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看经济法价值

从《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看经济法价值作者：郭文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11期【摘要】《劳动合同法》作为典型的社会法，关注公民的社会权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2012年底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充分体现了经济法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整合价值取向。

【关键词】价值；劳务派遣；自由；秩序；公平；效率一、经济法价值的内涵法的价值，以法律主体角度为视角，指人们设置法律制度的动机、目的和需要；以法律客体的社会存在为视角，指法律设置后实际取得的社会效果，是人们从事立法、司法和构建法律秩序等实践活动的基本动因，是法律变迁、发展完善和推动力量。

经济法价值的实质是经济理论和法律思想的聚焦，是法律对经济发展效率的关注。

[1]在经济法视域下，应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之间既对立有统一的要求，以及社会强弱势群体之间生存与发展上既矛盾又和谐的需要，使得经济法在社会正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和取向之下，形成了以自由与秩序的整合价值取向和公平与效率的整合价值取向。

[2]劳务派遣的规制以及《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出台，是立法者对劳务派遣市场进行主动干预，试图寻找一种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克服劳务派遣市场的负外部性，纠正劳务派遣市场的缺陷，处理好派遣者与用人单位、派遣单位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劳务派遣市场的规范运行。

二、劳务派遣市场的经济法逻辑劳务派遣市场的经济法逻辑，是因为劳务派遣市场存在负外部性，而这种负外部性，使真正创造财富的人并没有因此享受到财富，这就会影响了体质的激励功能，最后，施害者获益多，而创造财富的人并不能从施害者处获得必要的补偿，《劳动合同法》及其修正案试图运用法律制度对该失衡进行纠正。

劳务派遣市场的负外部性，依笔者来看，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务派遣单位对非劳务派遣单位的不经济，即相对于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占据着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的取得是由于劳务派遣的自身性质决定的，而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成为了优势地位形成的帮凶。

第二，劳务派遣单位对派遣员工的不经济。

劳务派遣员工即使从事与正式员工相同的岗位，但他们却无法接受培训，缺乏尊重，缺少成长的机会，这种不经济并没有从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获得补偿。

第三，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单位的不经济。

《劳动合同法》只将用人单位界定为劳务派遣单位，不承认用工单位的用人单位地位，使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过多的责任，但用工单位并没有因此付出额外的成本。

三、《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中经济法价值的追求（一）自由与秩序的整合价值取向1.自由法既保护自由又限制自由，但限制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正当的自由。

经济法视野下的自由价值是以社会整体的自由为价值取向，自由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强势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共同自由。

[3]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自由价值取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其次它是对“实质自由的追求”。

在经济法视野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统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自由是相对的，有限的，经济法对社会强势群体作为消极自由的经济自由的限制，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消极自由范围的相对扩大，同时，也可以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积极自由的发展。

在《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中，对劳务派遣单位的消极自由的限制，例如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置门槛进行干预，对劳务派遣的范围进行控制等，使强势群体——劳务派遣单位受到了消极自由的经济自由的限制，但对其消极自由的限制恰恰给予弱势群体——劳务派遣员工更多的积极自由的保护，例如劳务派遣单位设置门槛的提高加强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责任承担能力，使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后能够有效获得赔偿。

第二，经济法的自由是对“实质自由”的追求。

实质自由“基本的考虑因素是我们所拥有的、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4]经济法的实质自由的实现需要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政府权力，创造公平的环境和条件，扶持弱者、抑制强者等努力促进人的尤其是社会弱者的生活可行能力的提升。

[5]《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出台就体现了我国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注与保护。

为了保障劳务派遣员工与正式职工的平等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和条件的创造，再次强调了同工同酬原则并规定了同工同酬的标准，从法律上真正确定了劳务派遣员工的平等地位，进一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有利于经济法实质自由价值的实现。

2.秩序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

[6]经济法视野下的秩序价值是以社会整体秩序为价值取向，它重在维护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及其运行。

经济法秩序的形成是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和人为建构的秩序的统一，其中，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是基础，人为建构的秩序则是对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的矫正和补充。

[7]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特殊的用工方式，其存在于劳动力市场是有一定的基础与价值的，劳务派遣不仅丰富了用工方式，也给部分劳动者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利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的。

劳务派遣秩序的形成，不容否定的是，从其产生到现在的发展，正在逐步地走向规范化。

然而，由于部分企业对于企业效益的盲目追逐，忽视了派遣员工的劳动与安全保障权，另外相关制度的缺陷，进一步加剧了派遣员工的利益受损。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出台，并没有取缔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而是在充分尊重市场、尊重用工自由的基础上对劳务派遣市场进行微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典型的如修正案第一条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置门槛规定了注册资本、场所与设施配置、管理制度等，以及对劳务派遣业务实施行政许可，对市场主体的资格作出限制的目的，实际上暗含着经济法对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之下所必然导致的一定意义上的强权逻辑的干预。

