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历史简介
英美历史简介
第一节英国的贸易、工业及城市化
与历史学其他领域一样，有关现代英国贸易、工业及城市化等主题的史学研究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今国内与国际社会、经济、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事件与趋势促成的。
历史学中这些转变包括：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研究和引发分歧与争论的理论框架逐渐衰落。
第二，与上述转向相伴随的是更广义的转变，即经济史的中心地位衰落，学者们转而倾向于对物质生活和交换关系进行文化分析。
第三，从宏大叙事逐渐趋向于向分支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尽管这种趋势本身也在随着学界对学科分割之局限性的认识而发生转变。
第四，原有的排外式的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分析与理解方式衰落，历史研究在向全球视角转变。
第五，学者们认识到，尽管呵以比较方便地获得以圈家为单位的统计数据，但并非只有民族国家才是最合适的分析单位，超国家的角度和全球视角及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
第六，原先那种将英国或西欧视作早熟的工业化典范（及近期经济发展的典范）而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可能会效仿追随的看法正在改变。
第七，对英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看法日趋成熟，特别是就国家构建、征税、军事、海军实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及资源优势和工资史而言。与此相伴的还有对（全球背景下）欧洲国家间竞争独特性的认可。
在这些研究领域中主要的方法论创新有：
一、发挥“新经济史”的作用，重视计算、测量，及包括计量经济学模型在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这种趋向在20世纪七八卜年代达到高潮，在今天美国的研究方法中仍然盛行）。
二、在社会史研究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增多（同样，这种创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要比今天更为盛行）。
三、研究方法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在经济史中强调有限理性——制度的重要性、交易成本、服务部门的问题、信息不对称、道德危机等——并且要求将这些因素整合到经济分析和模型当中。
四、加大对人类学研究工具和视角的运用，强调文化、习俗和制度，但切入主题时并不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将理性选择理论奉为首要动力。
五、在不断拓展的文化史中运用戏剧的、文学的和语言学中的修辞和类比（而非机械的模型、假说检验和因果分析），换句话说就是科学方法论在衰落，而其他形式的叙述方法则备受青睐。
最后，相关的历史研究还受到一些技术的影响。在过去25年中，贸易史、工业史、城市化史（以及历史学中的其他领域）受文字处理技术、数据储存及检索系统，以及现代计算分析能力的影响很大。近年来，学者们已将这种现象归结到历史研究的转变中，而且对各类研究者而言，随着数字化的革新和主要的数字化项目的进步，从前那些庞大的、细碎的、不可接触的资料如今很易接近和查找。
在此，我受托对工业史、贸易史、城市化史的研究进行一番考察。关于上述问题，历史学中的主要变化分别包括：从强调革命性转向强调渐进性；从研究工厂转向研究各种各样的企业；从关注资金转向关注信贷。。新的研究趋向还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从盎格鲁中心模式转向帝国和全球动力；关注点从出口导向转向进口导向，从牛产和分配转向消费和零售，从考察人口和经济转向分析社会和文化，以及从市镇和城市的增艮、结构经济和政治角色向城市环境对居民的意义转变。
接下来我想用实例就这些变化进行叙述性的说明，这些实例出自最近出版的著述，而且会涉及我本人目前正在做的一个旨在揭示当前史学研究热点问题的项目。
近些年，我们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工业化进程的理解正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即从一种早已过时的视角向新的视角转变。过去的观点认为，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就科学、文化、商业发展而言，欧洲的社会与经济已成为世界的先驱，而且是其先天或特殊的实力导致其后来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如今，这些观点已经让位于较少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视角。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早期工业化代表着一种与东方和亚洲社会成长道路的“大分流”，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就工业和贸易实力、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及（某些地区的）工资水平而言，这种分流在18世纪晚期之前并不明显。