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史

中国图书馆学史关键词周文骏图书馆图书馆学史周文骏先生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当代中国享有盛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多维彰显、客观记述、不弃弱势、随录感受等方面，给学界以诸多启示。

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于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考入刚刚建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为该科公开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从此与图书馆学结下不解之缘。

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教学、科研、管理生涯，如今已桃李满天下、著述宏丰，蜚声学界。

进入耄耋之年后，先生仍孜孜于图书馆学研究且气象不凡，于2004年主持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

该项目在王红元老师的全力配合下，潜心研究三年，至2007年顺利结题。

其成果《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于2011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史稿》凡12章30余万言，集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资料性与实用性为一体，是我国首部反映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间图书馆学研究和发展状况的断代史。

它是周先生继“文献交流学说”之后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据周先生介绍，研究并编纂这段富有色彩和极不寻常的史实，旨在理清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把握图书馆学的发展规律，总结图书馆学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其特殊意义在于：①从局部看全体，强化对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控；②剖析特殊事件，寻求图书馆学遗产的传承、分析和创新之路；③以最新近的历史经验滋养图书馆学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建设；④摸索图书馆学当代史的编纂经验，尝试以记述为主、评论为辅，以及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并重的编纂方法；⑤向同道提供一种内容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图书馆学史专门参考材料，为研究工作添砖加瓦。

笔者认为，周先生编纂图书馆学研究史，简要言之在于总结过去、绵延学脉、崇厚学术、开拓未来。

这项成果鉴定时获得专家的充分肯定，本文试图分析《史稿》的编纂特色，提炼其对学界的启示。

1《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的编纂特色史学著述有没有特色，关系到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关系到它的实用功能。

《史稿》编纂者以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讨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作为线索，结合亲身经历，力图推陈出新，从而形成诸多特色。

1，1以专题为纲，多维彰显我们注意到，在近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史著述中，论述当代者，其内容一般是理论为首，历史次之，方法最后且语焉不详。

《史稿》却不同，它三者并重，分布均衡，覆盖整个图书馆学，堪称全面。

同时，书中还记述图书馆学发展中批判、学习和探索三大因素的作用、互动和广泛影响。

此外，编纂者在不同程度上采用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大史书的传统体裁，也折射出内容上的全面性。

《史稿》采用的是以专题为纲，按专题组织内容的方法，设置的专题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建设、藏书建设、图书分类、图书馆目录、读者服务、中国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先驱等。

大多数专题内容以时间为序，着重阐明重点、热点的变化以及不同观点的交锋，描述研究工作发展的轨迹和受挫情景。

上述专题内容及其编排序列起到纲举目张、引人入胜、印证史事、可读可信的作用，使得全书总貌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把史事记述、文献资料、人物事迹等统一于一个有机体内。

1，2以客观性为原则，重在记述编纂者凭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客观性为原则记述史实，并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剖析图书馆学发展中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展现出存真求真的史书魅力。

《史稿》内容的客观性可以用“旧词旧事，说旧如旧”概括之。

其内容建构在当时通行的图书馆学知识框架基础上，行文中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也多采用当时人们的习用者，议人议事以史实为依据，尽量避免主观评断。

此外，书中提供包括引文出处在内的真实而全面的书目文献信息，以确保《史稿》能经受历史的检验而具有生命力。

追求客观性是史学著述的优良传统，编纂者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

《史稿》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最明显的特点是“五记”，即记问题、记著述、记观点、记事件和记人物。

图书馆学研究和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是《史稿》的基本内容。

编纂者不仅说明它们的产生背景，而且还记述讨论和研究的过程以及阶段性的认识。

对于图书馆学各类著述，编纂者通过简介、撮举、引述和引文等手段将文献资料的内容忠实地层示在读者面前。

对于各家观点，编纂者既记述主流观点、强势观点，也关注非主流观点和弱势观点。

记述各类观点的互竞、消长和转化。

对于图书馆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编纂者在纷繁的史事中，善于把握那些影响较大、较能反映图书馆学发展进步的事件，如全国性图书馆工作会议、科学讨论会、集体研究项目、学术思想批判和群众运动以及地区性和相关部门的重大事件。

对于人物，编纂者不仅如实记述他们的业绩，还反映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

以上“五记”相互为用，使当代中国图书馆学30年的发展史研究更具全面性、真实性、充实感和立体感。

1，3以多元为理念，不弃弱势为了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史实，编纂者坚持“多元并包，不弃弱势”的编纂理念。

周先生认为，认识上的多元化是图书馆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多元化将图书馆学研究推向前进。

尊重它、容纳它，记录它，这不仅是责任，而且是研究者的胸怀和气度。

多元化会带来多元互竞，这并不意味着多元认识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方法上必然要归结为诸如左或右、是或非、新或旧、进步或落后等等二元对立的模式。

而不弃弱势是建立在辩证的观点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势可以转化为强势，反之亦然。

