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

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安德明2010年3月29日—4月9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共同邀请，德国著名民俗学家和欧洲民族学家、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教授前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并先后在北师大和社科院举行了四场学术报告。

作为世界民俗学的发源地之一，德国在民俗研究方面具有久远的学术传统，其学术思想和相关的研究方法，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民俗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民俗学适应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新形势，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许多发展方向对于发展和壮大民俗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惜的是，近年来我国民俗学界同德国同行的学术交流，远不如与英美学界的交流频繁、广泛，因此中国学界对德国民俗学在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十分有限，对其具体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更是知之甚少。

卡舒巴教授在北京的学术交流和系列讲座，为中国同行比较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德国当代民俗学的学术特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卡舒巴教授出身于民俗学，但他和他的同事目前所从事的学科，叫做欧洲民族学。

我在同他本人的交谈中，明确得知，尽管他也同意自己可以算作民俗学者，但在很大程度上他更愿意将自己看做是欧洲民族学者。

从他对自己学术身份认同的强调，可以感到他本人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取向与传统的民俗学是不一样的。

而事实上，德国民俗学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之所以逐渐更名为欧洲民族学，其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在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上与过去的学术传统区分开来，以便更轻松灵活地投入到对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观照中来。

在德国民俗学的这一重大学术转型过程中，卡舒巴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已成为德国当代欧洲民族学界最富影响和声誉的学者之一。

卡舒巴教授在学术上的最大特点，是把自己的学术关注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联系在一起。

这次在北京所作的系列学术报告，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四场报告分别题为《形象与想象：柏林的都市民族学》（Images and Imaginations:Urban Ethnology in Berlin，3月31日）、《从民族国家的到文化的：迁移中的欧洲文化认同？》（From National to Cultural:European Identities on—抑或是真实性的神话》（Cultural Heritage the Move?4月1日）、《欧洲的文化遗产———民族国in Europe-or the Myth of Authentic，4月6日）和《记忆文化的全球化？——家记忆政治中的显性纪念碑、原教旨主义者的策略以及宗教偶像》（Globalizing Memory Cultures?———Visual Monuments，Fundamentalist Strategies and Religious I－cons in National Memory Politics，4月7日），话题涉及都市民族学、欧洲的身份认同、文化遗产以及记忆文化的全球化等诸多对传统民俗学者而言颇具新意和挑战性的范畴。

在《形象与想象：柏林的都市民族学》一讲中，卡舒巴教授首先介绍了欧洲民族学的目的、特征和方法。

他指出，与殖民时期的民族学者在欧洲之外所做的有关传统部落、仪式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不同，今天的欧洲民族学，是要观察欧洲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文化进程，探寻大众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想象，考察社会中的人和他们自己的世界，并以此来理解：我们社会世界的文化表现是如何被话语和想象建构的？它们是如何被组织成象征符号和实践的？它们是怎样活在多种传统与记忆当中、活在各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传记当中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属于一种“家乡民族学”，主要关注自身的文化实践，要在自己的家门前寻找“陌生”。

随后，他通过自己和同事在柏林的观察和研究，详细介绍了作为欧洲民族学的一个研究方向的都市民族学，是如何展开对于城市的观察、思考和探究的。

《从民族国家的到文化的：变迁中的欧洲身份认同？》的报告，则对1989年以来强烈困扰欧洲和欧洲人的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尤其是“欧洲的欧洲化”现象。

其中指出，“欧洲化”现象的产生，同三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政治性的欧盟组织对欧洲认同自上而下的影响，二是欧洲内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交流对于欧洲认同自下而上的影响，三是移民导致的欧洲身份的全球化。

这些原因，在促进欧洲认同的同时，也导致了方方面面新的冲突和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要依赖对文化、政治更深入、细—抑或本真致的民族学的考察和更全面、公正、宽容的视角。

《文化遗产在欧洲——的神话？》一讲，对“文化遗产”概念在欧洲漫长的发展历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本真性”问题做了细致梳理。

他指出，“文化遗产”概念中融合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界、大众文化等多方面的认识和诉求，其中体现着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和对文化本真性的想象与建构。

报告在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变异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指出了“本真性”作为主体规划行动和话语的一种文化策略的本质，并对民族学（乃至相关的民俗学）的遗产化现象进行了批评，倡导民俗学和民族学应该关注当—民族国家记忆政治下、关注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在《记忆文化的全球化？——中的视觉纪念物、原教旨主义策略以及宗教偶像》一讲中，卡舒巴教授首先指出，记忆政治一直是塑造和凝聚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其传统媒介包括书籍、艺术、博物馆和公共仪式等。