历史学中的这些转变引导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去认识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和此前几个世纪中，欧洲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中国（当然也有印度以及东太平洋、中东的其他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曾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支点。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实力对比变化和全球化的加深要求历史学家重新思考我们对文化全球交流的看法，并鼓励我们重视以往几个世纪中，东西方因制造品、人口、思想、原料、动植物的交流而释放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考察西方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与亚洲、非洲的贸易密切相关这一问题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西欧的新产品和技术是怎样被开发和应用以效仿东方商品并与之竞争的？新的消费习惯、晶位、时尚是怎样在西方发生的？远路来的初级产品、原材料和强迫劳动力作为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多边贸易的组成部分是怎样被西方专营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财政军事力量、霞商主义、保护主义和以国家为后盾的海军霸权是怎样被用以促进发展的，又是怎样去保障18世纪晚期的分流更多地基于国力、社会风尚、军事力量和市场，而非单单取决于生产力？
历史研究中新的全球视角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在此还不能提供这样一种分析，即工业化历史能真正确保的、在地域上无限而在生态学方面已有充分了解的长时段分析。历史学只有“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分析在其演进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才能避免主流研究范式中的文化屈尊、短时期的鼠目寸光和国家的妄自尊大等现象”。当前的这种视角转向使工业革命史研究不得不把英国工业化置于全球大舞台中来看待，在这个大舞台中，大部分实力派演员不光是在应对着外部刺激，而且．是在主动出击。因此，研究英国或其他地区工业化历史如果仅着眼于一国的历史及其内生的因素和供应力量已经很难让人接受了。随着历史研究向全球视角的转变，学术界也有必要修正以往那些主要的编年体叙述史和历史分期。
在历史学有新的转向之前，大部分主要的有关英国（以及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工业革命的研究都集中在国家层面。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他一些情况，特别
是l8世纪以来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在收集经济和社会数据方面的介入使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分析单位。这在19世纪后期现代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仍是无可置疑的。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思维和分析模式不仅被用于描述民族国家，还要用来为之服务。这是现代主义这一学术课题背后的动力，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尽管受到了颇具说服力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但它仍旧继续影响着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将很多精力倾注到其中，在宏观的层面对产出、贸易和生产力的增长进行测量和估算，并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实力变化进行比较。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解决一些特定问题，但这些年来它已受到了来白区域史和地方史及全球视角的挑战。例如，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对国家的整体研究会因其涵盖的经验范围的局限性而对增长和变革的性质造成误导，英国和欧洲的一些工业化地区迅速成为工业革命中心区域的过程往往是从乡村制造业起步、后来起飞于煤和蒸汽动力的，而其他地区则遭受了相对的甚至是彻底的衰落，有的走上了去工业化道路，有的日渐向商业化农业地区转变。
