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经济政治因素在傣族土司制度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09-10-12

元明清时期经济政治因素在傣族土司制度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吴 云

(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 要: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是傣族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历来都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从傣族这一制度的历史线索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傣族在长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作为有着特殊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特点的一员,土司制度是傣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它有着傣族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在另一方面,傣族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和中央王朝的强势政治因素影响,在傣族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进程中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元明清;傣族;土司制度;变迁;因素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9)06-0099-03作者简介:吴云(1971-),云南大学副教授,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政治学、法学。

一、元明清时期在中央王朝强势政治影响下傣族土司承袭制度变迁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于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的经营和影响,通过健全制度、加强管控,甚至在必要时候,战争干预傣族社会矛盾。在中央王朝强势政治影响下傣族土司承袭制度,从早期的承袭状况较为会乱到确定嫡长子继承为主,兼有宗法关系(血缘)中兄终弟继、孙袭祖职和女性亲属继承制度。

第一、傣族土官承袭状况在明朝之前较为混乱史料记载:成化六年(1470)九月丁亥, 总兵官黔国公沐琮奏: 近奉诏书;土官袭替,止令御史、三司保勘。缘臣父、祖以来镇守云南,熟谙夷情,凡其世系部落,悉知其详;今御史、三司多有不谙夷情,或听请嘱,以致土官争袭,甚至连年仇杀不已。乞仍旧例,令臣区处,庶事体归一。!兵部议: 袭职非军机重务,取旨裁决。!上曰: 琮先世为云南边夷信服久矣,今土官袭替,琮不与闻,人将致疑,其尊正统年间事例行。![1]

成化十四年(1478)秋七月戊寅, 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琮奏: 所属土官,不能分别嫡庶,以致身死之后,或同族异姓,与其应袭之子互相争立,三司等保勘之官又各依违不决,恐生他虞,乞下所司移文镇守、巡按等官急为剖决,仍行布政司转行土流官吏人等,公核在职土官宗派嫡庶始末,详其谱图,岁造册籍,遇有土官事故,籍此定之,则事有定规,争端可息。!事下兵部议: 其言甚切,请行琮等督三司巡守官,凡土

官争袭未定者,亟从公剖决,毋得仍前避事。兼行六品以下如例入粟听用,免其至京;或三司等官避事不决,听巡按御史察举,虽巡守满岁勿代。即以此著为定例,凡贵州、广西、湖广、四川皆遵行之。其册籍,旧有者准造,否则减省为便。!从之。[2]

后来的历史资料记载的傣族土司承袭装况就变得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相对稳定。∀泐史#记载的西双版纳召片领的承袭情况大部分是嫡长子继承。

当然,明清两代的史料中也有其它的承袭方式;但不是主导。第一,孙袭祖职。∀明实录#记载: 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 甲戌, 准云南景东府土官陶炳孙金、指挥纪纲子连道、杨炯子世臣,各袭祖职。先是,嘉靖十八年,炳坐杀子降级,事连纲、炯,亦坐降级调卫。至是,炳、纲俱死,炯年老而贫,炳孙金当承袭,为炳讼冤,且称与纪氏、杨氏解仇。云南抚、按官游居敬、王大任以闻,因言:∃陶氏内乱,患不及地方,而纲、炯世居景东,今使其子孙离坟墓,捐亲戚,亦非人情。请一切赦之,追复祖职,与之更始。%从之。![3]

第二、土司近亲属承袭的情况

∀钦定大清会典#规定的土官承袭制度:顺治初年定:土知府、同知、通判、知州、州同、州判、吏目、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经历、知事、巡检、驿丞等文职承袭,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名曰号纸。其应袭职者,由督抚察实,先令视事,令司、府、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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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封土司具结,及本族宗图、原领号纸,咨部具题请袭。又定:凡承袭之土官,嫡庶不得越序。无子许弟承袭。族无可袭者,或妻或婿,为夷众信服者,亦许承袭。子或年幼,由督抚题明注册,选本族土舍护理,俟其年至十五岁时请袭。又定:土官年老有疾,请以子代者听。又定:土官亲生之子,未满十五岁者,该督抚题明注册,将土司事务,委族人护理,俟其子长成,具题承袭。如土官受贿隐匿凶犯逃人者,革职提问,不准亲子承袭,择本支伯叔兄弟、兄弟之子继之。若有大罪被戮,即立夷众素所推服者,以继其职。[4]有关元江、新平县史事,永丰里土把总方定柱,其先方从化,本鲁魁山夷目,山在新平县东南九十里, 正传子永祥,永祥无子,以侄保柱降等承袭,为土把总。传子印,印无子,道光七年,即从叔定柱袭。![5]此处史料说明土司的近亲属承袭是被认可的。

