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思_的反思及哲学方法论的时代重负_杨乐

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17年4月（第4期，总第240期）Apr .,2017（No.4,G eneral No.2409）收稿日期：2016-10-11作者简介：杨乐（1989－），女，山西太原人，法学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关于“思”的反思及哲学方法论的时代重负杨乐（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摘要：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布和内在关联网络中，哲学诚然被赋予了“方法论之学”的学科定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或是需要借用科学和数学的方法，或是只能继虚弱的、不合时宜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传统。

哲学要继续在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必须对基于思辨的方法论传统及其危机进行反思。

这一反思曾经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科学的探索中被开启，事实与价值、思维与存在、语词及其理解的矛盾在实践之维被第一次祛魅和透视。

但是，这一反思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随着哲学所面临的方法论危机和学科危机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的内容，理解和展望哲学方法论的时代重负和可能向度将成为哲学学科的必要议题。

关键词：反思；哲学；方法论中图分类号：B0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7）04－0024－05笛卡尔以降，哲学成了向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提供一般方法的学科。

反思、概念、抽象和批判，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构成了人们理解哲学方法论的关键词。

但是，随着形而上学在科学技术所开启的现代文明中逐渐走向自我完成，原先依赖于思维－存在、抽象－实在之对立关系的哲学方法也就不可避免陷入了危机。

那么，形而上学的完成和人文社会科学脱离哲学并获得学科分立，是否意味着哲学方法的终结？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将哲学定义为“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并不是哲学方法的必然属性，而是形而上学发展至费尔巴哈所形成的固定范式。

[1]其次，要继续实现哲学方法在现时代和未来的积极意义，就必须要对思辨的哲学及其方法论进行批判，而批判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践”。

[1]因此，哲学方法论要从“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中获得解脱，就必须在学科危机和时代危机的基本视阈下，“通过透视当代与近代哲学方法之对立”而激发的实践性的问题[2]。

一、事实和价值：真实性的两个方面韦伯以降，哲学在社会学所划定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遭遇了重大的危机。

这一危机最为显在的一个方面，则是以反思为方法的哲学在事实和价值的双重维度中所遭遇的困难。

当哲学所面临的事实不再是先验和抽象的，而是由自然科学及其经验理性所进行判断的世界；当哲学所面临的价值不再是由理性所制定的法则，而是在商谈和多元当中滋长的杂多的取向。

“事实和价值问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也就成了研究现代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关键命题。

因为这一命题揭示了当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所处于的互相限定的境况。

[2]长期以来，国内的哲学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所【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思考】关于“思”的反思及哲学方法论的时代重负／杨乐惯常宣称的某种哲学和思维“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危及作为一种学科的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因为能够有效产生影响的“方法”实际上居于自然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知识系统当中。

哲学作为一种从纯粹反思形式当中解脱出来的后形而上学思维，在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直至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史内就几乎已经完成了对那些教条“方法”的扬弃。

同时，康德以降，哲学就始终自我具备着与普遍意识形态期望向左的超越性，亦即作为科学的一个部分却又总是展望着未来科学的意识形态。

这种超越性既构成了哲学的批判性，也构成了哲学与“常人”思维相对立的语言“型相”。

现代哲学既成了难懂的一种语言，也成了狡黠的写作，因为当价值隐藏于语言和概念中，事实也就成了无法用“逻辑”、“历史”等传统“方法”通达的思维对象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危机被言说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在语言中被不断加深，同时价值本身在与科学相关联的新的方法传统中被剔除出了真实性本身。

针对此，价值被驱赶至萨特意义上的“革命的哲学”与“哲学的革命”①的双重命题当中，力图在虚无中以行动的哲学唤起对生存经验的反思。

当然，萨特的努力最终也没有被今天的哲学所继承，因为哲学方法贯彻“理性多元论”的“自由主义”时代，任何对价值有着厚重设定的思都将被视为可疑。

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角度，一方面提供了重新审视了“事实／价值”或“实践／理论”的方法论二元结构的视角，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从现代性表象入手，在生活世界之经验和思维的联结之处促成对“真实”进行反思的空间，从而避免对“价值”的独断。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和存在论向度，指向的问题是当下哲学研究方法之虚无，这种虚无或是在“事实层面”将哲学置身世界之外，或是在“价值层面”将哲学框定于某个与世界相对立的狭隘性当中。

相比20世纪国内外有志于将人生价值与思想工作紧密相连的学者及其成果，在当下浸淫于物质指向的学术生产中，研究者经常会陷入一种思维和写作的困境。

或是对于迄今为止尚在讨论中的“真问题”兴趣寥寥，或是无法从加速更新的世界性生存经验中选择有效的思维素材。

所谓的“真问题”，不论是古希腊至今的“存在”问题，还是被不断提及却鲜有洞见的“正义”问题，都在反真理的语境下成了无足轻重的过时主题。

所谓世界性经验，从二战中的犹太人到今天的叙利亚人的苦难，从作为蚁族的打工者到被死神跟踪的矿工，这些人的经验构成了研究者本身所处世界的经验质料，却在很多时候被排除于研究范畴之外。

