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的贫富观(DOC)

儒家的贫富观周北辰贫富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正确处理贫富问题是解决好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人心和人性问题、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国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问题、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等等。

因而，对贫富问题处理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清明与否，制度美好与否的标准。

儒家历代圣贤都非常关注和重视贫富问题，儒家传统思想中饱含贫富之辩的智慧。

故此，阐释儒家贫富观，疏理儒家贫富之辩的智慧资源，于我们创建中国式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建构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励民致富儒家治世之道，以“富民”为本。

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要做到“藏富于民”，即孔子所谓“既庶矣”则“富之”的思想。

这一思想到孟子则发展成为“民本”观念。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以民为贵，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

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

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所谓“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

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

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

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美好社会所必备的条件，是“民贵”思想的具体落实。

“民贵”首先必须体现为“富民”，民不富则无以贵。

求富之心是人性本然，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朱子也说：“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里仁》）。

在儒家看来，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并认为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对百姓施行教化的基础。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儒家礼乐文教的落实与道德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富民”基础之上的。

民不富则心无常，心无常则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则礼乐不兴，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无从实现。

由是可知，“富民”是儒家治世经国的基础。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

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

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

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即便从事卑微的工作也再所不辞，这是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一种天行纲键，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所大力推崇和提倡的。

尤其是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耻贫荣富”的观念，发扬圣人甘为“执鞭之士”的精神，脱贫致富，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

二、处贫之方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随行者全都病卧不起。

子路愤愤不平，问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其意是说，君子小人都有穷困之时，区别在于君子固守其穷，无所怨悔，而小人穷则丧失原则，放纵于行，以图改变穷困之境。

这就是君子小人的区别！儒家虽然肯定人们摆脱穷困追求富贵的合理性，励民致富，以贫为耻，但是却十分重视其手段的正当性。

儒家不仅看重目的之善，也非常看重手段之善。

善的目的必须通过善的手段来实现，否则宁可牺牲其目的，也绝不使用不善的手段来达至这一目的。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富贵，取之有道；贫贱，去之有道。

儒家倡导，人们在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义利之辩”的义法，不能违背天道性理和道德原则，不能惟利是图，要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

所以，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又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所说的就是儒家“守死善道”的精神，是一种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慨，不合于道，则利小如一箪食亦不受之；合于道则受以天下也泰然处之。

如果不道而致富，即使是万钟之禄，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子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们如浮云”。

儒家提倡的是致富以道，穷而不滥。

富贵，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至的，富贵者也未必就终生都能安享富贵的。

斗转星移，世事无常，贫富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处于一种交替更迭之中。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红楼梦·好了歌注》），这种由富贵而贫穷，由贫穷而富贵的交替，在人世间演绎出了无数的悲欢离合。

因而，对于贫穷与富贵都要有正确的态度去对待。

何以处贫，何以为富，贫困时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作为，富贵时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这对于一个人而言至关紧要。

在儒家看来，处贫困难于处富贵，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朱子注曰：“处贫难，处富易，人之常情”（《论语·宪问》），人在贫困之中能保持正常的心态，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生命，对待万事万物，是很不容易的。

综观儒家圣贤之言，关于何以处贫的问题，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安之、乐之、去之。

既贫，则安，不怨天，不尤人，无怨无悔，安然处之，独善其身，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君子固穷”之道。

惟有固守其穷，不滥思滥行，安然以处，才能保持平和的道心，并以道德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保持君子之风。

按理说，处贫而“安之”已经难能可贵，然而在圣人看来还不够，还应该进而“乐之”。

子贡问孔子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贫，而“乐之”，较之于“安之”“无谄”则是更高的境界。

“安之”“无谄”，是固穷自守，但未能超然乎贫穷之外，所以朱子注曰：“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

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贤如子贡者，也尚未能达至“贫而乐”的境界，可见这一境界之难能。

在孔子学生中，惟有颜回达到这一境界，故此，孔子对颜回赞赏有加：“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种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安贫乐道的生命境界被后人誉为“孔颜之乐”。

