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精品文档12页
探析庄子“得意忘言”论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探析庄子“得意忘言”论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作者：殷伟来源：《戏剧之家》2019年第12期【摘要】庄子“得意忘言”论认为语言为工具，得意为最终目的，当人们使用语言来感知外界事物时，会局限在语言环境中。
这一学说的提出，旨在要求人们正视语言缺陷，注重对语言内在意义的体会。
庄子的言论对人们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等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更加明显。
【关键词】“得意忘言”论；文学理论批评；语言符号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2-0225-01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是思维展示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思维和语言间存在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哲人加大了对思维语言问题的讨论，其中庄子主张言不尽意。
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只能描述事物表面，不能深入挖掘其内在真理。
这一言论已经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基础，为了促进文学批评的良好发展，还需要从“得意忘言”论出发，进行文学批评深入分析。
一、“得意忘言”论内涵在进行“得意忘言”论内涵分析时，应对其提出的目的有所了解，考虑到其在解决“不得不言”和“言不尽意”问题间存在的矛盾上的作用，应将这个学说看作是方法论。
《庄子外篇》中提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在言意关系解释上，认为语言主要起到承载言语意义的作用。
从“得意忘言”论内涵来看，要求人们在利用语言的同时，要克服语言世界带来的局限，在接收语言信息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在利用想象思维的情况下，深入挖掘语言背后信息[1]。
語言承载了象征符号代表的意义，成为象征性的语言符号。
“得意忘言”论中强调“忘言”和“忘象”能了解文字深层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得意”的前提是人们已经了解语言符号含义，明确物只是表达情感的中介，可将其作为表征物替代品，还需要进一步提炼有价值的特征信息。
这就说明“言”和“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理解障碍，但同样能为读者提供想象思维发挥空间，在读者进行文字阅读时，能得到多种理解和解释。
“得意忘言”与“意义即使用”的语言哲学观理解
“得意忘言”与“意义即使用”的语言哲学观理解作者：赵毅慧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3年第07期【摘要】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他所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等学说对译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翻译研究中的释意学派对于意义的研究，使其与语言哲学不谋而合。
文章旨在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语言哲学中语用意义论与翻译过程、语用意义论与释意派理论及语用意义论与翻译忠实度的关联，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及视角。
【关键词】语言哲学语用意义论翻译释意理论本文为2011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本土国际会议语料的职业化译员素养研究”（编号：11JK04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人类语言能承载与思维紧密相关的意义（meaning），人类的语言才具有对任何科学或学科来说都不能忽视的意义（significance）（刘宓庆，2001）。
因此，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历来都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
从洪堡特“语言是世界观”（转引自陈嘉映，2003：1），培根“语言控制着心智” （转引自陈嘉映，2003：1），以及我国古代庄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等名言中，我们皆可看到哲学家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
很多语言哲学家把意义理论视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
从意义的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到意义的观念论（ideational theory），从行为主义的意义论（behaviorist theory）到意义的使用论（use theory），以及后来的成真条件理论（truth conditional theory），语言哲学家们都关注了语言中“意义”这个存在于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概念。
探析庄子“得意忘言”论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戏剧之家》2019年第12期 总第312期225文化天地作者简介：殷 伟（1976-），女，山东枣庄人，本科，讲师，文学理论方向。
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是思维展示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思维和语言间存在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哲人加大了对思维语言问题的讨论，其中庄子主张言不尽意。
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只能描述事物表面，不能深入挖掘其内在真理。
这一言论已经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基础，为了促进文学批评的良好发展，还需要从“得意忘言”论出发，进行文学批评深入分析。
一、“得意忘言”论内涵在进行“得意忘言”论内涵分析时，应对其提出的目的有所了解，考虑到其在解决“不得不言”和“言不尽意”问题间存在的矛盾上的作用，应将这个学说看作是方法论。
《庄子外篇》中提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在言意关系解释上，认为语言主要起到承载言语意义的作用。
从“得意忘言”论内涵来看，要求人们在利用语言的同时，要克服语言世界带来的局限，在接收语言信息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在利用想象思维的情况下，深入挖掘语言背后信息[1]。
语言承载了象征符号代表的意义，成为象征性的语言符号。
“得意忘言”论中强调“忘言”和“忘象”能了解文字深层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得意”的前提是人们已经了解语言符号含义，明确物只是表达情感的中介，可将其作为表征物替代品，还需要进一步提炼有价值的特征信息。
这就说明“言”和“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理解障碍，但同样能为读者提供想象思维发挥空间，在读者进行文字阅读时，能得到多种理解和解释。
首先，间距使得“言”和“意”间互相转换时存在意义空白，需要由读者进行填补，读者自身观念看法决定诠释活动单向性特点。
学者认为要想实现“得意”的目标，不需要从文本实际出发。
其次，间距的产生使得“象”能被解读出多重意义，由读者结合自身知识基础和意识形态挖掘“象”的意义，由于人们认知角度多元化，决定诠释有多种可能。
