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法治精神 促进法治经济建设

培育法治精神促进法治经济建设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吉罗洪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符合国情、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法律作为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真正发挥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键在于实施。

不可回避的是，目前在法律实施层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我认为是信仰法治、崇尚规则的法治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欠缺。

法治程序的建立和法治精神的不足，导致出现了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比如：——认同法治的重要性，但又不自愿承受法治的结果。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作用，这些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对实行法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和应当承担的责任，有的人却又不自愿承受。

在这方面，市场主体的表现是不想承担法律风险。

以企业破产为例，阻止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债权人、企业职工，甚至还有地方政府，认为只要企业破产，自己的权益必然受损，至于法律怎么规定的，以及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条件，不是他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缺少对法律规则的尊重，以争取眼前利益的短视心态对待法律，必然损害法治权威。

公权力机关也认同应当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但正所谓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有的地方或部门在放权时却又犹犹豫豫。

这些现象说明法治的生活方式还没有成为自觉，还没有适应规则之治带来的某些“不便”。

——重视法律，但又缺少对法律的敬畏。

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方面，一些人不能一以贯之，实用主义倾向突出，通俗地说，就是把法律既当回事儿，又不当回事儿。

之所以当回事儿，是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从公司开办、员工招聘、签订合同等，都离不开法律，因此市场主体学法、用法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于法律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也要高于普通公众。

说不当回事，是说在一些人的观念里面，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儿，怎么执行是另一回事儿，对自己有利时才讲法，经济活动中不讲诚信的问题突出。

在公权力执法过程中，选择性执法等问题，也反映出缺少对法律的敬畏。

习惯于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立法目的解释法律，站在法律之上看问题，是缺少对法律敬畏的重要原因。

——积极寻求司法救济，但又不尊重司法权威。

市场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从“熟人市场”发展为 “陌生人市场”，司法在法治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市场主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越来越多。

众所周知，司法活动是有成本的，既有人财物等看得见的成本，也有因法律的原则性滞后性、司法功能的有限性等导致的看不见的成本。

但现实中，社会公众普遍忽视司法的成本与不可避免的代价，要求在司法中还原客观事实，造成了有的当事人长期信备案审查。

三是要及时对试点改革包括制度创新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予以推广和复制，最终上升为法律行政法规，并及时结束试点改革状态。

试点改革不能永无止境、遥遥无期，否则就会严重损害法制统一和权威。

同时，对实施效果不理想甚至错误的制度创新，要及时发现、停止、废止和纠错。

目前少有某一地区某一项改革举措被认定为错误的情形。

应该说，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改革规律，也达不到试点改革的目标。

四是尤其要加强对试点改革地区的地方法规和规章的立法事项审批和备案审查。

目前，根据《立法法》规定，省级地方法规需要同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而对规章，部门规章仅报国务院备案，地方规章则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为了加强对试点改革地区立法创新的有效监督，可以考虑把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单位扩展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此外，应当健全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机制制度，使之成为一种实实在在、行之有效的制度。

五是要加强中央顶层设计，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也应当有所限制和监督制约，不能授权过多。

随着试点改革类型和试点改革地区的不断增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的情形可能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法制统一和权威就会受到损害。

因此，授权立法或者对法律适用范围作出调整，应当要充分考虑必要性。

对于有些属于中央事权或者国家法律专属立法权的事项，中央尽可能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直接进行顶层设计，没有必要经过先行先试，否则必然会加大立法的成本。

六是要对试错权作出明确规定，明确严格的适用条件，兼顾宽容改革与重大行政决策责任。

既然是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就会有发生错误、改革失败的风险。

因此必须对先行先试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符合一定条件的，要实行责任豁免制度。

但是，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过若干个法定程序。

对于试点改革中存在并不符合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或者存在个人和所在单位牟取私利、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等情形，就要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61访，案件终审而无法终结。

尊重依照司法程序做出的裁判结果的权威，认可其终局性，是当前法律实施中应当特别强调的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的形成，虽然要受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较长的孕育过程，但也不应消极等待，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形成正确的法治精神。

一是要坚定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

法治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几代人持续推进。

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在我国如此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培育信仰法治、崇尚规则的法治精神，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法律人坚定对法治未来的信心。

只有坚信经过不懈努力，以法律完备而良好、享有至上权威和有效实施为标志的法治国家一定能够建成，才能不断引领和推进法治精神的形成。

二是要增进不同群体在法治实施中的互信。

进一步增进民众与立法机关的互信，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破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为法律实施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进一步增进民众与执法、司法机关的互信，规范执法、司法行为，加大执法、司法公开，在消除执法、司法与社会大众隔阂的过程中，形成自觉守法的意识。

完善法律共同体的对话与流动机制，进一步凝聚法学理论界、律师、法官、检察官之间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带动全社会法治观念水平的提升。

三是要形成全社会守法的合力。

首先，要发挥权力机关、公职人员及公众人物的积极示范作用，这对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至为重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其次，媒体应负起社会责任。

既要保障媒体报道的权利和自由，也应明确媒体应当承担的培育法治精神的社会责任，理性、客观、专业地报道和评论法律事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切实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任务要求，从娃娃抓起，培养法治信仰和法律思维。

浅谈法治经济内在机理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干部 杨省庭我就新常态下法治经济的内在机理汇报三点个人浅显看法。

第一，法治经济是发展转型的必要。

法治经济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动态稳定协调，以稳定为转型提供条件，以转型促进持久稳定。

一方面，只有推进法治，形成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国际国内投资者才有稳定的投资预期和信心，消费者才能放心消费，长期投资、扩大消费、持续创新和广泛经济合作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法律的保守性虽然可能会对快速改革造成一定的滞后，但是可以通过人大决定、法律授权、法律解释以及进一步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等多种途径予以较好地解决。

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通过法律授权为局部阶段性改革明确方向、提供框架、设定路径、划定边界，既确保局部阶段性改革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充分探索，又可将改革试错可能带来的冲击保持在可控范围，同时利用程序独立价值包容创新试错，并且及时总结改革经验，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则，以法律形式确认改革成果、健全发展机制，这也是实现“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有效结合的重要途径。

第二，法治经济是创新发展的必要。

仅以科技创新为例，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必多言。

但是需要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信息的传播、利用和再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立足国情，合理界定、适当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与强度，防止相关权利滥用行为，有利于提升社会创新整体活力和效率。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一大作用就是实现了信息低成本、大规模、快速度传播，提高信息利用效率、扩大信息接受广度，显著加快社会创新速度和能力。

在现代知识产权规模日益庞大、边界渐趋模糊、冲突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好“张弛有度”的知识经济制度体系，将是法治经济建设的一大课题。

同时，现代科技创新越来越具有“体系性产出”的特征，单纯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足以支撑创新发展的宏大战略，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以创新为导向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资本利用、主体合作、利益分配、成果转化、价值评估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推动形成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体系，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励和加快创新。

此外，“马尔萨斯陷井”并非单纯的危言耸听，完善人口、教育、慈善、医疗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对于建设人力资本强国，支撑创新发展意义重大，而科技创新反过来又对跨越“马尔萨斯陷井”具有重要价值，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推动人口转型、实现经济增长已经作了深入分析。

第三，法治经济是释放经济活力的必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防止“万马齐喑”的消沉局面，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和平等地位，对于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极为关键。

这里简单提三点：首先，要放宽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有实际价值，例如在食品、药品等领域，很多国家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

但是过多的市场准入限制，会妨碍市场机制，阻碍资源流动，抑制创业62 人民法治聚 焦JUJ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