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一、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经过五、六年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头写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把他们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以下简称《奇迹》；凡引自该书的只注页码）献给读者。

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

这是一部颇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

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

一个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再次走上兴盛和发展之途，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

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其意义可想而知：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

由于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巧妙结合。

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

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不曾达到的。

与《奇迹》的分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次，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奥尔森，１９８２），《奇迹》一书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特色。

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行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

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

《奇迹》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仅解释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

作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措施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共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

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知识，而是要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方法论。

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所收获。

二、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的比较前已指出，《奇迹》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作者们为此提出和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此之前，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外，讨论这一重大主题，并形成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还有两个著名代表：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１９７３）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１９８１）；另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１９６５）和《国家兴衰探源》（１９８２）。

三个理论分析框架所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理性行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都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都对这一主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为了推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笔者想借此对这三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比较分析。

诺斯教授的理论是从考察西方的经济史中得到的。

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教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人类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

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国家的行为选择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不论是否承认财产所有权，都是以某种产权体系的存在和作用为特征，区别在于不同的产权结构在保障个人或集团实施权能和获取利益方面的专一和有效程度不同。

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规定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并对之提供有效的保护，就能减少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成本和费用，增加获利的可能，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

这样就能增大经济激励，使整个社会更富于创造精神，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反之反是。

然而，任何一种产权结构的建立都必须有国家的参与，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

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国家处于建立和保护产权的地位，国家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因而，个人要求并愿以一定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服务；但是，这种代价以不超过建立和行使产权增加的收益为限。

国家既可以此为限，确认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建立起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侵害个人权利，建立一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却是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国家究竟采取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压力和约束，包括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竞争对手和竞争国家的压力。

至于意识形态，其基本功能是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减少“搭便车”行为。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成功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正是由于前者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市民社会，约束了国家的行为，因而建立了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后者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建立了无效率的产权，因而在竞争中败北。

诺斯理论提供的解释具有根本的性质。

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以说明很多重要问题。

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其所以不够理想，其所以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就是由于国家当时建立的产权制度，不仅其建立和行使的成本超过了它的收益，而且在于它无法阻止甚至是鼓励了“搭便车”行为。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就是由于着手建立和发展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逐步缩小了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激励。

事实上，注重产权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因为，说明了这一问题，只是提出而不能解决产权改革的任务。

只有从理论上说明了改革前为何和怎样建立了那样的产权制度，而改革又为何和如何形成了今天的产权结构，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由于面对的具体对象有很大不同，诺斯教授的理论也需要有所发展。

因为，我们不仅要说明非国有产权的自然发育，还要解释从国有产权向非国有产权的转变；不仅要说明各种产权形式的创造和作用，而且要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不仅要说明计划权利的重新界定和交易，而且要说明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和实施；不仅要说明合约方式的变化，而且要说明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的重建。

所有这些问题有些是诺斯不曾遇到，也不曾提出讨论的，却是我们直接面对、必须给予回答的，但是，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奇迹》虽然把微观经营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用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但并未明确提出产权问题，而且从整个行文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只要转变了发展战略，在现有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例如，在讨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时，《奇迹》只考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第１２０－１３４页）未提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讨论改革的成就时，《奇迹》虽然把非国有经济和乡镇企业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只是认为“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第１５８－１６５页）并未讨论这方面进行的产权制度创新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奇迹》多次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但都没有从产权制度方面提出问题，自然也就解释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奥尔森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

奥尔森的理论和方法是以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和固有逻辑为基础，以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线，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并据以对战后很多国家的兴衰作出了自已的解释。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

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利益集团中，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体利益来取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谓“选择性剌激手段”的惩罚和奖励作用，根据其成员的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

由于个人行为的理性特征和集体利益必须分配给集团的所有成员的性质，决定了有选择性剌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组织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

由于利益集团的结盟性质和排他特征，或者组成卡特尔，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必然阻碍技术进步、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或者进行院外活动，扩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能增加而只能减少社会总收入。

所以，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强大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

战后的德国、日本，由于动乱、战争和被占领，使得特殊利益集团锐减，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产有了相当迅速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