论魏晋玄学中的儒道合流
论魏晋玄学中的儒道合流魏晋时期，政局更迭，战乱频生，经学衰微，庄学大行。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以研究与解说《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基础的玄学，它是以道家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文化思潮。
那么，玄学的诞生又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机缘呢？它与儒道两家的关系又是什么？下面，我将就这些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儒学危机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自被确立为至尊以来地位、影响最薄弱的时代。
自东汉初年以来，儒家内部便一直存在着对儒家精神传统的歧异性诠释，同时遭受着经学的极大冲击，使传统儒家精神的重建步履维艰。
东汉中后期的政治主要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中向前推进，中央政权形同虚设，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儒家所倡导的纲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桓、灵时期的“党锢之祸”将儒家学者中的优秀分子几乎消灭殆尽，使儒学在风雨飘摇中又雪上加霜。
于是，在名教理论崩溃的同时，儒学的失落全面展开：一方面，儒家的道德哲学受到全面挑战；另一方面，儒家制定的封建礼教遭到全面冲击。
究其根本，儒学衰败在于儒家自身过于看重政治家的人格，过于倚重政治家的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去作为整合社会的力量，这一弊端在东汉末年及三国魏晋的大权旁落、群雄割据中显得尤为突出，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欺世盗名的现象，名教成了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和文化砝码，这不得不使人们对于儒家思想产生怀疑以至大失所望。
同时，曹魏政权对于儒家精神的最新诠释，即唯才是举、尚法重刑、名实相证，几乎同传统儒家精神完全相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茫然。
二、道学热西汉初年，统治者鉴于秦亡教训，接受了“无所为而无所不为”的治国命题，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与社会的稳定。
这种熔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的新道家思想，亦即所谓的“黄老之学”。
但是，这种道家思想的繁荣很快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浪潮所湮灭，随着淮南王刘安获罪遭诛，黄老之学也由盛转衰。
然而，东汉以降，道教开始兴起。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流派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流派在中国⼏千年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产⽣过许多辉煌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了⼴泛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内容就表现在历代诸⼦百家的思想论述之中。
⼀、儒家儒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个重要的学派，孔⼦是这⼀学派的开创者。
经过汉代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中国成为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
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最关⼼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然观、认识论等内容相对薄弱。
孔⼦提出的仁和礼的思想始终是儒家的核⼼，天命观和中庸之道也是儒家尊崇的思想内容。
经过汉唐⾄宋明，儒家思想中的⾃然观、辩证法、认识论思想内容被不断充实起来。
值得说明的是，儒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思想家之间是有很多差别的，因此儒家的思想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
⼆、法家法家也是先秦时期的⼀个重要学派，早期的代表⼈物有商鞅、申不害、慎到，⾄战国末期韩⾮集法家思想⼤成。
法家也重视社会政治，但是与儒家不同，法家否定道德教化，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法治主义。
这⼀政治哲学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了深远的影响。
除政治哲学之外，法家在⾃然观、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三、道家道家也是在先秦时期出现的⼀个重要学术流派，由⽼⼦创⽴，庄⼦继其后。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道家演变出了⽼庄道家、稷下道家和黄⽼道家等不同⽀派。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为⽽治，思想消极。
但是道家在宇宙论、辩证法⽅⾯的思想成果极其丰富，对事物的认识深刻⽽富于远见，思辨的抽象⽔平达到了很⾼的程度。
因此道家⾃古以来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智慧的化⾝，对中国传统的⽂学艺术、⼈⽣态度影响⾄深。
四、墨家墨家是战国早期建⽴的⼀个学派，由墨⼦创⽴，当时影响巨⼤，与儒家并称显学。
后期墨家对墨家思想有很多演变和充实，但是秦汉以后墨家学派衰微，最终成为绝学。
墨家的⾃然观强调⾮命，但是主张天志和明⿁观念，政治伦理观强调兼爱、尚贤、尚同，提倡上说下教，讲求功利主义。
本科中国古代文学授课教案-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教学目的：了解魏晋南北朝之文学与社会、文化等概况。
教学重点：文学的自觉；文学新变。
教学难点：玄学、XX与文学关系。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196--219），迄以隋统一（589），历时约400年，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
一、时代的基本特点（一）全国长期分裂（二）政权更迭频繁（三）社会动乱（四）民族矛盾尖锐（五）士族门阀制度。
（六）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解释：士族门阀制度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
地主阶级内部有士族与庶族之分，从东汉末开始，世家大族就占据了政治经济的重要地位，曹操时代虽然对门阀势力进行了抑制，但到了魏晋尤其是两晋，政权的建立往往依靠世族地主的支持才得以建立维持，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把持了垄断地位，文化上也同样占据统治地位。
门阀制度恶性膨胀，使大批出身门第不高的才华之士沉沦下僚。
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
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阀阅１、功勋（‘阀’也作‘伐’，指功劳，‘阅’指经历）。
２、指有功勋的世家。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
就是说，有五品功名的官员家即可设立。
位于门左的柱子曰阀，喻意建有功劳；右边的称阅，象征经历久远，即世代官居高位。
古建民居中，规模较大的官宦之家的居所建筑群，被称为“阀阅之家”。
它是封建社会对世代建有功勋的官宦人家的称谓。
