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

试论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来源：时间：2010-6-24 点击：100--------------------------------------------------------------------------------李有江（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031）摘要：2006年9月19日，继1991年军事政变15年之后泰国再次发生了军事政变，一时间，泰国的政治稳定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但是，从政治稳定的四个层次即国家政权体系的稳定、权力结构的稳定、政治过程的稳定和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来分析，不难发现泰国政治上的这次变动仅仅只是政局动荡，泰国的政治总体上说仍然是稳定的。

关键词：泰国；政治稳定；政局动荡关于泰国政治稳定性问题，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应的研究。

有的学者以泰国政变频仍为依据认为泰国的政治是不稳定的，而有的学者则以泰国官僚体制的稳定和泰国经济的发展为依据认为泰国的政治是稳定的。

政治稳定是一个非常复杂，不易界说分明的概念。

各派学者均对政治稳定的概念进行过界定，但由于各派研究的角度以及侧重点不同，目前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吴辉在其所著的《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东南亚经验的研究》一书对政治稳定的概念作了以下的界定：政治稳定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维持既定的基本政治秩序，适应社会政治变迁而保持连续性的一种状态。

它包括国家政权体系的稳定、权力结构的稳定、政治过程的稳定和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等四个不同的层次。

政治稳定的四个层次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其中任何一个层次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

只有各个层次都相对稳定并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才能有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

这种界定是从东南亚国家的一般政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我们分析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是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的。

一、泰国国家政权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一）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即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对国家的认同自却克里王朝建立以后，特别是拉玛三世改变了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缅甸的外交策略以来以曼谷为核心的泰王国逐步稳固下来，泰民族的国家意识开始形成。

16世纪以来，泰国就开始承受来自西方的侵略压力，然而泰国的君主们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巧妙地和英法等西方国家周旋，不但没有沦为西方殖民者的完全殖民地，还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把国家的领土界定下来，使得处于边缘地区的民众也开始有了固定的效忠对象。

①发展到今天，泰国一直保持着领土完整和统一，民众对国家认同程度也很高。

在150多年的时间里，泰国的国家主权虽然多次受到威胁，并先后与英国、法国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是，泰国通过外交上的妥协维护了泰国的政治稳定。

在国内政治方面，尽管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各府极端分子和分裂组织不断给政府制造麻烦，对泰国政治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泰国政府的应对还是得当的，泰国的政治共同体还是稳定的。

（二）政制的稳定，即宪政体制和基本政治制度及规则的相对稳定从1850年至今，泰国宪政体制和基本政治制度及规则只有过一次大的转变。

1932年，以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派发动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

此后，政治制度再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这一点上看，泰国的政制是稳定的。

在某些阶段，稳定可能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另一些阶段，政治上的某些变动又可能是发展所必需的，至于这种变动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以稳定的方式还是以不稳定的方式），那就要由各种主客观条件来决定了。

泰国1932年的革命和许多后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变革过程相比是较为平稳的，受到的阻力也较少，保守派的反击也很弱。

1932年以来，泰国一直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尽管有过多次修宪，有时甚至中止议会活动，但是总体而言，政制没有改变。

而且，泰国也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体频繁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势必会使斗争更为惨烈，内耗增大，从而影响特定时期的政治稳定。

（三）政治继承的稳定应该说，泰国政治继承的稳定性是不高的。

在1932年以来的7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军事政变和学潮的不断发生，泰国政治领导人的非正常、非程序性更迭非常频繁。

从1932年到今天总共经历了17次成功的军事政变，1992年之后才进入了较为稳定的文人执政时期，2005年才出现了第一次文人政府的连任，但是2006年9月19日又发生了政变，再次出现了军管政府的局面。

泰国在国家政权体系、国家主权和政制等方面是较为稳定的，但政治继承的稳定性却要差一些。

国家政权体系的稳定是政治稳定最根本、最重要的体现。

国家政权体系的稳定与否会对其他三个层次的稳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泰国政权更替面临的问题泰国政治稳定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权更替，国家政治领导人更换频繁。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低1850年以后，泰国的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实现国家强大的愿望，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革新活动。

到1932年革命前，经过80年的发展，泰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立了西式建制和装备的军队；聘用外国专家对国家行政进行管理与改革，制定了文官法；要求国民在衣着和行为举止上向西方人学习；建立现代学校，并送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和管理技术。

但由于封建君主本身的局限性，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变化。

面对这种情况，部分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海外的留学生，酝酿推进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这些人绝大多数有留学西方国家的经历，亲眼目睹了泰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认识到君主主导的现代化的局限性，认识到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像西方国家一样实行民主政体。

