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加算盘涩泽荣一的经营管理思想

论语加算盘：涩泽荣一的经营管理思想 身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从而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体来说，涩泽重新阐释了东方儒家思想，并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机融合，使日本从传统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结合点，从而奠定了日本经济伦理的基础。 杨柯 西安邮电学院

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倡导实业兴国，废除了旧的人身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迅速兴起，工业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即需要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等价值伦理。然而，官尊民卑和贱商意识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功利主义和商业伦理毕竟是舶来品。对那些一向自负同时又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日本武士来说，肯定会产生出“排异反应”。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脱亚入欧”谈何容易！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传统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既要对以“重农贱商”、“重义轻利”为主的儒教传统进行反叛和扬弃，又要在传统伦理尚具有强大潜力的情况下，寻求向西方看齐、具有普世价值的“公性伦理”支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应运而生。人们往往对涩泽的思想进行“振兴传统文化”式的解读，但仔细考究，不难发现，涩泽思想的主旨，并非在于解决所谓的“世风日下”、“道德颓废”等问题，而是力求改变“轻商贱利”的社会习气以及“权力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建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经济伦理观念。

涩泽之所以将自己的经营思想著述起名为《〈论语〉与算盘》，来自于一位名叫福岛甲子三的儒学企业家给涩泽7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刀、一个礼帽、一个算盘和一本《论语》。很明显，“刀”象征武士，“礼帽”象征商人，“算盘”代表经济，《论语》代表道德。涩泽的“《论语》加算盘”之所以被人们解释为“士魂商才”思想和“道德经济合一”思想，就源于此。之后，阳明学者三岛中洲，为这幅画写了一篇“论语算盘说”。其中说道：“孔子为委吏料量平，与栗周急不继富，为政足食，既庶富之，礼与其奢也宁俭，待贾沽之玉，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

不曰利，曰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男尝语余曰，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今画师二之，非深知男者也。”大意是：孔子为季氏管仓库时计量公平(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后面的都出自《论语》)，给百姓粮食时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为政的宗旨是先让百姓温饱再让百姓富庶，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自己比作待出售的玉，这些都是《论语》中有算盘的根据。《周易》起数六十四卦就是算盘之书，但利益计算皆出于道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的学说吻合，这是算盘中有《论语》的根据。因此，涩泽认为算盘与《论语》本是一体不能两分，经济萎靡的原因就在于世人把它们分开了。画师把二者分开画，没有得到涩泽思想的真意。由此，“论语加算盘”就变为“义利合一”的代名词，也成为涩泽荣一经营思想的象征。

涩泽的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 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个概念，其灵感来源于日本历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所谓“和魂汉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内核，而以中国的文化为外在手段，类似于晚清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

涩泽认为，“和魂汉才”很值得继续发扬光大，不过在新的时代，为了适应工商强国的需要，应该提倡“士魂商才”。他说：“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简单地说，士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他说：“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为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虽然为人敬仰为民族的骄傲，可是一些工商业者却认为，如果以此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这种态度乃是只趋眼前之利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日本将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誉。”所以，“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从涩泽关于“士魂商才”的解释来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涩泽将“

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同欧洲新教徒以经商来成为“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异曲同工；同时，涩泽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士魂”，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

道德与经济的合一 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 涩泽认为，在日本，存在着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驰，是受中国宋明理学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把道德与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涩泽批判宋学说：“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然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因袭久而成习，事业与学问截然视为别物而无人敢怪。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在涩泽荣一眼里，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掌握涩泽思想的真实用意。 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从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涩泽是这样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要讲货殖经济，就不能不讲功利和人欲。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

。与此相同，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的解释也是如此。例如他列举了一般人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解，说：“由此就认为孔子一味厌恶富贵，是荒谬的”，并举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孔子的言论，说明孔子重视富贵的价值取向。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主张“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涩泽把“利”区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他对于公益的定义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时候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涩泽认为，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

涩泽在关于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合一。他首先强调树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他明确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涩泽认为：“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他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涩泽对“公与私”的关系这样论道：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为公益之私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之私利。商业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因此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为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

在涩泽自己的解释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点是导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这一点在涩泽的思想中最为闪光。涩泽的“公私关系论”，主旨是伸张商业经营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价值伦理，树立了企业家作为近代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伦理精神，这也是涩泽经营思想的本质目的。在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涩泽的论证与其说接近孔子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亚当·斯密的“正当私利推进社会公益”的观点。不过，斯密是从私利推及公益，而涩泽是以公益统领私利。比较涩泽与孔子，再比较涩泽与斯密，就更能把握住涩泽的思想特征。

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涩泽还补充道：“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在这里，涩泽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同时，他指出这种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