其乐，非乐其贫，而是乐其道，超乎于贫，忘乎于贫，这是圣人的境界，至善至高的境界。

但儒家思想是世间法，有着强烈的家国天下关怀，贫而“乐之”是就生命境界而言，是针对士君子的高要求，对广大民众而言，贫穷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因而儒家主张对贫穷应该“去之”，即要消除它。

“安之”是固守自律，“乐之”是生命境界，“去之”则是社会理想。

追求富贵乃是人之常情，儒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并不是人人安贫、乐贫，而是要消除贫困，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人衣食无忧的理想目标。

三、为富之道致富即意味着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更有条件满足人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能够让自己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和达成。

由于拥有财富，别人不能做到的你能够做到，自己过去不能办到的现在可以办到，别人不能达成的意愿你能够达成，别人不能享受的你能享受，别人不能消费的你能消费。

由于拥有了财富，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外在条件的局限和制约而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获得肉体与心灵的更大“自由”。

正因为如此，财富具有两面性，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它能够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具有正面的积极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腐蚀人性的负面功能。

儒家历代圣贤都。

洞悉财富的两面性，透彻财富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

在儒家看来，一方面，财富意味着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和满足是符合人性的，是天经地义的，因而儒家励民致富，有“耻贫”，“去贫”的思想，并将“富民”思想立为治世经国的根本。

但另一方面，财富也能够腐蚀败坏人性，因而，儒家历来重视对财富进行制约，强调“理欲之辩”“义利之辩”，主张“以理制欲”“以义制利”，对于拥有财富的人，儒家倡导要教化之。

所以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程颐说：“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这种观点与孔子“庶、富、教”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是在彻透财富两面性基础上而采取的“中道”。

对于拥有财富者而言，何以处富？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的“先富人士”慎思慎行的大问题。

从儒家历代圣贤的智慧资源中可扼其要旨提炼如下三条“为富之道”。

其一、戒奢寡欲，洁身自好。

由于拥有了财富，肉体生存空间与心灵的“自由度”均得以拓展，富裕者可以凭籍财富的力量和手段，不但能达成合理的愿望，同时也有条件满足过度的私欲。

从而导致在生活上铺张浪费，竭尽享乐，甚而至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穷奢极欲中沉沦堕落，被财富所腐蚀败坏，致使自己异化为财富的奴隶。

因此，为富之道以“戒奢寡欲”为第一义。

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也说：“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

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陆九渊集·拾遗》）。

人性的腐蚀，人心的败坏都从“欲”字开始，人欲膨胀，人心就萎缩，人格就越卑下。

金钱买不来自尊，只能买到虚荣，挥金如土体现的不是人性的尊严而是精神的贫乏，故而，朱子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

完全的“灭欲”如果做不到，那么“寡欲”却是可以做到的。

为富者，理应清心寡欲，戒奢戒侈，检朴平淡，洁身自好。

惟有如此，才不至于异化为财富的附庸，丧失崇高的人性而与禽兽为伍。

故此，为富之道，以“戒奢寡欲”为第一义。

其二，富而无骄，富而好礼孔子说：“富而无骄”未若“富而好礼者也”，朱子注曰：“骄，矜肆也”“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富者由于有了财富的凭籍，私欲膨胀，很可能恃财傲物，肆意妄为，甚而为非作歹。

这种为富不仁骄肆狂悖之徒并不鲜见，勾结贪官污吏进行钱权交易者有之；染指黑社会势力者有之；强买强卖，巧取豪夺者有之；颐指气使扰乱朝纲者有之。

董仲舒说：“大富则骄”“骄则为暴”。

由此可见，“为富不仁”是社会之乱源。

富人因拥有财富，可以达至贫者所难以达至的目的，富者如骄肆为暴，他就更有能力更有条件作恶，而且能使暴行更为有效。

所以，为富者如不善处富，不节制私欲，就很容易骄肆狂悖，为非作歹，祸乱社会。

故此，儒家自圣人孔子以降，无不关注社会致富人群，倡导富者要善于处富，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