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尽管有其缺点，但它还是让我们得以从英国和其他地区的宏观层面了解了很多总体的结构性变化、生产力的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动力。就英国的情况而言，我们知道，在经典工业革命中的那几十年，国家产量和生产力的增长和变化要比以前认为的慢得多。据克拉夫茨(Crafts)估算，英国整体经济的实际产量年增长率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达到2%，3%的年增长率迟至1830年后才实现。即使就整个经济的要素牛产率而言，在克拉夫茨看来，虽说因农业的表现而受到刺激，但其增长也只由1760-1801年问的0.2%缓慢增长到1801-1830年的0.7%，到1831-1860年才增长至1.0%，我们还知道，得益于宏观层面的研究，18世纪中期以来人口的明显持续增长似乎主要足由结婚率的变化而非寿命的提高驱动的。至少从16世纪中期起，英国的人口统计制度一直强调谨慎而非注重积极的调查（通过晚婚而非死亡率危机期来运作），在此情况下，结婚率似乎已成为收入增加和年轻人组建新家庭能力提高的结果，其结果虽然滞后，但却是直接的。总之，在英国，当代经济史更强调工业发展的渐进性I面非革命性。国家层面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吸收修正主义者有关经济和人口探讨的基础上，转而引进一些概论，这些概论关注社会变革和社会两极化的缓慢而有限的发展过程，关注消费类型中勤勉、缓慢却又不呵阻挡的卜升趋势，以及不断膨胀的商业主义所具有的长期演进性。如今的历史研究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观点形成了对比，当时的经济史认为工业革命是社会经济史』二-次重大断裂，这种断裂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体制和增长轨迹的出现。
但那种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且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物质增长轨迹的观点并未消失。渐进式研究方法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时期英国的发展领先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就经济发展的传统指标而言，英国在1850年超过所有对手并稳步向前发展，而且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分水岭。在强调晚婚和相对低生育率这一既定人口体制的延续性时，里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显示r发展巾的非延续性。18世纪后期人口增长有时突破了马尔萨斯所言的人口上限，这是历史上英格兰首次在没有相应的食物价格上涨、实际工资降低和出现人祸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取得这一成就的关键在于英国通过向矿物能源转变而克服了有机经济的局限性。
另外引起争论的是，工业在国家层面的缓慢增长掩盖了一些成功的工业化地区急剧卜升的轨迹和创新性。与国家整体的情况相比，兰开郡南部地区、约克郡
西区、苏格兰低地地区、黑乡及东北部地区在技术革新和直接对外贸易方面呈现出不同而且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克拉夫茨的著述和其他类似的研究将整个国家产量和生产力的缓慢增长与纺织业以外缺乏技术创新等而视之，这种做法是有误导性的。增长可以没有技术创新而发生，技术创新也可以不依赖经菥增长而出现。事实上，技术创新通常是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至少最初是这样，因为研究与技术发展的成本及不断加速的技术陈旧的成本可能使增长滞后好几十年，就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与计算机革命相伴随的缓慢经济增长所表明的事实一样。有关研究还显示，现在才被认真研究的产品创新（而非生产工序的创新）能够对经济中的需求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对供应方只能产生一种滞后的影响，而以往用于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是来自于供应方的。
欧洲的工业化地区间有着超越国界的相似性，正如它们所卷入的全球商、世网络一样。一些历史学家很久前就建议将工业化视作令球刺激下的一系列区域性和地方性反应，而非一种国家现象。这种将工业化视作一个将许多地区卷入其中的全球性过程的渴望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增强，国家层面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偏离了出来，特别是在波拉德(Pollard)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和平的征服》(1979)之后。诚然，在国家层面分析问题的缺陷需要与之互补的研究，而这恰恰是新的全球史视角和区域性或地方性研究所能提供的。因此，学者们正在将英国工业化视为一个发展动力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国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比国别史更为密集和广泛的研究。
近期的比较研究和全球视角下的学术著述反映了一些极为恳切的观点：英国工业化的情况远远不能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经典范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中，英国是非常独特的，其独特性由以下综合因素所决定：对农业的初级依赖程度非常低；高水平的城市化；有利的自然环境，特别是煤和矿产资源；对欧洲和东方物品及观念表现出很高的开放性；对经济增长有利的自由体制；能促进海外贸易的（高额征税制度所容许的）高额国防开支。同时代的观察家们，特别是一些外国访问者认为，这一时期英国的诸多情况和经济变革是独特的，这种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一、工业史的研究
如果我们在有关工业化的论争中看待工业史研究本身的话，不难发现三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是叙述中强调渐进性而非革命性；二是对制造业机构和组织形式多样性的认町；三是在资本积累中对信贷作用的过多研究，其中心议题是资本及其网络的概念。
