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原理体系

侦查原理一、侦查原理体系的层次性作为侦查原理,目前侦查学教材都编入了“物质交换”和“同一认定”两原理。

这两个原理的专属性基本上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其普遍性还有争议。

比如,有论者认为,同一认定原理是贯穿于刑事鉴定、侦查认识和司法证明的原理,可以叫做“广义同一认定”或“大同一认定”或“人事同一认定”（以人大的何家弘为代表）;而另一些人则不赞同,认为司法证明中的案件事实是历史事件,没有同一认定的条件。

刑事案件更无法重演,侦查结论并无参照和比较的对象,无法同一认定（以公大的郝宏奎为代表）。

有学者认为，可以把侦查原理分为自然性原理（“物质交换原理”、“同一认定”原理）、社会性原理（“人文关联”原理、“个体心态”原理）、活动性原理【派生出“案件再现”原理（派生出“案侦局限”性原理）】三个层次。

下面一一进行介绍：(一)侦查自然性原理1、物质交换原理物质交换原理是20世纪初法国侦查学家艾德蒙·洛卡德提出的。

其含义是:在外力作用下,两种以上物体相互接触、摩擦、碰撞,会引起其接触面物质成分的相互交流和变化。

犯罪事件发生时,也会在作案人、犯罪现场和被害人之间形成物质交换现象。

有物质交换,也就有能量交换和信息存储。

侦查收集物证等材料,实际上是读取其中的证据信息。

因而,有人认为该原理表述不够准确,应该将之称为“信息转移原理”（刘品新）。

犯罪交换物是现场勘查的对象,物质交换原理强化了侦查中的采痕取证意识,尤其是侦查员收集微量物证的意识。

这使立足于发现犯罪痕迹的刑事采痕技术不断得到提升,因而交换原理是现场勘查的依据,也是进行物证鉴定的理论根据。

2、同一认定原理同一认定原理是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引进我国的。

它是检验案件受审客体与被寻找客体是否一致的理论与方法。

现场发现的物证是“被寻找客体”,侦查发现的被怀疑物是“受审客体”。

当然,同一认定不限于物,还有对人的辨认之类的。

广义论者将同一认定归纳为鉴定和辨认两种类型。

辨认型的同一认定,用经验检视方法就可认定。

由于心理主体的认知度和辨认环境的差异, 辨认型的同一认定出错概率较高,其证据可采性相对较低。

而鉴定型的, 同一认定须用科技检验方式认定,主要与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检验仪器的科技含量和先进程度有关,其一般的证据可采性较强。

许多对人的同一认定也不限于辨认,同样需要经过鉴定,比如DNA技术。

鉴定型的同一认适用于刑事技术鉴定。

3、物质交换和同一认定的关系物质转移中的形态转移、成分转移,也是同一认定可以运用的。

但位置移动是同一认定原理不能概括的。

能量转移可能发生在同质物间,也可能发生在异质物间,这也是同一认定难以完全反映的。

可见,两原理的运用范围还有一些区别。

(二)侦查社会性原理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

人的犯罪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侦查必须研究案件的社会属性,除了需要解读物质性信息,还需要解读精神性信息。

这里的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

刑事案件的产生、发展、辐射,除了受物质环境的制约,还要受人文环境的制约,并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相适应。

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总是和一定的地域、社区、行业、人员相关联。

侦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查,它通过分析与犯罪事实相关的社会各种联系去发现疑犯,查清案件事实。

1、人文关联原理在侦查活动的社会属性中,最主要的是人文关联性。

“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而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法律等。

关联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证据的法律性就是一种人文关联性。

这里的“人文关联”,是指案件所处的社会背景反映在物证和人证之中的相关性。

案件所涉及的社会背景构成要素有很多,比如政治制度、经济、科技、时代风貌、地域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法律规范、法治环境、道德标准、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等,它们都会在案件线索中反映出来,在人证、物证中有所表现。

案件事实的构成要素,无论是时、空、人、物、事等基本要素,各类罪案的犯罪构成等类型要素,还是具体案情细节构成的个案要素,都会传递出案件的人文信息,它们是追踪案件事实的线索和证据。

人文关联原理是引导侦查员从案件的人文关系等社会信息中去发现事实真相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原理。

2、个体心态原理人虽然是环境的产物,但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不同个体是存在差异的。

侦查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侦查员和案犯的一种心理对抗，因此，侦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就需要关注疑犯的心理状态,并从中发现破案的信息。

(三)侦查活动性原理侦查破案认定疑犯需要证明活动,侦查证明是从已知到未知,是探索性的认识活动，司法证明是从已知到说明。

1、案件再现原理侦查活动是由侦查员调控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侦破过程是信息的获取、加工、输出、组合以再现案件事实的过程。

这里的“再现”,是一种接近案件事实的努力,是认识论上的“同一认定”。

犯罪活动在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形成能量交换,产生犯罪信息。

各种人证、物证材料就是犯罪信息的载体。

犯罪的物质和心理两类现场,储存着犯罪行为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优信息值。

（1）犯罪物质现场重建。

罪案重建是在现场物证识别、收集、记录和保存的基础上,对物证进行理化、生物、形态方面的鉴定;在比对种类特征基础上比对其个体特定特征,确定来源等,进而进行同一认定;同时,进行逻辑推演,解释犯罪现象,重建案发过程,从而发现案犯,破获案件。

