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文化
公平即参与者之间的平等，人格的，权利的，机会的平等、平均或者认可的合理差异。

公正就是中间而正直，不偏颇，占据道义。

两千年前，《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社会是由大家组成的，也是大家共同所有的，小至一地方，大至一国，直至全人类社会。

这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共识。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自从产生私有制以来，私心，私人，私利，就得到了社会的共同接受和认可，长期存在，无法消灭。

私的起源，在于个人能力的差异，贡献的差异，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必然产生要求的差异，回报与获得的差异，这就是私心和私有制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社会合理的要求，公平与公正的体现。

于是，天下为公，人各有私，这一人类社会的公与私的矛盾，演绎出了奴隶制、封建制（包括最高形态的帝国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甚至短期闹出了共产主义制）等多种社会形态。

在各社会形态中，公平公正的内含，具有很大的不同，奴隶社会的公平公正就是社会承认奴隶主、平民和奴隶三个阶级；封建社会主要是领主和平民阶级（官僚阶级处于孕育之中），帝国制是官僚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手工业者处于依附和边缘地位）；资本主义是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各种私有制的社会形态中，以现代目光看，帝国制之私是一种严重缺失社会公平公正的极致，是一人之私天下——“悉天下而奉一身”，皇帝在理论上具有无限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帝国制下，催生了以权谋财的新型“官僚阶级”诞生。

帝国制提供出了官僚阶级诞生的三大条件：从上到下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导致了公权力运作的高效，管辖范围的极度扩张；缺乏社会主体的授权、限权、监督的公权力的高度自由，随心所欲；
最后必然导致公权力向个人财富和资产的转化，当官发财成为社会普遍性的规律。

官僚阶级，既是帝国制统治的极其有效的工具，也是帝国制失稳和更替频繁的根本原因。

官僚阶级的内部矛盾，官僚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官僚阶级与普通农民阶级的矛盾，决定了帝国的稳定繁荣，决定了帝国的改朝换代。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下降为帝国的次要矛盾，官逼民反始终是社会动荡甚至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官夺皇权和异族入侵除外）。

皇帝可以通过掌控的官僚阶级而任意搜刮和压榨，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驱使全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社会性主体的制衡，只能靠文化道德的自我约束，靠虚无缥缈的天命来畏惧，皇帝的能力和品德的不同，决定了其朝代发展差异的巨大，朝代的稳定性极差，普遍短寿和更替频繁也是其最大特点。

资本主义之私，则是另一种极致，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广泛的私，是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上都承认并保障了社会的每个人的私权和私利（人格的、政治的、经济的），而且从文化上推崇私心，进而实践了道家杨朱的“人人不拔一毛”的理想。

这样，资本主义就完成了私有制下的最大的公平与公正，这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是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飞跃。

但是，在现代国际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文明从开始就表现出了与其国内政治相反的非公平公正思想，依靠强权来掠夺的侵略性输出，发展到唯我独尊的霸权时代，利益至上，实力说话，不讲公平正义，造就了国际关系长期的混乱与动荡。

众所周知，当代的社会，每个人是无法消除“私”的，但社会也不可能倒退回到家天下，那么“天下为公”和“人各有私”的一对矛盾，始终还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矛盾。

解决这一普遍矛盾的方法，资本主义以天赋人权做基础，演绎发展出了人权、民主、法制三大法宝，调和规范了“私”的贪婪，平衡了公与私的矛盾，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这比靠政权武力或思想教育来寄望从根本上消灭人性之“私”，更高明，更
具成效。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在私有制产生后，社会追求公平公正的步伐并没有停滞，一直在向前发展，文明发展的脉络，就是追逐社会的公平公正，从个人和少数的利益向社会的多数和全部倾斜。

人道沧桑，人道人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思想，始终指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

无论繁荣与衰落，光明与黑暗，人为的一切成就或破坏，归根到底都是人们认识的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