在近几十年中，工业渐进变革说在学者们对原工业化的不断研究中得到促进（原工业化是指近代早期世界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英国，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形式的扩大）。经考察，学者们认为原工业化在为工业化繁荣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资本积累、长途贸易的扩张、商业和金融的服务、原有技术的成熟、工资的上涨和技术知识）。在艾伦(Allen)和德·弗里斯(DeVries)看来，原工业化是启动工业革命和“勤劳”革命的钥匙。
新的研究工作还集中在探讨英国特殊发明和创造上，这些工作很多都来自于比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英国技术革新利用了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技术，并在“知识经济”（莫基尔提出的，源自启蒙运动的术语）发展的基础上吸取了很多宏大和微小的发明。而莫基尔(Mokyr)所称的“工、世的启蒙”包含的信条则是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理解自然法统治的有序宇宙，而且坚信科学和技术是人类进步的关键。这些观点通过文字印刷和科学团体的活动逐渐流行开
来并渗透到文化中。人口密集、城市化和识字识数率的提高促进了思想的交流。英国木材的稀少和煤的丰富蕴藏在促进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被视为是偶然的，但随着建设中燃料和材料向燃煤技术和铁的转变，那种开发煤矿的欲望和能力如今则被看做是内生的：这是以率先增长所产生的相对生产要素价格及集体和个人技术进步的收益为基础的。
新近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工业组织和结构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曾将工厂视为是工业化的标志，但它们只是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代理问题以及保证为各种市场需求高效牛产产品的一种方式。鼓励小型生产的技术和制度在扩散。而且在这一阶段，一种多方兼管的商业结构（包括很多小公司和工作坊）在商业气候的变化中形成灵活性和适应性。而整个19世纪，普通中等规模的私人家族企业的盛行始终是英国商业成功的支柱。而且在不确定的、高风险的、信息匮乏的商业环境中，从家族公司及其网络和社交性的同业公会（基于共同信仰或区域性、地方性商业联盟）中取得的优势也是非常关键的。
在探讨公司为扩大市场而把握机遇的能力时，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的形成。这种资本是信托和信贷的主要来源，业务的建立和扩大及所有商业交易都基于此。汇票作为交易的主要资金中介完全依赖于商人和贸易者间的诚信、相互尊重和绅士作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募集固定资金、组建和扩大企业的方法上，如今研究则更强调扩大长途贸易所需的大量流动资本和信贷。学者们将企业家如何在信用度和可靠度上取得成功营销所依赖的声誉视作一个关键的可变因素。这种方法在研究商人和贸易的著述中已占主导。
二、贸易史的研究
全球视角与新制度经济史的见解相结合彻底改变了贸易史的研究，并使其在历史研究进展中的地位远远高于许多年前。在此，我只能大体谈一下经济增长中海外贸易的作用，尽管在不断扩张的国内经济中，包括小规模交易在内的国内贸易的激增也应该是新工作的一部分，如下文中马尔德鲁(Muldrew)例子所示的。近期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日常信用的性质和普通零售和消费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东西，而如果没有日常信用和零售消费的发展，进出口的作用及其强有力的影响就会大打折扣。
近来，历史学家们已对海外贸易和帝国给予了很多关注。学者们有时倾向于斯密提出的剩余产品出路模型，也有人采用理查德的比较优势模型。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不同的是，近来采用全球视角的著述不只是从英国的角度，或立足于英国工业革命较短的经典时段考察贸易，而是采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它强调远东内部的贸易及与其他地区的往来（特别是纺织品的贸易），与非洲进行的奴隶贸易及大西洋贸易体系兴起的重要性。伊尼科里(Inikori)的近作更新了大西洋贸易兴起过程中奴隶贸易的活跃作用，在该书中，英国工业的优越性是一个代表性的观点。近些年来，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球经济史网络(GEHN)也为拓展我们对中世纪到20世纪印度洋贸易的认识及采用和检验彭慕兰的命题做了许多贡献。
在18世纪，在英国占领和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军事和航海实力的作用及其成本都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对贸易史和殖民地或种植园网络的研究已经不再只是试图提供一张用货币单位衡量的盈亏账单。取而代之的是（如伊尼科里）偏向于采用更宽泛的评估方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近来有人提出，殖民扩张增强了商业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分量，反过来在英国和低地国家推动了有利于商业的关键性的制度变革。