上述史料表明,直到明代前期,傣族土司的承袭状况非常混乱。有嫡长子继承,孙袭祖职,有嫡庶子争袭,还有下级篡权的各种状况。明朝廷后期加强对土司承袭的因俗利导,健全土司承袭制度。把血缘关系亲疏这一中央王朝的权力交接传统在傣族土司承袭中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傣族社会土司政治的制度化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直到明初李思聪等人出使傣地时,∀百夷传#记录的傣族社会民间习俗和土司礼仪都是保留着独特的傣民族特色。

官民皆用笋谷为帽,以金玉等宝为高顶,如宝塔状,上悬小金铃,遍插翠花翎毛之类,后垂红缨,贵者衣用丝绫锦,以金花金钿饰之。出入或象或马,从者塞途,俗以坐象为贵,以银镜十数为络,银铃银钉为缘,鞍三面以铁为栏,漆以丹,籍以重衤因,悬以铜铃,鞍后奴一人,铜帽花裳,执长钩为疾徐之节,招摇于道,自以为贵。其相见有合掌之拜,屈膝之跪,而无端肃拱揖之礼,长于己者则跪之,有所言则叩头受之,虽贵为把事叨孟,见宣慰莫敢仰视,凡有问对,则膝行以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贱见贵、少见长皆然;侍贵人之侧,或过其前,必躬身而趋。筵宴则贵人上坐,僚属厮役列坐于下,有客十人,则令十人举杯,人行一客之酒;酒初行乐作,一人大呼一声,众人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座,初进饭,次具醪馔有差;食不用筋;每客一卒跪座侧,侍水瓶,食毕则盥悦。凡物必祭而后食之。乐有三,曰百夷乐、缅乐、车里乐:百夷乐者学汉人所作筝、笛、胡琴、响盏之类,而歌中国之曲;缅乐者,缅人所作排箫、琵琶之类,作则众皆拍手而舞;车里乐者,车里人所作,以羊皮为三五长鼓,以手拍之,间以铜铙铜鼓拍板,与中国僧道之乐无异;其乡村饮宴,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6]

傣族土司出行、待客、公务等多方面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影响,汉文化与傣族文化的不断交流,到清朝时期,按如上∀南中杂说#记录的傣族风俗情形。傣族土司三百年来,渐染华风,土司之居城郭者,亦与汉人无异!。傣族土司礼仪不断汉化。

从明清傣族土司承袭的状况及中央王朝对傣族土司承袭的管理制度看,明清时期是傣族土司承袭制度从逐渐稳定到改变发展的历史阶段。在明代前段傣族土司的承袭状况还比较混乱。明朝廷加强对这一制度的完善后,以嫡长子继承为特征的傣族土司承袭制度稳定了下来。随着中央王朝的统治深入,中央王朝的文化对于傣族土司承袭制度不断加强影响和渗透。引起了这一制度的多方面改革。改变了过去只有昭的嫡系子女才能继承的状况。增加了庶子、旁系血亲、女性亲属以及其它非亲属的本民族的人都可以继承的规定。这一制度的变革,一方面说明中央王朝对于傣族政治的控制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王朝的强势文化已经诱导傣族法律文化发生了变迁了,进而引起傣族法律制度变迁。

二、元明清中央王朝政治影响推动朝廷对傣族土司的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健全

元明清时期傣族土司制度随着中央王朝影响的不断深入,在与中央王朝的政治、法律关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1、元代开始形成土司制度。元朝建立了对云南的统治后,在原唐和南诏对部分傣族地区的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在车里、八百媳妇、缅甸等傣族先民地区的建立政治统治的实践。元代统治傣族地区后,在认可原来的傣族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了统一的傣族土司制度。元朝对傣族土司的品级,土司与上级地方军、政组织的关系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土司的任命等都作了制度安排。由于元代统治时间较短,傣族地方政权民族特色文化积淀较深,以及傣族土司政治的经济基础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元朝只能是初步建立了中央王朝对于傣族土司的统治、管理制度。

2、明朝规范土司制度。明朝在元朝对傣族土司统治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土司政治统治的干预和影响。如前所述,直到明代前期,傣族土司的承袭状况都还很混乱。这方面的因素在客观上也加剧了傣族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许多战争,恶化了傣族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明朝廷更加注重对于傣族土司的管理(当然明代还只是对土司统治的外部管理),在沿袭元代对傣族的土司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傣族土司制度。规范了土司的承袭,地方官对土司的管理,土司辖区内的司法诉讼原则,土司的朝贡、接待、回赠、任免等政治制度。到明代后期,为了更好地处理好中央王朝与傣族土司的关系,朝廷专门设立四夷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代的傣族土司制度显然较之前朝有了一个大的进步和发展。

3、清代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傣族土司制度。明代开始对一些傣族土司政治实施改土归流活动,但大部分傣族地区还是保留了傣族土司政治统治。清代前期中央王朝沿袭明代朝廷在傣族地区的土司政治统治,在后期对傣族的土司政治统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代对傣族的改土归流有其一些合理的原因。明清以来傣族社会阶级分化开始加速,封建领主制经济基础建立,并开始变迁。一些地方地主制经济因素已经有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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