图书馆学理论的“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编目和检索上的“分类本位”、“主题本位”、“分类主题本位”；分类法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借阅制度中的“开架”和“闭架”等等，都无不说明多元认识的普遍性和复杂性。

基于对“多元并包“的坚持，《史稿》既记述主流观点、强势观点、专家观点，也记述非主流观点、弱势观点和读者(民间)观点，力求反映多元观点互竞的客观图景。

与此相对应，书中不仅记知名人物，也在不同场合记一般人物甚至默默无闻者。

1，4以史实为依据，随录感受《史稿》不仅仅是记述，还有编纂者亲身经历中的感受和心得。

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上采用评述、思考、分析、补充、建议或小结等形式，零星分散在各章的相应部分。

它们的内容偏重在研究路线、研究方法、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等方面。

人物是科学研究和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故编纂者特别以一整章的篇幅对杜定友、刘国钧和王重民三位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历史地位等方面作专门的评价。

如对已故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杜定友先生的学术生平及其代表性著作《图书馆通论》、《图书管理学》、《世界图书馆法》、《图书目录学》的梳理，用“丰富多彩”四个字评述了杜先生无私献身图书馆事业、学术和教育的一生。

“丰，即他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富，即他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尊心，富有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富有科学创新的无限激情；多，即他多才多艺，学术研究涉足的学科多，探索的对象多，采用的方法多，科研的成果多，撰写的著作多，科学的创获多；彩，即他的一生光彩夺目，绚丽多彩！”尽管当代人说当代史，比后代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框框可能更多，对人物的评价亦然，但编纂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寓褒扬于事实之中，寓议论于记述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而慎重地评价人物，做到了重点突出、定位准确、不溢美、不拔高。

史料的诠释和应用、人物的评价、篇章的概括，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编纂者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如在“小结”中，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总结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2周文骏先生的图书馆学研究史对学界的启示长者不惑，手笔不凡。

周先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对图书馆学一个时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效果作了系统而严密的阐述和例证，并对一些重要内容和突出人物加以剖析点评。

《史稿》为史学著述的编纂探索出一条路子，给了我们三点有益的启示。

2，1讲究原则和方法是保证著述质量的重要前提史学著述的质量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原则和方法，《史稿》编纂者高屋建瓴、着眼整体、把握全局，用11个专题，把精心挑选出的诸多文献资料按理论、方法、历史等内容性质加以归纳，使纲目丰富而科学，展示出严谨缜密的魅力。

这方面首先体现在贯通全书的严格体例上，《史稿》之“前言”，对编纂者运用的体例作了规范说明。

体例精当得体，体现了编纂者的史学功力和经年思考。

其次体现在贯通全书的体裁结构上。

正文之每一专题都有纲文，纲文之下还有目文，以目释纲。

从图书馆学史文献的角度来说，纲文实际上相当于文献的标题或主题词，目文则是该文献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背景。

这种编排序列清晰，便于阅读。

有些重要条目，还附有文献的原文。

这些都增强了书中内容的历史感和真实性。

编纂者意识到，史学著述不是史料大全，有文必录，其工作方式也不是简单的编辑，原则上应围绕主线展开，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的工作。

它让人们领悟到讲究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如果按陈旧的套路或随意编排，是不可能编纂出高质量的史学著述的。

2，2记述要客观、全面、系统而准确编纂图书馆学研究史要以相关文献资料为主要根据。

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专著、译著、参考工具书、论文集、规章制度汇编、资料集等图书馆学目录学书籍有260多种；期刊上发表的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论文、科普作品、翻译文章、工作总结、调查报告、通讯报道、文献综述等等约有万篇之多。

编纂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挑选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做到纵向不断线、横向不缺项，反映事物的全貌及本质。

研读《史稿》，我们会发觉书中以记述期刊资料为主，对专门著述、通俗读物和专业参考工具书只是择要介绍。

其缘由是周先生认为，许多专著都是在吸收论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论文的内容往往比专著更具原始性和优先地位，需要编纂者真实地记录和历史地解读。

周先生还认为，对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原则上应一视同仁，不加区分。

尽管他没有读尽相关的文献资料，但凡寓目的都“提要钩玄”，通过引文、撮举、表格、引述、文摘、提要等方式将它们的内容客观真实地揭示出来，如“特色”中所述的“五记”，资料翔实，不遗不滥，行文考究，言简意赅，语言平实，文约事丰，使人开卷有益，信之用之。

2，3内容要去伪存真，辨析考证《史稿》对真实性要求甚高。

周先生在编纂过程中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有争议或有疑义的史事进行反复辨析考证，或访问当事人，或比较不同版本，或查阅有关年鉴核对，从而做出有理有据的科学解释。

正是由于编纂者全身心地投入，对每一个疑问都不放过，善于辨析，长于揭示，才大大增强了《史稿》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翔实可靠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