有着深远的影响。
良好的制度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出的增长。
相反，糟糕的制度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市场失灵和经济增长停滞。
2.1. 保护产权一个健全的制度必须能够有效保护产权。
产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只有在产权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积极投资和创新。
保护产权有助于建立信任，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并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2.2.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制度还要能够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提高人民的生产力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效应。
2.3. 促进市场竞争制度应该能够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可以促使企业增加效率、改善产品品质，并推动技术进步。
缺乏竞争的市场容易导致资源的滥用和垄断行为的出现，从而降低经济效率。
2.4. 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获取、交易谈判和合同执行等环节产生的成本。
通过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执法机构，可以帮助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3. 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存在问题，影响到了经济效率的提升，那么进行制度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改革，可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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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作者：俞晓晶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年第11期提要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制度经济学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中，制度与制度效率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流派入手，进而介绍并分析其中关于制度效率的观点及其产生分析的原因。
关键词：制度；制度效率；文献综述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一、制度经济学主要观点与流派（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将参与主体看作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著，曾先令等编译，2006），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的假设，而将其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下的“人”。
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并认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都存在着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历史形式。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数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马克思著，曾先令等编译，2006）马克思所研究的“制度”本质是经济主体参与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上层建筑。
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哈耶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以至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包含意识形态的理论受到了质疑，但是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诺思将意识形态列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并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C·诺斯，1991）（二）以自发秩序理论为核心的旧制度经济学。
如果说休谟提出的“稀缺性”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给出了制度分析的起源，那么凡勃伦第一次将制度同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
凡勃伦以人的本能作为出发点，从本能-习惯-习俗-制度，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群体普遍存在的思想习惯。
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些思想习惯被自然淘汰，又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出现环境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而变化（凡勃伦著，蔡受百译，2007）。
康芒斯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分析。
康芒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他在综合了“从洛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康芒斯的研究从“稀缺性”出发，说明了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因此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并提出了法制优先于经济的观点。
康芒斯在我国曾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康芒斯著，于树生译，1997）。
但是，他对稀缺性和效率的分析，已经成为了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一（James，1937），甚至对于反垄断法的建立影响颇深（Atkins and Robinson，1936）。
康芒斯的观点代表了强调“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学派。
这一学派后经过Knight、哈耶克等人的进一步分析和论证，引入了演化分析方法，“用理性人之间习俗（行为规范）的概念解释”（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制度的自发演化，强调从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
但是，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一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以至于其更能够说服大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是由于社会科学在1910～1940年期间的融合与转向，行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取代了旧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本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Hodgson，1998）（三）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williamson （1975）提出的。
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即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得·科斯可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
其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第一次打开了企业这一长期以来未解的“黑匣子”，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
制度也因此被理解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规章、规则、法律、政策等等。
之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Arrow（1969）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费用、Williamson（1981）通过交易成本界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等对促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的研究起始于交易成本理论，但是其分析方法同上述研究有所差异，以诺思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分支。
这一分支认为，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延边促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
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North and Wallis，1994）。
（四）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
制度经济学若干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
首先，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研究方法上，旧制度经济学则应用哲学、社会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方法上的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以哲学、政治学等对边际、效用、利润等持反对态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
从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演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别；其次，对于制度起源的认知。
旧制度经济学强调习惯的累积和重复，认为制度是基于个体“自发”产生，是习惯的延续，是一种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即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等，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如惯例等。
基于对制度起源的认知差异，引申出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差异。
旧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自发演化的，“重组制度框架，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费力的事情”（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
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即使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只要能够形成对产权的有效激励，那么制度也是可以“建构”的（North，）。
正因为对于“建构”还是“演化”的争论，新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尽管诺思被归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但是其思路已经逐渐融合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认为“作为基础的非正式约束是有利于正式规则的变迁的”（诺思著，杭行译，2008）。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路20世纪九十年代初，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樊纲（1993）、孔泾源（1993、1994）、张军（1993）、林毅夫（1994）、杨瑞龙（1993、1994、1998）等对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这些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3），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指出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弊端和障碍，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论证了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张军，199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瑞龙（1998）提出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从“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
”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为我国后续经济改革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诺思等人的研究被引入国内，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
国内学界除了从理论上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杨友才，2010）之外，更多地考察了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改革无疑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好的案例。
林毅夫（2002）、张军（2004）、樊纲（2000、2004）、张五常（2004）、严冀等（2005）等都从正面评价了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正因为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才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中国农村改革（林毅夫，1994；蔡昉，2008；温铁军，2008）与土地制度变迁（黄少安等，2005）、地方分权（周黎安，2004；姚洋，2008）、企业产业改革（张维迎，1995；钱颖一，1998；平新乔等，2003）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这些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同时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导致了制度结果的偏离，以至于产生新的发展问题。
因此，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既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现有发展障碍，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长远发展问题。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在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上，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熊彼特的利润”——“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
从制度创新角度看，这种利润的表现形式是“租”。
在他看来，通过制度创新，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果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的话，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林毅夫（1994）则从制度不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新制度产生的原因。
他的分析认为，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四个原因将导致制度不均衡，“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
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
”“消除”制度不均衡，既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创新，并且只有在“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时，强制性创新才可能产生。
因此，政治或制度企业家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
周振华（1998）认为，“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
各层次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动力。
马宏伟（2003）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划分，将制度创新划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