军事和航海实力只是18世纪一直延续的必要而复杂的承商主义政策的一个方面。在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实际工资不断上涨的时代，全球贸易中英国商人和航船的参与使英国消费者及生产者面埘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消费品。这就要求既有利益集团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国家为了其政治和财政的收益而提供的。①其结果就是在18世纪关键的几卜年里，英国商人和制造业主不同程度地在国际战争中受到国家的保护，而且学者们有理由将英国视为第一个成功开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例子。
采用比较法也可能证明英国出口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内经济以外的因素。英国的贸易伙伴更为富裕，拥有独立的财富来源，英国通过对伊比利亚帝国的“意外”出口而大发横财，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大量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英国的贸易商是幸运的，同时又是倔强向前的。
三、城市史
过去25年里，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可以归结为从城市机构向城市意义的转变。在这一阶段早期，城市史研究主要是建立资料组，分析规模、城市等级、城市发展和移民，同时提出问题并运用来自实证性社会科学和当时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研究方法。这些工作构建了城市发展的轮廓，关注人们要移向城镇的原因和方式、城市人口的管理体制、城市主要的经济功能和类型、与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相关的居住布局、城市政府和政策的力量和影响等问题。在近期的历史研究中，这些问题和学者们对城市规模、类型及管理的随意解释让位于试图去理解城镇和城市对于居民的意义和居民自身的感受。与此相关的方法论也变得日益具有反射性和发散性。同时，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也由过去排外的盎格鲁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向全球比较法转变，并且侧重强调人口和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史才成为一个特殊的专门领域。在此之前，大部分城市史是描述性的，包括对个体城市或城镇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制度的层面着手。皮朗(Pirenne)与后来的布罗代尔(Braudel)及年鉴学派在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史时运用的更为宽泛的理论见解在这一阶段影响还很小。在英国，H．J．狄奥斯(H．J．Dyos)是为城市史开辟园地的主要人物。其主要著述于1973年出版，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社会科学的方法沦和假说提出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法。狄奥斯强调城市中集体和个人的权力基础，认为城市管理性质的变化决定其社会性质和建筑环境。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学者们从个体研究转移并不断将其泛化继而探索城市的类型，这些类型主要基于城市的规模和管理功能（如大都市、帝国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在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经济和部门作用（例如港口城市、纺织业城市、钢铁城市、矿泉疗养和旅游城市），以及城市的规划思想（私人的对公共的、家长制作风或典型的城镇、郊区的发展）。计算机应用的进步和大量电子数据的运用使很多类似的研究所依赖的社会科学基础大受其助。这也使历史研究集中在了一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资料的课题上（但这通常损害了那些不易量化讨论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很多城市史研究是由历史地理学家、历史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来做的。
在过去10到15年中，与文化史的兴起和对城市经验、关系、社会性和认同等问题并行的是城市史的新转向。学者们将城市环境视为一种文字的、口头的、印刷的、町视的、生活交流的丰富而复杂的场所，同时也将其看做在性别、种族、年龄和阶级基础上形成认同的关键之所在。例如，在《维多利亚的巴比伦》一书
中，琳达·尼德(Lynda Nead)发现了城市、街道、马路、开放空间及建筑物的视觉形象，从而提供了一种揭示城市现代性和大都市生活的新史学。她考察了视觉形象在创造城市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女人住在街市中并参与有关道德和社会生活的讨论，琳达首先集中探讨J公共领域的使用与重新定义性别这二者间的关系。她强调，现代城市建筑和场所并非是人类活动的消极场所，它能够调整城市居民的行动和行为，这一观点已被其他历史学家所吸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迈尔斯·奥格邦恩（Miles Ogborn）在其《现代性的空间》一书中借用了这种说法。