这一方面体现了在“什么都可以说”的方法前提下，研究者失去了“接着说”的批判性———没有对思维原则进行“冲决网罗”的自觉性或勇气，至多依据一种惰性的方法论来“照着讲”。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在这个能够单纯埋头于纸上工作都已经颇为难得的学术生产时代，思维所面临的困难将更为艰巨。

一方面，许多研究者从最初的专业学习开始，就顺从于应试教育造成的“方法”惰性，苦于寻找或制造一种有效的“方法”，然后一本万利地运用之。

这使得原本开放的、鲜活的人文学科成了被各种“方法”束缚的“伪科学”。

正如胡塞尔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追求量化所造成的危机所做的评判———“我们将只不过是方法的东西认作是真正的存在。

”[3]另一方面，局限于狭隘阅读的思维，将造成思维与时代和世界的隔绝。

在全球化的时代，个体已经无法从回复至自然状态，世界历史性的生活状态成为每一个人的客观。

但是，要做到对这种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存在状态进行自觉思维却需要更多的思维努力。

因为，现代性或时代性，作为我们生活范式的外在条件，是被熟视无睹的，在非反思、非批判的人看来是被遮蔽的、无迹可寻的。

“我们就是缺少任何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或真理的器官”[4]，尼采的这个判断可能在继承了哲学史及其文明成果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是中肯的。

“获得世界知识的器官”在笛卡尔看来可能是那个“松果腺”，通过此可以确立理性的真知和存在的阿基米德点———我。

这并不是说追求涵盖“事实和价值”的“真实”就必然需要“上山下乡”（当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去走访和接触批判对象的社会样本）。

在全球化的今天，工作于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亿万工人，每一天都比哲学工作者获得对这个时代和世界更为真切的直接经验，但是他们却没有闲暇和知识条件进行批判和思维。

哲学工作者作为与他们一同面对资本利维坦的同胞，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他们用生命和剩余劳动换来的世界经验，更要将这种经验视为事实之框架和价值之前提。

思维的现代图景的首要特点，是“彻底摒弃思维跟真之间的那种正当或不正当的关系”[2]。

那么关于思维的反思则意味着真实性在思维中的复返，以及思维和哲学之时代重负与现代性的普遍经验的统一。

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意识形态批判中所获得的洞见：“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①萨特以哲学的内在性出发，认为哲学应该成为革命的一个部分，是自由的实现和革命本身。

在其方法论中，哲学不再单纯是对实践的价值的说明，同时革命行动也就成了哲学的行动。

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4期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1]哲学及其方法论被思辨之轭所限制的通向“真实”的能力，虽然并不能通过彻底抛弃概念、抽象而实现，因为这意味着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形式将被取消，哲学也将彻底被科学与实证所取消，但是却能够从关于“真实”的知识出发来进行抽象的批判与分析。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一方面承认“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5]；另一方面则将抽象所获得的理解始终不僭越作为依据的现实经验和知识，例如作为人类劳动的凝结的商品价值，既是将商品化为价值抽象，又没有使商品获得其自然形式之外的价值。

[5]二、理解的命运：意义在经验中的能动显现哲学，以及自从苏格拉底以来由哲学所提供的方法在今天是否还能提供有效的、能够理解的意义？回应该问题除了要厘清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在事实价值之争的方法论框架中所造成的矛盾，还需要继续对古典理性主义方法进行系统批判。

同时，还需要审视几乎为后现代哲学产生之后的哲学“定下基调”的精神分析学，对其“两栖性”和“思想规则”本身的内在悖论进行澄清。

唯有如此，哲学及其方法才能够还原为一门“理解的科学”[2]。

当近代哲学建构出时空中自洽的主体，是如同“单子”一般不可置疑的实体，围绕着主体而展开的思和反思决定了理解是困难的，并且在古典理性主义哲学中体现为哲学家本身对于理解和感性的冷漠。

在主客体二元的主体的世界中，生产他者成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作为“理解的科学”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难产也将成为时代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然，在纯粹学科界限的意义中，19世纪末以来对于哲学处境的评判已经在重新定义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将这种“理解的困难”消解了。

被命名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一方面其研究对象和“正当性”被其他实际性科学，如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所分担；另一方面在科学性的方法论要求下，关于他者的理解几乎成了不可能的内容。

哲学虽然并没有被科学所替代，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哲学工作者却不得不从“意义”中逃离，因为根据韦伯所定义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规范和方法，任何偏向于意义或价值的判断，都意味着“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

[6]因此，当下的哲学何以理解人和社会本身在世界和历史中的困境，同时能动地显现被意识形态结构所堵塞的意义，成了哲学能否再创自身的关键。

作者对古典理性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与其说是准备性的，毋宁说是总结性的。

因为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科学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除了迎来古典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原则的黄昏，更迎来了没有“人文”的“人文科学”的学科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