犯罪物质现场重建一般有以下步骤:A物证鉴识B推测和假设C结论形成犯罪现场重建主要是建立在物证基础上的,其过程中无疑要运用“物质交换”和“同一认定”原理。

(2)犯罪心理现场重构。

在案侦中,犯罪物质现场的重建,仅是司法现场重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心理现场重构,从更宽广的时、空和人、事上展开,多维度地探寻案犯和被害人的互动,以及他们的行为动机、生活习惯、性格特征、技能程度,从而对其进行心理画像,在还原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对犯罪过程做出心理解释等。

(3)侦查推理、假说及其证明。

侦查假说是根据案件已有的事实材料,借助于逻辑规律进行推理和证明,对案件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给予假定性说明。

假设是一些小的局部推理,一系列的假设形成假说,假设是假说的雏形。

侦破开始阶段的假设,分别有案件性质的假设,犯罪目的、动机的假设,作案人假设,作案时间、地点的假设,作案工具、方法的假设等。

建立了这些假设,明确了侦查方向和范围,才能较顺利地开展侦查活动。

形成侦查假说的内容有:案件的时间、空间,手段、方法,动机、目的,因果,性质,案犯等等方面的假设。

形成侦查假说的方法是:在侦查活动的某一阶段,从逻辑上相对穷尽所有可能;选择最有条件的假说加以证明。

建立侦查假说,需要掌握足够的案件材料,努力穷尽案情的所有可能(实际上无法穷尽证明,误差在所难免),并善于在事实的基础上联想,同时根据案情变化修正假说。

侦查过程是提出假设,分析假设,修正假设,否定或验证假设的过程。

它们既是一种推理过程、证明过程,更是复杂的心理过程。

(4)再现案件的思维活动。

过去的犯罪行为很难再现,但它与现场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可以通过对现场痕迹物证相互关系的研究去认识的。

现场分析面对的是零星散乱的事实碎片,事实间存在着多种性质的多种可能性联系,思路也就具有发散性、立体性。

重构犯罪心理现场,就须综合运用多种逻辑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在多向思维中归纳与演绎。

提出假说和建立假说的过程,是由侦查实践到侦查推理(从事实到思维)的过程,更多地运用归纳法,以逆向的线性的集中思维为主;验证假说的过程,是由侦查推理到侦查实践(从思维到事实)的过程,更多地运用了演绎法,以顺向发散性思维为主。

结论形成过程,既有验证假说的顺向的线性思维,又有否定假说的发散的网格式思维,侦查思维也就呈现立体结构状态。

在这种思维状态中“再现”的案件事实,是一种具有主观认知特点的事实。

2、案侦局限原理案件的时空环境、人物流动等客观条件,侦查人员的知识、经验、能力等主观条件,司法的程序时限、证据规则等法律要求,在为案侦提供一定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对再现案件事实形成不利限制。

在对抗性情景中展开的侦查活动,其所能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形成了对案侦活动的局限。

(1)关于侦查认识的各种观点A绝对说。

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任何案件都是可以认识的。

前苏联学者拉·别尔金认为,犯罪活动“都是罪犯的一种名片,都可以给破案工作提供情报,因此惩罚不可避免”。

我国也有人“确信犯罪行为是可以认识的,刑事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命案必破”就是这种观点的现实表达。

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说,任何犯罪案件都是可以侦破的”,侦破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于是,未侦破案件当然就归为侦查人员方面的原因,如能力不济、工作不负责任等。

破案率的高低对威慑和预防犯罪有着重要影响。

持“绝对说”者,也就将发案率与破案率视为衡量警察工作好坏、效益高低的唯一尺度。

我国公安部一度“以发案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程度的标准,甚至一再提出将刑事犯罪控制在万分之四的要求”,就或多或少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

B相对说。

美国学者查尔斯·奥哈拉批评,“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概念认为:每一起犯罪从本质上说,都是能够破获的。

”一些学者肯定存在“侦查死角”,很多犯罪案件无法侦破。

我国学者也认为:“从总体上说,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对犯罪活动有利的方面,尽管‘事物是可以认知的’,但现实中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有各种局限,我们工作还有某些失误,客观与主观叠加起来,就会出现‘无头案’,这就是侦查工作的现实。

”“相对说”评价侦查人员的工作效益：采取多种指标综合评估,既重视发案率与破案率的统计,又重视公众安全感等其他多种参数。

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客观评价包括发案率、发案数、发案时钟、各类案件的比例、警察与人口的比例、发案动态趋势、破案率等,主观评价包括被害人调查、社会安全感调查、公众对警察的满意程度、工作重点评价、警民关系调查等。

将发案率的上升看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产物,承认发案率的升降有其自身的规律,侦查人员对发案率的抑制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有资料显示：英国衡量警察业绩以接报案数为标准。

他们认为,立案率高,反映警察工作认真负责,报案渠道畅通,效率高；犯罪率上升,可以正确反映警察工作,便于向政府申请更多的预算与器材装备。

因此,警察发现的案子越多,则其被提升越快。

当然如果在一个失去诚信而充满投机的环境中,以谎报发案率来骗取预算、装备和提升是难免的。

C实证说。

1982年,英国总破案率为36·6%,法国为39·5%,日本为59·9%,它们的平均破案率为40·32%；1987年,美国总破案率为20·1%,原联邦德国为45·6%。

侦查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国家的破案率能达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