随着历史学家们对制度上的、管理上的和财政上的权力等级和市民社会的关注，城市管理、公民权、公共参与等已成为城市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受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影响，历史学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18世纪公共领域的形成给予了重视。很大程度上，城镇的公共空间、城市稳定性、人们赖以互通信息的批判性交流（口头、印刷或信件）公共领域的兴起，在制约政治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放纵权力方面发挥了作用。
目前，学者们对市民建筑作为有形事物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很多时候都将其视为权力斗争的代表和市民举行典礼和礼仪的场所。对贫民窟的社会状况所做的研究也远不及对其在公共意象中的力量的关注多。简言之，城市建筑和空间通常被看做是象征性的，它们会因观察者（社会和文化上的）、局外人和局内人的不同处境引发不同的反应。此外，城市史研究者们近期已在探寻城市的感官经历了，这包括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话题，这些东西以前都不被认为是重要甚至是合乎常理的。
在参考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强势趋向时，正如我们所见，学者们如今越来越喜欢将城市史视为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它必须以全球视角来研究，这种视角需要考虑超越国界的联系，以及将英国与其他世界性帝国的城市、大都市进行比较。城市被看做是全球网络巾的关键节点，并且是超越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并非只属于国家史的一部分。
最后，“在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城镇和城市是环境破坏、能源利用率、不平等、怎样发展可持续的社区和正常运转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紧迫性问题的中心。”这些因素正在激发着新的研究议题。
四、近期的历史学研究：一些实例
为说明学界近期就1700-1850年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化、贸易和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我将考察一些新近出版的书。所有这些著述都反映了全球史视角和比较研究方法的影响，大部分著述对文化因素的考虑要比几卜年前的经济社会史中的类似考虑多。
（一）罗伯特·艾伦：《全球视角下的英国工业革命》
在这本新书中，罗伯特·艾伦认为，理解英国工业化的唯一途径是采用全球视角下的比较法，特别是考察因高工资、廉价煤和便宜资本而引起的创新动机。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英国一样拥有用资本和能源替代劳动力的优势。也没有哪个地方从发明到创造新技术所需的成本能像英国那样用可以预期的利润前景来支撑。是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强劲的重商主义所支撑的商业和帝国扩张造成了这种特有的工资和物价模式。这种扩张包括原工业化时期被誉为“新布料”的纺织品产量的激增，它使收入上升，并为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艾伦并非是集中研究“大分流”中工资和物价史的唯一一位历史学家。但他与其他同仁已经为西欧和亚洲设定了一个比较的标准，即将其降低到以白银作为
衡量工资和物价的标准。他表示英格兰的各个地区按白银核算的工资都格外高。伦敦和东南部最先受益，但到18世纪后期工资的迅速增长将北部也带到了可比较的水平上来。按实值计算，他估计伦敦的平均工资是基本生活水平的五倍或六倍。
他坚持认为，在英国，劳动力成本要比燃料成本高，这成为燃料代替劳动力的强烈动机，他也表明，在中国情况是相反的，那里燃料相对于劳动力而言非常昂贵。通过类似的推理，在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或德国的焦炭生产也没什么利润。当然，英国的高工资影响了经济的需求方，也影响了供应方：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情况，这些因素转化成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劳动力，特别是技术性劳动力的报酬为英国国内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上升创造了基础。
这种高工资经济是以英格兰和荷兰巨大的人均贸易量为基础的。艾伦的论证是由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来支撑的，它表明，更大的贸易量解释了为什么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工资水平还可以得到维持甚至出现上涨。