在现代社会，以英雄、赞美诗、纪念碑和民俗为基础的共同体的观念，尤其能够激发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记忆政治总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思想政权和思想统治，其中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政治合法化与霸权政策的策略，又包括自下而上的追求可信性的思想运动。

接着，他分别从“民族国家的和欧洲的记忆”、“全球记忆中的欧洲政权”、“宗教记忆的全球化”以及“网络记忆”—特别是传统的等四个方面，对1989年之后一些民族国家与欧洲集体记忆的形式——形式，以及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进行了分析。

卡舒巴认为，一方面，从欧洲来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洲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关注民族国家的认同到关注欧洲化的欧洲的认同的过程，以此来对抗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外部危机；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化的倾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重新民族国家化”的趋向。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政治记忆正日益变得欧洲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基于欧洲标准的“文化遗产”概念变成了全球相关行动的主导模式。

同时，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也已在全世界蔓延，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

它们出—通常是通过新的信息形式、而且常常是以原教旨主义和宗现在新的文化形式中——教的方式，出现在互联网上。

这种新趋势，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视觉政治和形象政治中一个新的、根本性的“偶像转向”，这个转向在“记忆技术”和记忆的集体实践方面都造成了新的局面。

这四次讲座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来自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和中央民大民俗学及相关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们都积极参加了该系列活动，并在报告之后，同卡舒巴教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和讨论。

让民俗学专业的诸多听众感受至深的，是卡舒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超越了我们一般所遵循的学术传统。

他的研究，不仅与大多中国同行的研究有所不同，与我们相对比较了解的美国民俗学的主流研究也—今天美国民俗学主要的研究范畴，大体上与中国民俗学是相似的。

有较大差异——美国民俗学界有一批学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我们来说是领先的、富有启发性的，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研究还是没有摆脱民俗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内卷化”的传统，仍然属于在传统学科内部的精耕细作，其中所谓的突破也往往只表现为分析的更加细致缜密、思考的更加深入全面。

总之，就目前的民俗学来说，无论中国还是我们有所了解的美国，学界所作的努力总是围绕着如何把我们传统的对象做得更精细、更系统、更有创造性，以便同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区别，因此，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在传统领地上持续的深耕。

卡舒巴教授的研究，首先为我们思考如何使日趋内卷化的民俗学走出自说自话的天地提供了一种启示。

从四次讲演中可以看出，卡舒巴同他所代表的德国欧洲民族学，关注的是当代现实生活而不是那些背负沉重历史的传统符号，其研究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整体的思考，而不是局限于对传统的“民俗”这个狭小范围中特定事象的观照。

在研究对象上，他所关注的重点与我们有很多不同：他关注的城市问题与我们着力关注的农村问题有很大区别，他关注的公共事件、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与我们所关注的口头文学、信仰仪式等传统文类亦有很大不同。

他关注的是当代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协调等重大问题。

从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他所关注的核心，实际上同我们民俗学者长期以来所倡导和强调的研究重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关注生活中的人。

可惜的是，尽管我们一直主张民俗学的研究要关注人，但由于研究思路和视角的局限，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所描述、展示和分析的人，往往是与当下社会中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相剥离的人。

我们也许可以说，民俗学是在书写一种历史，一种关于被主流的、正统的历史—而这也正是民俗学的民叙事所忽略乃至鄙视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历史——族志研究的价值所在。

然而，仅仅局限于对某个具体社区语境中传统的民俗事象的描述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显然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门学科的强大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民俗学力图要为那些受主流文化所轻视的文化现象正名和立传，但由于视野的局限，实际的结果是，非但没有使那些现象的地位因此得到提升，连民俗学自己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也因为长期的自我画地为牢而每况愈下。

对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世俗的偏见，也进而由于民俗学自身过分强调自己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传染”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变成了学术界低看民俗学的有色眼镜。

卡舒巴的研究，扩展了传统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它启发我们积极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民俗学的研究与当代社会进程中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从民俗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去加以回答和解决，从而自觉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界更大问题的讨论中，并进而寻找民俗学学科发展的突破点，通过积极进取，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其次，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例如，他在承认博物馆和考古学领域存在“本真性”的同时，又对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中作为想象性建构和文化策略的“本真性”的本质做了发人深省的剖析。

又如，他对“文化遗产”概念的源流及其与记忆政治、文化政治等方面关系的思考，对今天的中国民俗学尤其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