门第、门阀，在封建时代里，是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存在。
门第之第的来源，是大门开在通衢的特权；那么，门阀呢？阀，即阀阅。
阀阅是资历和功绩。
祖先立下的功业，后人当作资本，言家世，称世家，号阀阅。
中国哲学史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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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从“清议”到“清谈”
1、“清议”：“清”指的是议论者的身份 和地位，他们多半不在庙堂之上，而是身处 学校、乡野之间。清指清正、公正，议指议 论，评论。清议，就是公正的评论，指乡里 或学校对士人的褒贬和对官吏的批评。 2、“清谈” ：从形式上看，类似于今天的 辩论赛或学术沙龙。 从内容上看：一是清，二是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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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阮籍崇尚自然，反对名教 3、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郡铚人 （今安徽宿州西南） 。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文学 家、思想家、音乐家，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 之一。
所谓“任自然”就是让人的本性得到自由伸 展，而将伦理纲常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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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崇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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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这些议论，看到了语言、物象和义理三 者的差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他把这种差 别夸大了，割裂了三者的内在联系，其结果是 抛弃现象去认识本质，排斥感觉经验，排斥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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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名教与自然
一、名教与自然的含义
1、名教：封建礼教。先秦时孔子提出“正 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和应守的职分。 汉儒以封建道德等被立为名分进行教化，即 “以名为教”。此谓名教之所由来。 2、自然：事物本来的样子。 Nhomakorabea4
玄学产生的思想根源
1、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了 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 。 2、魏晋玄学是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 的产物 。 3、魏晋玄学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变的产物， 所以玄学被称为谈玄（清谈老庄）或“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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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主题
玄学中有三个主要派别： 王弼的贵无论， 裴頠的崇有论， 向秀、郭象无无论， 实际上是两个派别，就是：“贵无论”和 “崇有论”。从字面上可以看出，他们辩论 的主题是“有”和“无”的问题（一般与特 殊的关系问题）。
学术文化——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第一节：学术文化——魏晋玄学
▪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 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时期，学术从理论、观 念以及方法上一改两汉经学陈腐、僵化、唯我 独尊的学术风气。形成了多种思想、多种流派 争奇斗艳、交相辉映的学术氛围。以综合道、 儒为主兴起的“玄学”，取代了经学思潮。
▪ 一 、玄学的兴起和演变 ▪ 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
一朴学对古典的整理与考据对中华学术文化的传承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清代朴学学者在对古籍的整理与考据过程中在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订地理沿革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成就
第七讲：学术文化——魏晋玄学、 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 回顾，《学术文化——先秦子学、两汉经学》 ▪ 1.学即学问，术即方法。凡属系统化、专门化
的本体论，而且对当时的佛教，以至中国古代
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都有影响。
▪ （六）思维方式：辨名析理 ▪ 魏晋玄学家非常重名理之辩，“名”指概念，
“理”指概念内涵，因此，玄学思维很善于作概 念的分析与推理。王弼、郭象研究问题都强调辨 名析理。玄学的思辨性很强，辨析名理成为玄学 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 三、玄学的影响 ▪ 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上承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克服了汉代经 学的弊病，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的一个新的哲学 时期，并对佛学、宋明理学都产生了影响。 ▪ （一）玄学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方法 对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一、理学的形成和演变 ▪ 理学，是中国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
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 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 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 （一）理学的形成 ▪ 理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唐末农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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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了多姿多彩、迥异于两汉的风貌，空灵的玄学取代了繁琐的经学，本土的道教在逐渐地发展，印度的佛教也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内地，儒释道三教竞争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局面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