（二）让·德·弗里斯：《工业革命：1650年至今的消费行为和家庭经济》该书代表着社会科学较晚阶段的繁荣，但利用了全球范围的参考材料，并带有一种文化认知。它也强调工业革命的需求层面、家庭（而非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人口史和经济史之问的密切联系。在德·弗里斯的模型中，生活标准的升降并不是受制于金钱收入或物价，而是取决于家庭的决策：如何根据工资工作及消费机会来更有效地分布精力。关于西欧家庭的独特性，他坚持认为“正是这些弱小的核心家庭，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僵硬复杂的家庭结构具有更大的能力去战略性地应对市场机会”（第15页）。近代早期的家庭为赚取工资，为实现生活标准和消费机会的最大利益而去努力工作，在他看来，这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基础性的条件。西欧家庭为追求更大的专业化并由此在生产和消费中追求更高的生产能力，通过超出工资和物价适应能力的方式不断地调整着自身的行为。德·弗里斯的理论拥有很大的优势，他在同一个模型中综合了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将维持生计的生产与观念上从喜欢悠闲到努力工作的转变联系起来（这种转变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期间供求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是由于普通大众对购买的而非家庭生产的产品的消费欲望在上涨）。对更多消费品的追求并非如其他理论家所说，是模仿别人所致，而是因家庭中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化而带动的。德·弗里斯认为，消费需求可以因其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转变而发挥经济作用，特别是在礼貌和规范对保证贸易十分霞要时发挥作用。只有在1688年后的英格兰，时人或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才开始理解，“新”奢侈品，而非“i日的，贵族式的”消费品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刺激因素。“旧”奢侈品仅基于财富和权力，“新”消费品则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而且对智慧有一种内在的容纳能力。
（三）克雷格·马尔德鲁：《义务经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信贷和社会关系文化》
马尔德鲁的著作涵盖了16世纪到18世纪内陆贸易和交换的诸多方面，在我所称的新经济史浪潮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该著作中，经济、社会、文化的东西都不是分夔的实体，各自需要专门的研究：相反，三者被当做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马尔德鲁的目标是写一部市场的社会史，他认为，过去，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史中的主导性影响，学者们并没有从文化角度去理解市场：“经济理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需要翻转一下，以使历史学中研究代理商的复杂动机和实践，与理解他们解读这些行为的方式一道，能对未来的经济学理论产生
影响，而非总是让后者影响前者。”
马尔德鲁将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使用的社会史材料及研究方法与研究知识分子历史的实践综合起来，仔细考察了当时文本中的互动与理解。他的材料包括当时人们使用信贷时的说明性小册子、信件、日记、自传、法庭记录，以及一系列账本、税收、遗嘱和其他证据。他集中探讨了金斯林(King's Lynn)-诺福克北部一个港口小城镇的贸易、城镇活动和社会结构，以微观研究为缩影去考察更为普遍的现象。他探究了信贷的文化含义以及这种含义是如何在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他也强调了信托、家庭信誉、社会性和邻里和睦在我们理解“经济”交易性质时的重要性。他对当时文学资料及社会实践中信托和信贷的文化内涵很感兴趣。他要关注的是当时人所理解的经济动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由于交换、信用和义务变得更加依赖彼此。这其中牵涉的竞争和依赖意味着家庭及邻里日益需要在“热情、互惠、慈善”与“节俭、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在保持经济增长从而确保家庭财政安全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马尔德鲁证明，债务案件中的诉讼实践反映了当时社会讨价还价和市场交易理论中所体现的公平。在该书的结论中，作者考察了后续经济变化是如何影响我们目前对市场交易道德的理解方式的。
在对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理解及行为进行思考，在整合文化史和经济史，在运用文字分析材料和思想史以及更传统的经济史技巧与史料方面，该书的分析确实具有创新性。
（四）约瑟夫．E．伊尼科里：《非洲人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研究》
伊尼科里认为，非洲人在创造大西洋贸易体系发展势头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使该体系促进了船运和金融体制的发展，提高了收入，刺激r新的需求，为英国产品和服务创造了广阔的市场，这导致j7英国人对新生产方式的追求。
作者论述的第一步是挑战学界对工业革命发生原因的主导性理解，以往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以一些供应方面的因素为基础的，比如说发明能力的独立作用、人口增长、农业改革、资本的可获性等等。而伊尼科里指出了以贸易为基础来解释增长这种研究方法的优越性。他还认为，可以通过关注贸易对兰开郡、约克郡西区、中部西区等发展最快的工业化地带的影响，来为贸易对英国工业化的重要性提供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研究工业革命并不能只探讨宏观的经济指标。他还认为，这些地区在16世纪时属于英格兰最穷、发展最慢的地区，但它们在出口制造业产品方面与大西洋经济及奴隶贸易的联系使之到18世纪后期成为英格兰最富庶，制造业最发达的郡县。