由他们组成的革新派，不断给国王上书，要求制定宪法，实行民主政体，以民党为代表的更为激进的组织，甚至提出了采用暴力推翻专制君主制的主张。

然而，这一群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一方面是人数少，二是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大体相似，绝大多数为贵族子弟和商人子弟。

他们和普通民众，特别是当时占泰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几乎没有联系。

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1932年革命成功以后，政府组织到农村宣传“民主”时，有的民众甚至把“民主”误认为是总理的儿子之类的大人物的名字。

不仅仅普通民众对民主不了解，其实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对整个民主制度的认知也不是太深刻。

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了西方式的议会等机构，就可以形成真正的民主制度。

他们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需要民众政治文化的认可、需要政党制度的相应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在建立起了形式上的西方议会制度之后，由于民党自身的不成熟、民众政治觉悟低下，民党无法控制局面，最终导致了权力的转移。

面对政治上层的斗争和更迭，普通民众没有介入的意识，无法起到监督的作用，更谈不上真正参与政治。

（二）政治权威的频繁转移，造成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过度集中1932年革命的发生，迫使拉玛七世签署了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法律。

国王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权力，不久就移居海外。

国家的最高权威突然离去，而新成立的民党政府又没有足够的执政基础和权威，由此形成了一个权力的真空。

这就是派伊所指出的由新旧政治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六大危机”。

西方国家在专制王权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以后的大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动摇了政治上层建筑，最终导致了政治的民主化。

而此时的泰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尽管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但是，专制王权并没有使泰国的经济得到足够的发展，也没有为现代化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直到1932年，泰国经济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生产力的滞后，没能为泰国提供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没有产生新的阶层。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泰国国民仍然把国王作为他们的最高领袖、最高权威。

国王的突然失权，使国民非常茫然，无所适从。

历史上有相似经历的国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局面。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就因为政治权威（皇权）的丧失而导致了军阀割据；日本明治维新中权力的转移也产生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动荡。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主要看新的政治权威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以及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摧毁程度。

泰国在1932年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后，由于此前历代君主已经对泰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的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改造，新的政权建立后，并没有触及到地方的势力，这就大大削弱了地方权贵对革命的抵触情绪，全国范围内的反对改革的斗争规模很小，而且很快被镇压下去。

普通民众在改革之后，也没有因此而拥有获得权力的空间，而且由于传统的统治秩序的存在，农民阶级对1932年革命保持了沉默。

动荡主要表现为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

当时的泰国，有能力来分享政治权力、填补政治空间的是发动革命的民团领袖和官僚阶层。

由于泰国的政党代表——民团的发育非常不成熟。

政党没有自己的基层组织，也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没有制定详细的政策方针和经济发展计划，因而在政治斗争中，没有足够的威信。

亨廷顿曾说过，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至高无上相当于17世纪欧洲国家君主专制的至高无上，二者都是为创建一个民族共同体提供基础，从而为现代化准备条件。

但那时的泰国政党显然还达不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权力很快就转移到了掌握实权的军队官僚手中。

卢西恩·W·派伊指出：“比较而言，军队统治是东南亚最为普遍接受的政府实践，因为就议会制度而言因其分裂的力量太强。

军队纪律在其他一些没有严格纪律的社会里会起到临时统治的作用。

直到巩固的文官制度产生、发展起来。

特别是独立后的第二个时期，随着那些善于煽动民众狂热的个人领袖人物的衰落，东南亚出现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军队统治模式。

”19世纪中叶，泰国进行军队改革并建立现代军队，由此出现职业军官阶层。

他们学习西方军事知识，具有改革意识，与君主专制和贵族官僚体制逐渐产生矛盾。

在1932年立宪政变中，泰国军官阶层支持民党，在推翻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军队具有了光荣的历史背景。

革命后，军队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在立宪内阁中军人与文官联合掌权。

1938年少壮军人领袖銮披汶担任内阁首领，从此高级军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

二战后，1948年銮披汶重新上台，军人集团再次控制政府。

由于官僚集团内部的分化，导致集团间为分享权力而进行反复的斗争，进而导致政局的动荡。

为了使自己的斗争行为以及自己对资源的分配合法化，各个集团都不约而同地抵制保守派的反扑，而且均打出了民主的招牌，从而使泰国1932年革命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

（三）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泰国政局动荡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

从制度层面上看，1932年革命之后，尽管仿效了西方的议会制度设立了议会，但并没有形成西方代议制正常运作的机制。

普通的民众并不了解代议制，东方的权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有能力参与权利分配的团体，只是希望尽可能地获得好处，即使有的领导人希望贯彻民主制度，也是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