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指挥排练的差异

谈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指挥排练的差异
作者：赵博
来源：《黄河之声》2019年第10期
摘要：指挥艺术是具有共性的，在基本原理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的指挥职能是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有着“音响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的差异性，本文从乐器性能的不同、声部构成原理的不同、音乐风格与文化内涵的不同、演奏曲目文化积淀的不同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民族管弦乐队;西方管弦乐队;指挥;排练;异同
一、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指挥的形成
“指挥是乐队的核心与灵魂”，这句经典名言道出了指挥家在乐队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在探究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指挥排练的异同之前，我们需要对二者形成做简要阐述。

（一）民族管弦乐队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且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与此同时还拥有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是著名的爱好音乐的皇帝，盛唐音乐的繁荣，为今后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玄宗演奏羯鼓极为出色，他曾说过：“鼓为八音之领袖。

”他曾在“梨园”组织了三百人的乐队，音响齐发中凡有一声失误，一定会发现并予以纠正，据此推测，唐玄宗很有可能是一边击鼓一边指挥乐队。

另外我国后世戏曲“文场”、“武场”乐队均由“鼓佬”起着“指挥”作用，有可能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

由此可见，我国早在一千四百年前，便有了類似“指挥”产生。

我国拥有民族管弦乐的专业化指挥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拥有了专业、专职、专任民乐指挥家。

20世纪20年代初由上海“大同乐会”倡导并实践民族音乐器乐化之后逐渐形成的共识。

从那时起，乐队人数由原来的二三十人，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人，时至今日乐队人数已经近百人左右，人数的变动使得称谓也随之发生变化，称谓上也由“国乐合奏”、“民间器乐合奏”、“民族器乐合奏”逐渐演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

（二）西方管弦乐队的形成
欧洲交响乐的诞生则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宗教音乐、歌剧音乐发展到18世纪的室内乐、管弦乐、交响乐。

交响乐历经了四百余年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立乐种，并逐渐被世界各国乐坛广泛认同。

欧洲专职指挥艺术的诞生，如果从德国作曲家、小提琴家路易斯·施波尔（Louis Spohr，1784～1859）于1820年在英国伦敦第一次面对交响乐队执棒指挥算起，其历史不足二百年。

专职指挥作为交响乐不可或缺的部分，顺应了管弦乐队发展的历史潮流，并作为一项艺术专业独立出来，指挥这一新生事物很快得到欧洲音乐家的青睐，同时得到世界乐坛的公认，迅速地传播、蔓延到世界许多国家。

二、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指挥排练的差异
指挥艺术是具有共性的，在基本原理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的指挥职能是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有着“音响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的差异性。

在这里“音响文化”是指器乐艺术形式和作品内涵深度与指挥家、演奏家的艺术水准综合于一体所体现的听觉艺术的高层次文化。

（一）乐器性能的不同
我国的音乐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乐器制造亦是如此，都是通过作坊式的手工制作来完成，乐器种类繁多，个性极为鲜明，色彩性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音乐更是一座无比丰富的资源宝库。

但缺失科技含量，各色乐器相互之间的音色较难融合，不同乐器遵循的律制也不同。

民族管弦乐队演奏中受到律制的影响，指挥需要调控“音准”问题，还要协调音响平衡与音色的关系，同时还要力求准确诠释作品的风格特色。

由此可见，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指挥工作的难度非常大。

尽管如此，现今社会只有中国才有条件成立具有东方情韵的、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民族管弦乐团”，这一点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

西方的音乐文化是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乐器制造业的工业化、机械化程度发达，生产的乐器产品科技含量较高。

生产出来的乐器均按照“十二平均律”的设计统一制造，木管、铜管乐器一律用“按键”调控音律，因此西方管弦乐队在演奏的过程中，群体音色协调一致，指挥只需要全力以赴地诠释乐队演奏作品风格的内涵和深度即可，不需要去过渡顾虑乐器组合和乐队编制事项。

（二）声部构成原理的不同
民族管弦乐队乐器种类繁多，且个性鲜明，声部构成主要分为：分吹、拉、弹、打。

其中弹拨乐器如扬琴、古筝、柳琴、琵琶、阮、三弦、古琴等会在较大型乐团中作为特色乐器使用。

当特色乐器组成一个声部时，由于预期本身的发音、律制、材质等问题，在加上各自的技法丰富，发音体形式多样，使得这些乐器较难融于一体。

西方管弦乐队中，弹拨乐器只有竖琴，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声部，只能依靠拉弦乐器拨奏。