伊尼科里宣称英格兰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转口替代型工业化的第一个成功范例。英国政府为避免亚洲制造品的打击而对本国制造业实行保护，这使英国制造业能够反击外来制造品在国内市场上带来的挑战，继而成功地与之在海外竞争（受保护的市场再次领先），包括在非洲海岸和美国。
该书揭示了从16世纪起大西洋贸易对英格兰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并揭示了非洲劳动力对此的支撑程度，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加勒比海和北美、南美的蔗糖、棉花种植园中，还发生在早期西班牙帝国的金矿银矿中，以及有着用奴隶换取英国工业品的强烈需求的非洲本土。尽管伊尼科里的数据会引起争论并在以后进行厂调整，他还是能够用证据说明，650年到1850年间在大西洋贸易的出口生产方面，美洲是非洲的延伸。
书中一些有趣的章节探讨了奴隶贸易本身和大西洋经济需求的贡献，也探讨
了运输汇款、造船业、航海保险、国债、汇票、票据贴现、银行业的发展和其他金融和信贷机构。伊尼科里认为大西洋经济对信贷、银行业和保险的特殊需求刺激了那些对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制度的发展，导致了储蓄的大转变和信贷的增长，这使经济中商业和工业的转动更为顺畅。在最广义的层面估计非洲人的作用时，伊尼科里在修复早些年艾瑞克·威廉姆斯的论战以及提出一套详细的新主张方面，已超越了艾瑞克的观点。
（五）P．克拉克主编：《剑桥英国城市史》卷二《1540-1840年》；M．当顿主编：《剑桥英国城市史·卷三：1840-1950年》。
在英国1700年后城市化或城市史的近期研究中，最全面的例证还是《剑桥英国城市史》，尽管其出版已近十年。这套书中有两卷（第二、三卷）与我们关注的时期有关，共包含54篇论文。其中一些文章致力于地区性的考察和对不同城市功能和类型的研究（例如小城镇、港口、疗养和休闲胜地等）。它们一般都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但受益于近期区域性或地方性研究的学术成果。第二卷中一些论文避开特例，转而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视角，即在英国工业化的环境中探讨城市化的意义：这就为这一著述中的各部分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联系。在这些论文中，约翰·兰顿的文章给出了更多的衡量地区性城市化水平的可靠数据，并强调将工业化看做是由地区性城市化体系加强的地区性现象。帕姆·夏普(Pam Sharpe)的文章集中探讨了城市化进程和移民模式，雷纳德·施瓦兹(Leonard Schwartz)则对伦敦进行了很好的个案研究。该书第二卷还包括对城市空间转变和城市管理演进的分析。在对1840-1950年间的城市化、移民、城市类型和管理进行讨论时，第三卷的一些文章很好地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新趋向，这些文章包括《城市网络》，《城市中的污染》，《城市形式、居住结构及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建设》、《规划者和公众》，《城镇和消费主义》，《城市在视觉艺术中的象征意义》等。
（六）商人信件
最后，作为进一步的举例，我想谈一下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它将为信托、赊购和诚信商业的文献研究尽力。我所研究的是18世纪商业书信的发展和作用及书信写作对建立贸易关系的贡献，特别是在相距甚远又很难见面的商业伙伴之间。我考察商业信件的作用不仅因它反映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而且还因它创造和组织了这种情况。商业信件在象征意义、语义、社交和商业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它还通过提供一种共同的符合礼貌规矩的交流文化，而有助于创建一个国内和国际的贸易共同体。在商业社会中，因为声誉是主要的，礼貌和规矩就非常关键。
18世纪见证了印刷文化的繁荣，其中商业技巧、商务和会计方面的说教性著述非常引人注目。书信写作手册无处不在，而这些手册中商业通信技巧和实践指导是重要方面。为商业学徒和会计开设的学校大批涌现，在这些学校中，书信写作手册被当作教材使用。商业和商品的词汇表和字典也不断增加，为了交流沟通的高效进行，将各类贸易中的物品、器具和业务命名并归类。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追溯了这些情况的发展，但他们对商业及业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重要但却尚未考察的问题。
由于廉价高效的邮政服务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书信写作成为一种社会习惯，18世纪和19世纪的确变成了一个书信的时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一时期通信的作用给予很大的关注：随着书信体小说，特别是理查森( Richardson)的著作成为文学舞台的中心，书信成了研究精英阶层特别是妇女的性别态度、家庭兴趣、浪漫故事和流言蜚语的重要着眼点。除了考察书信的文字内容，学者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