近代学术先驱王国维曾经感叹“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①。
当然王国维所感慨的这种“自来无能质言之者”的“可异”局面随着学者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很快得以改变，其中汤用彤、冯友兰两位先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汤用彤先生对魏晋时期的佛教、玄学、道教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断，作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人和奠基者久为学人所认可，而冯友兰先生因其工作主要是对中国哲学通史和哲学的研究，其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往往为人所忽视。
笔者曾撰文详细评述了冯先生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认为他和汤先生都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人。
②正是因为两位先生卓越的研究工作而使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得以凸显，从而改变了传统上视玄学为“清谈误国”的无用之学的情况。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迥异于两汉经学的新哲学，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研究内容的转变（由对儒学经典的研究转为对“三玄”之学的研究），更意味着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转型。
冯、汤两位都是具有高度方法论自觉的学者，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他们从事研究时所采用的新方法。
对于方法论之于哲学的意义，两位大师都有深刻的认识，冯先生在早年（1921年）发表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中就指出：“不但因为方法论的不同，而生出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并且在哲学史上，也因为方法论的不同，而分出许多派别，生出许多争论。
”③后来他在《新知言》一书中也特别强调：“一门学问的性质，与它的方法，有密切底关系。
”④汤先生在其《言意之辨》一文中特别强调：“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
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
”⑤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他们才能从魏晋学术的变化中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魏晋玄学所使用的新方法，进而提升和扩展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原则。
一在魏晋玄学史上，王弼和郭象是两位最为重要的玄学家。
有趣的是，汤用彤先生更侧重于对王弼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发现和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视为玄学的新方法；而冯友兰先生更侧重于对郭象的研究，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也视为玄学的新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可以说冯先生“发现了”郭象而汤先生“发现”了王弼。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本文认为和魏晋玄学的特质以及冯、汤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就魏晋玄学而言，这种新思潮之所以有别于两汉经学，就在于其摒弃了经学以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解释经书及自然社会现象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框架，注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探讨世界的本体，往往忽略具体的事象而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是一种“玄远之学”，这需要通过“得意忘言”的方法才能达致。
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又称为“清谈”、“清言”等，往往要通过反复论辩的方式才取得理论的突破，而论辩的方式明显受到名家（或名理学、刑名学）的洗礼，注重思辨的逻辑性和清晰度，也就是要通过“辨名析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玄学的兴起与先秦道家和名家的复兴都有明显的关联。
因此可以说“辨名析理”和“得意忘言”两种方法的出现是魏晋玄学的特质所决定的。
但为何冯先生特重“辨名析理”而汤先生特重“得意忘言”呢？这可以从两人的学术思想背景和旨趣作进一步的分析。
冯友兰先生极为看重逻辑学对于哲学的作用，他是第一位自觉将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哲学而开创出新天地的，重视逻辑及逻辑分析方法成为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的特色。
冯先生曾自述自己的为学经历：“冯友兰对于哲学是从逻辑学入门的，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悟入’；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打开一个缺口’。
”⑥在冯先生看来，中国哲学长于直觉和神秘主义，言说方式往往是“名言隽语”，暗示有余而明晰不足，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
而西方哲学长于逻辑分析和理性主义，因此其理论往往有完整的系统和严密的推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需要以西方哲学之长来弥补中国哲学之缺。
冯先生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分析哲学在西方方兴未艾，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受其影响。
就以对冯先生影响最大的新实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而言，逻辑分析方法就是两派共同倡导的方法。
逻辑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概念的辨析、界定，概念的提出需经过严格的界定，其涵义要求明确而清晰；二是对观点的论证，提出论点必须经过严密论证，按照冯先生的说法，这种论证需要“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
冯先生在治中国哲学史时即着意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又以之为建构其哲学体系的方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冯先生在接受并自觉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对于维也纳学派以此方法对形上学的挑战，则是无法接受的。
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形上学中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经不起逻辑分析，应该从哲学中驱逐出去。
这也许是冯先生将逻辑分析方法改造为更富中国特色的“辨名析理”方法的重要原因。