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与私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

[8]一方面，经济法视野下对劳务派遣单位以及用工单位进行消极自由的限制，其根由来源于对社会整体秩序，即劳动力市场秩序的考虑，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尤其是劳务派遣员工的“实质自由”。

另一方面，经济法秩序对劳务派遣单位以及用工单位消极自由的限制，应该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秩序为基础和界限，否则，劳动力市场秩序可能遭致毁灭。

在充分尊重劳动力市场秩序的前提下，对失衡进行的纠正是此次修正案的秩序价值体现。

（二）公平与效率的整合价值取向1.公平经济法视野下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整体公平为价值取向，它重在维护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它是一种以实质公平或结果公平为主，兼顾形式公平或机会公平的价值观。

[9]实质公平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仅仅因为他是社会成员之一，就有权不仅享受其他成员所提供的个人生活所需，而且有权享受每一个人都想得到而实际上确实对人类福利有益的一切好处和机会”。

[10]而作为劳务派遣员工的权利的实现才可真正看作是社会公平的实现。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公平为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公平竞争环境的创造，也就是起点的平等。

一方面，经济法应该为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中创造公平的机会和环境，这体现了形式公平。

我们可以发现，在先前的《劳动合同法》中，对于设置劳务派遣单位的企业，与一般的公司成立条件没有差别。

然而，劳务派遣的性质告诉我们劳务派遣单位经营的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

劳动力的交易虽然具有交换的属性，但是由于自然状态统一形成的人身关系要求我们不应当仅仅将劳动力视为商品。

[11]人身利益高于财产利益，这是文明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法律世界的信条。

[12]因此规定相同的准入条件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

第二，是社会分配上的公平。

在经济法视野下，分配正义的实现更多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公正分配权的享有与保障问题。

笔者认为，此次修正案从两方面体现了社会分配上的公平。

一方面，宏观上来说，《劳动合同法》的修改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劳务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因此其实质是为了保障其公正分配权的享有。

另一方面，微观上来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分配公平问题进行纠正：首先，修正案第二条明确了“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同工同酬保障了劳务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拥有同样的劳动者权利，纠正了劳务派遣员工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上“低人一等”的法律地位。

其次，对于劳务派遣违法行为，不仅增加了法律责任，同时也加大了处罚的力度，纠正了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员工实质的不平等。

2.效率经济法以社会整体效率为价值取向，是对社会强弱势群体经济活动效率的整合。

社会整体效率与道德人或社会人的逻辑相一致，它是一种全局的、长期的效率。

个体对效率追求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效率高的强者和从事经济活动效率低的弱者，如果对强者过度追求效率的行为不加限制或者对从事经济活动效率很低的弱者不加扶持，都难以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13]民商法保障经济活动的效率，而经济法从经济公平的角度出发，通过宏观调控，均衡社会财富，保障社会的整体效率与安全。

个体效率对社会整体效率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当个体效率威胁或者危害社会发展时，为促进社会整体效率，应当对个体效率进行一定的限制，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

当劳务派遣企业无限恶性膨胀时，短时间可能会使劳务派遣企业受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劳动者的诉求长时间无法得到满足，一般的用工单位没有竞争机会，最后只会三方俱伤。

因此，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公平与效率之间有一定的冲突，美国学者阿瑟·奥肯认为“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社会经济的最大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

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

[14]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实质是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之间的冲突。

经济法视野下，由于经济法不仅侧重于社会整体，也充分照顾作为社会整体基础的个体，因此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应当被整合，即实质公平兼顾个体效率，社会整体效率兼顾形式公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不仅应该充分尊重市场，实现充分竞争，保证市场的效率，同时我们对于强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应当妥善处理，对从事经济活动效率较低的弱者给予一定的扶持，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实现实质公平对形式公平的纠正。

四、结语《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充分体现了经济法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整合价值取向，它不仅充分尊重市场，实现市场自由与市场的效率，同时也对经济活动效率低的弱者进行了一定的扶持，对失衡的劳动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纠正，保障了劳动力市场的秩序，促进了实质公平的实现。

然而，根据劳务派遣市场第三个负外部性，即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单位的不经济，此次修正案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笔者以为，明确派遣机构与用工单位的责任分配，不仅有利于克服劳务派遣单位因用工单位的原因承担过重责任的负外部性，同时也使劳动者在权益受损时得到更加充分和及时的权利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