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

“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提要：鸦片战争时，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也同时击碎了“天朝”人们虚骄的心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夷狄”和“夷狄文化”，中西文化碰撞遂成为近代中国嬗变的主题。

如何对待“西学”？又如何对待“中学”？“中体西用”思想即是近代中国人对上述问题的最初回答。

这一文化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大致经历了由“西艺”到“西政”到“西教”三个演变阶段。

本文通过“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演变三阶段的考察，旨在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中体西用西艺西政西教提纲引言一、“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艺”的传入二、“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政”的传入三、“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教”的传入结束语“体”和“用”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很能表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的范畴，它涵义丰富、运用广泛。

最早将体用两字并举，是先秦思想家荀子。

《荀子.富国篇》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

”1不过在先秦时期，体与用多是分开来讲的，两者并举仅是个别的情况。

到魏晋时期，“体用”已经是指一物的“体用”，如玄学家王弼《老子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2此处的体是指存在或实体，用是指作用或表现。

到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往往用“体用”来表述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他们把“体”看作是内在的深微的基础，是恒常存在的不变的东西；把“用”则看作是外在的明显的表现，是流动的可变的东西。

理学家程颐又提出了“体用一源”的思想，后又经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等人的进一步解释，“体用”便是指一个事物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3近代中国人所使用的“体用”，却常常用来表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导作用和从属作用、最高准则和应用方式、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并且使用的范围相当宽泛。

诸如，“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

”（曾国藩语）“以守为体，以战为用。

”（王文韶语）“以清心寡欲为体，以破除情面为用。

”（朱采语）“忠实为体，勤俭为用。

”“恃工为体，恃商为用。

”（薛福成语）“理学为体，经济为用。

”（唐文冶语）等等语词，不胜枚举。

4“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代表着近代中国人谋求救国强国之路的一种文化选择。

“中体西用”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中体”与“西用”的范围随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

一一般认为，冯桂芬是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雏形的人，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却要追溯到魏源。

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战胜了中国的大刀长矛，“天朝上国”惨败于“蛮夷小邦”，它极大震撼着“上国”的人们，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从“天朝”“尽善尽美”的迷梦中惊醒，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长处，古老的中华大地传出了学习西方的阵阵呼声。

魏源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向西方学习，以夷人为师的第一声号令，“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

但魏源要师夷的“长技”仅局限在军事方面，“夷之长技有三：一曰战舰，二曰火器，三曰养兵练兵之法”。

5魏源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曲高和寡，没有得到回应，真正承其衣钵的是洋务派官僚。

“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

冯桂芬全面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6“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制洋器”和“采西学”。

为什么需要“制洋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又面临“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的危局。

为什么需要“采西学”？是因为西学中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

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7他还提出了“采西学”的具体办法，即在广东、上海等地设“翻译公所”，聘西人为教师，选15岁以下儿童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聘中国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8同时组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

1862年在北京成立的“同文馆”，1865年成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所附设的翻译馆，都可以说是冯桂芬“采西学”主张的具体实施。

从“制洋器”到“采西学”，意味着从师夷之技进展到师夷之学，迈上了一个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新阶段。

但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西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西艺”的范围，即器物文化。

可以说从坚船利炮到声、光、化、电、机器、实业，没有涉及到制度层面及其纲常名教，因此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洋务派官员、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

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9甲午战争惨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对洋务派的文化选择作了无情的惩罚。

二甲午战争的惨败引发了戊戌维新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要求革新中国封建文化的运动，康梁等戊戌维新派深刻批判了洋务派。

梁启超批判洋务派“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

10他们把“西用”的范围从“西艺”扩至“西政”，不仅主张变革晚清的经济、军事、教育等具体制度，而且要求变革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

为此他们发起了百日维新。

而耐人寻味的是，同时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其反对康梁维新派的大作《劝学篇》中把学习西学的范围由“西艺”扩至“西政”，“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要求“政艺兼学。

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

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11当然，张之洞的“西政”范围是不包括变革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还有中国固有之伦常名教。

相反他竭力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至教”，12“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13他还颂扬清王朝的“深仁厚德”、“良法善政”，认为不必去搞君主立宪；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是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

”他胡说什么懂得“君为臣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懂得“夫为妻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14甚至会引起外国干涉而亡国。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共和政体，取代封建君主政体的努力不过是把制度文化的变革推向更为彻底的阶段罢了。

他们汲汲于政体的转型，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事情就好办了。

“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

”15因此，综观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仍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框框内，所不同的只是把“西用”的范围由“西艺”扩展至“西政”，而“中体”的内涵则相应的缩小。

但是问题在于，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的。

“西政”恰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之上的，将“西政”引入中国却排斥“西教”——西方的精神文化，甚至想保持中国的伦常名教，是一个决计不可能的事情。

严复看到了这一点，在1902年驳斥“中体西用”的技法时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16严复的话不无道理，近代中国所引进的“西政”，常常徒具“形式”而缺乏“内容”。

民主政治制度应以自由、平等为基础；近代经济制度应该体现普遍的商品契约关系；近代法律体系理应含有权利、公平、正义的意蕴，这些内容常常没有随着“西政”的引进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

结果，进入中国的“西政”常常貌合神离地被扭曲，好比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17三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枪林弹雨中引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黎明。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化，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

”18但它毕竟是失败了，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地位，民族没有独立，国民没有主权，民生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封建的政治、经济、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而已。

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整体，光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已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必须变革中国的精神文化。

于是，“中体”的最后一个内容——伦常名教也面临被西方文化所取代的危局，“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被彻底打破。

而且这种看法在辛亥后渐渐被人们所共识。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19陈独秀也认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

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20既然政治上已由君主专制转到民主共和，那么在观念上也决不可能再回复到孔子之道和儒家文化。

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旨在全面批判封建旧制度，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精神重塑中国国民性的革新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观念，以期唤起多数国民“伦理的觉悟”，以西方资产阶级近代之民的形象来重塑一代新型国民。

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

”21结束语“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转型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模式，它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西两种文化如何结合的重大问题，这个重大问题一直是中国人不断探索的问题，也一直是使中国人倍感困惑的问题。

“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嬗变的过程，说明了这一文化模式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一文化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采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范围逐渐扩大，由“西艺”到“西政”到“西教”，最终提出了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吸取世界文明的要求，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充分现代化”。

在胡适看来，“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就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22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如何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吸取外来文化补本国文化之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从中国既有的国情出发，引进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仍然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将是中国人继续探索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