民族管弦乐队的拉弦乐声部中的高胡、板胡、二胡等乐器，由于缺乏“黏合度”，因此在实际演奏中用大提琴、低音提琴替代。

管乐声部则以高、中、低成组的竹笛、笙、唢呐构成主体，乐器本身各具特色，演奏技法差异也很大。

目前就民族管弦乐队乐队编制和乐器组合而言，存在的缺陷在于声部音群上有着“散、混、杂”的问题。

西方管弦乐队除木管、铜管乐器在制作原理上几乎是统一规范标准外。

拉弦乐器则更为规范，它作为乐队的基础声部，不论是外观、颜色、还是材质、形制都完全统一，发出的群声音响同样协和一致。

乐队中弦乐、木管、铜管、打击四大声部，在实际的演奏中整体音响十分平衡，演奏色彩虽各异却相对协和，由此可见，西方管弦乐队具有更为宽泛的表现空间。

（三）音乐风格与文化内涵的不同
民族管弦乐队为适应民族风格的需要以纯律为主，还包括三分损益律和十二平均律，我国民族音乐的风格丰富多样，乐器技法以吟、猱、压、颤和滑、抹技法等大量应用。

西方管弦乐队是严格按照十二平均律标准执行的，民族乐器的技法在西方管弦乐队中，在原则上是不能出现的。

由此可见二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很大。

例如传统古曲改编的《月儿高》这部作品，西方管弦乐队的指挥家将作品中的特性变音升fa改为还原fa演奏，这样就让本有韵味消失殆尽，因此破坏了中国民族音乐风格以及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如果指挥对民族器乐的性能、技法表现没有作详实的认知，是不能把民族管弦乐队特有的色彩、音响和乐曲风格准确地表达出来。

（四）演奏曲目文化积淀的不同
目前，我国的民族管弦乐历经了六十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但从发展的現状来看，民族管弦乐队的基础还较为薄弱，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不够丰富，作曲家在创作时，写作技法也处于实验探索阶段，诸多民族管弦乐团队排练演出处于试奏新作品的状态，现实中乐队的声部配置参差不齐，作品很少交流共享，在加上经典性的乐队作品更显得稀少。

因此还没有发展为规范化、定型化的乐队，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处需要不断地改革与完善。

由此可见，我国的民族管弦乐在其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有一个乐队定型、作品积累、乐器改革的这样一个文化积淀过程。

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指挥家在选择音乐会演出曲目时往往“捉襟见肘”，回旋余地很小，常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

专业的民族乐团向着少而精且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非职业民族乐团特别是校园团队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他们的发展壮大为民乐事业持续繁荣创建了雄厚的基础。

但他们也迫切需要大量优秀的乃至经典性的民乐作品涌现。

同时，也更需要高素质、高水平、专业能力强的民乐指挥家来提高、巩固非职业民族管弦乐团队的整体水平。

西方管弦乐队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大批有代表性的著名作曲家创作的经典作品，同时形成不同乐派。

如我们熟识的古典乐派、浪漫派、印象派、民族乐派、现代派等;以及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如：海顿、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格林卡、柴科夫斯基、巴托克等。

欧洲作曲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在曲目分类上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从作曲家到作品，这些名作名曲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淡化了“国籍”而突显出“国际化”的特征。

三、结语
通过对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的音响文化进行简要的对比，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差异之中也包含着各自的长处。

如何通过排练有实效地进行扬长避短式的音响整合和音色调控，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也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

所以，民族管弦乐的指挥
需要有独特的创造性，绝不能简单地将交响乐指挥某些特有的理念、排练手段、排练方法和排练习惯生搬硬套地运用于民乐合奏的排练。

[参考文献]
[1] 刘再生.指挥实践的理论升华—简评朴东生《指挥排练札记——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音响整合与音色调控》[J].人民音乐，2013，11.
[2] 朴东生.指挥排练札记：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音响整合与音色调控[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5.
作者简介：赵博（1980-），男，河南新乡人，研究生学历，河南大学音乐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单簧管演奏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