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第十九章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内容提要一、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历史任务。

他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中昭告世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194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共和国建立后要“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建设工作”。

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化复兴和繁荣的时代。

这一时代的特征，首先，在于文化事业从少数人掌握、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转变为由多数人掌握、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因而极大地解放了文化所蕴含的精神生产力。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因此中国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囿于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不足，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和经济建设任务的繁重，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一些缺憾和不足。

到了“文革”时期，随着政治动乱的出现和升级，长期在中国社会中潜藏的文化惰性一齐迸发出来，并极力以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混淆视听，蒙蔽了许多幼稚青年和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们。

这个时期出现了无数文化观念上的颠倒错乱，比如把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要求误解或歪曲为资本主义复辟，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误解或歪曲为修正主义的观点，把人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当作“伪科学”来加以扫荡。

相反，却把封建地主阶级的“血统论”当作阶级论加以宣传，把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当作组织纪律加以贯彻，把践踏民主法制当作“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加以提倡，把封建株连当作划分阶级阵营加以推广。

这些文化观念上的颠倒错乱，不应看作是哪一个人的偏见或失误，而应该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

当然，也要看到，“文革”的迷雾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倒退现象，因为新中国的成立、生存和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着中国文化不断进步的总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领导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终于通过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而从“文革”的迷雾中走了出来。

二、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讨论，表现出以往的文化研讨所不曾有过的崭新内容和独特性质，它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对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80年代“文化热”的特点之一是现实性；特点之二是广泛性；特点之三是世界性。

正因如此，80年代的文化热，显而易见带有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

它以多维视野反省中国文化，审视世界文化，承认世界文化是多元并举、互为补充的整体格局，并力图通过痛定思痛的自我反省和突破框囿的大胆求索，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好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并进行全社会的动员和启蒙。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文化热”支持、赞助了改革开放，促进了文化观念的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

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也发出了一些与时代精神不甚协调的音调。

诸如全盘西化论，彻底重建论，复兴儒学论。

文化讨论中还出现了“西体中用”论，“新启蒙”论等种种不同主张，对此应作全面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事情很清楚，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科学和理性来指导。

如果用种种错误的、偏激的方式来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工作，不仅会在思想上、理论上引起混乱，而且会在实践中形成错误的导向，把一些学识尚浅、判断力不强的青年人引向歧途，为害匪浅。

平实而论，错误的东西必须为正确的东西所取代，情绪化的东西终归要由理性匡正，非科学的东西必依归于科学。

错误的非科学非理性的东西毕竟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政策。

因此，用理性的头脑、客观冷静的眼光来审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无论对于文化学者还是青年一代，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20世纪90年代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20世纪90年代之初，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坚持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我们应该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这既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

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了更系统、更深刻和更全面的纲领性认识。

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建设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和道路（一）从“会通超胜”说到“古今中外法”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基本方针和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

这一主张不仅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是先进的中国人长期探索和缜密思考的结果。

早在明朝末年中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科学家徐光启、哲学家方以智、史学家万斯同、经学家焦循等都提出中西会通的观点。

降至晚清，魏源、王韬和众多人士都提出师法西方、中西交融的看法。

到了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一直成为富有辩证思维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

如章太炎在《汉微言》中力主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

孙中山则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故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蔡元培在文化方面，同样也持辩证综合的观念，他主张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互补的思想。

李大钊认识道:“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

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

”这些提法都具有辩证思维的性质，表现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的思想高度。

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

提出了“古今中外法”。

毛泽东这一提法不仅富于辩证思维，精辟深刻，而且饶有情趣，雅俗共赏。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原则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应坚持何种方针，怎样保证中国新文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持久、深入地发展?首先，当代中国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要辩证地处理好“古”和“今”即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努力做到立足当今，古为今用。

再次，当代中国文化要辩证地处理好“中”与“外”亦即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

（三）中国文化的认同与适应对于“古今”、“中西”的辩证关系，还应给以哲学的观照和理解。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途程中，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

这种矛盾运动，文化学上称之为“认同”与“适应”。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是绝对必要的。

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才能更新、发展。

所以说，外部挑战乃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外适应也是绝对必要的。

综上所述，认同与适应是一对辩证的矛盾，认同不全是全面认同，适应不是消极地适应，应当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能保持民族主体性和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能吸收外来优良文化，而最终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依归。

（四）中国文化的综合与创新有的学者概括说: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既互相对立又互动发展的思想格局，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家复兴派、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已经形成的思想格局。

上述论者共同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

这四句话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即马克思主义派对古今中西问题的完整回答，是缺一不可的。

古今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是建立在对文化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作为完整的结构，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如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和观念文化层面），每一层面又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换言之，文化要素构成文化层面，文化层面构成文化系统。

对此是可以加以分析的，也是可以加以综合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主张:无论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系统，还是对于西方文化系统以及其它民族的文化系统，都应该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研究、分析、剔抉，就像庖丁解牛那样把整体的牛分解为各个部分，对各个文化系统的剖析则是把系统分解成各个要素，对于当代中国两个文明建设有益的就“拿来”，无益的就舍弃，有害的就加以批判肃清。

这样就能够像百川汇海一样，吸纳各个文化系统的优势和长处，建立古今中西文化的合理互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