汤用彤先生其实也是极为精通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的，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逻辑知识，从他留下的手稿《逻辑学专辑》来看，汤先生在美期间无疑接受了严密的逻辑学训练，对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形式逻辑都相当精通，归国后还在南开大学专门讲授过“形式论理学”（即逻辑）课程，但汤先生并未以宣扬逻辑分析方法而著称。
据汤先生说：“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
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
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
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
”⑦可知汤先生的学术旨趣在“玄远之学”，对历史和佛教的兴趣由来已久。
汤先生在哈佛留学期间，更多地受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新人文主义针对近代西方功利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现实，提出以品德修养为中心，从涵养人格始，以东西古今圣贤为榜样，重倡古典文明，通过人文教育会通各种文化中普遍永恒的人文价值，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
因此汤先生虽精通逻辑，但更关注于文化历史中的人文价值，注意考索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动因。
正因为两位先生的学术背景和旨趣的不同，在研究魏晋玄学时关注的重心也有差异。
二冯友兰先生很早就关注郭象哲学，在1927年发表的《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就认为“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而且实在他自己也有许多新见解”⑧，并认为这代表着中国哲学的进步。
所谓“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其实就是与分析方法暗合的理论，以后冯先生经常以《庄子》和郭象的《庄子注》为例，来阐述形上学的两种方法。
1939年，冯先生出版了《新理学》一书，代表着其哲学体系的创立。
《新理学》由经验事实出发，通过理、气、道体、大全几个主要哲学概念，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重建了一个清楚而系统的儒家形上学体系。
此书的出版引起学界的轰动和广泛讨论。
针对这些争论，冯先生在1943年发表了《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进行答辩。
在这篇长文中，冯先生首次提出了“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也称之为“形式主义底方法”和“直觉主义底方法”，并以《庄子》和郭象《庄子注》进行说明。
他说：“庄子的书，加上郭象的注，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因为它们代表两种形上学的方法。
庄子以作诗的方法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负底方法。
郭象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正底方法。
一个意思，以负底方法表现之，又以正底方法说明之，对于学人则必更加清楚。
”⑨至此，冯先生已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视为中国哲学中“正的方法”的代表，但问题在于“正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如果说郭象就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难免有些牵强，需要将这个方法进一步普遍化并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冯先生接下来就正式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原则。
以《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这篇长文为基础，冯先生又分别著成了《新原道》和《新知言》两本书。
在先出版的《新原道》（1944年）一书中，冯先生于《玄学》一章正式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辨名析理”一词出自向、郭《庄子•天下篇注》中对名家的批评，冯先生对此进行了阐释。
他说：“《庄子•天下》篇末段向、郭注，以为辩者之言，‘尺棰连环之意’，‘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弈者乎？’向、郭超过了名家，得鱼忘筌，所以他们似乎是反对辨名析理。
其实向、郭并不是反对辨名析理，他们是反对只辨名析理。
他们自己是最能辨名析理底，他们的《庄子注》是辨名析理的工作的最好底模范。
”⑩而在《新知言》（1946年）一书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诠释。
在《论分析命题》一章中，冯先生说：“形上学的正底方法，是以分析法为主，反观法为辅。
分析法就是逻辑分析法。
魏晋玄学家常说‘辨名析理’，辨与析都是分析的意思……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
”冯先生提出“辨名析理”的方法，主要是应对维也纳学派“拒斥形上学”的挑战，他希望通过逻辑分析方法达致重建形上学的目的，而这一方法又出自中国哲学的传统，更令冯先生倍加珍惜。
在194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先生又将“辨名析理”的方法扩展为魏晋玄学家普遍使用的方法。
他说：“在三、四世纪，随着道家的复兴，名家的兴趣也复兴了。
新道家研究了惠施、公孙龙，将他们的玄学与他们所谓的名理结合起来，叫做‘辨名析理’。
”在冯先生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他对“辨名析理”的玄学方法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总结和详尽的阐发。
在其第三十七章《通论玄学》中，冯友兰先生专设一节谈玄学的方法。
他说：“玄学的方法是‘辩名析理’，简称‘名理’。
名就是名词，理就是一个名词的内涵。
一个名称代表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对象就是一类事物的规定性，那个规定性就是理……‘辩名析理’是就一个名词分析它所表示的理，它所表示的理就是它的内涵。
”冯先生不仅把“辨名析理”视为玄学的方法，还看做是魏晋名士辩论的内容，并且特别提及这种方法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但能改善人的精神境界，这和冯先生对哲学的一贯理解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冯先生对“辨名析理”方法的重视。
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在其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完成之后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学术上的转向，主要原因是因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总是与玄学交织在一起，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是借助于玄学而展开的，因此有深入研究玄学的必要。
汤先生曾想以问题为中心撰写一部《魏晋玄学史》，可惜未能完成，只在1938―1947年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1957年这些论文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魏晋玄学论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