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综述刘成（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00）摘要近五余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相对活跃，众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硕士论文和文章。

研究成果主要通过论文从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关系以及对个别地区（如河潢岷洮等）进行考证与论述。

本文主要对这些成果涉及的内容加以概述，并对研究特点进行总结。

关键词明代藏族史研究成果综述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其中有关明代藏族的学术性著作一直以来就不多，近几年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有关明代藏族史的论文却在不断地涌现。

内容不仅按照传统的研究方式，从政治、经济、宗教和民族关系等大的方向进一步研究之外，而且还出现了大量文章从一个地区着手来来研究明代藏族史，或者是从某个地区的某个角度来研究。

比如西北师范大学赵旭国《明清时期甘南藏区农牧业开发研究》就是在总结了明清以前历代治理开发甘南藏区的主要成就，以及明清时期治理藏区的军政策略在甘南的推行情况。

尤其对明清王朝为了维护本区的稳定而致力于农牧业经济开发的举措，笔者力图总结此时期本区农牧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希望为本区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史鉴。

由此可见近几年以小见大文章影响力不断增加。

政治、经济、宗教和民族关系发表的多篇论文史学工作者就明代藏族史方面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通过在《维普期刊数据库》、《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粗略的统计大概有一百多篇，这个数目充分体现了这短短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规模和现状，下面对此进行具体论述。

（一）、政治方面1、关于明朝对乌思藏治理。

关于明朝对乌思藏治理方面的文章很多，在这里我们先看政治方面的成果。

阴海燕《明朝“多分众建”治藏方略研究》（西藏大学硕士论文2010-05-20）指出明朝对藏统治和管理明显趋于系统和深入，管理手段虽然没有元朝那样强制和刚硬，但政策本身却更富智慧性何策略性，明朝“多封众建”之藏方略，既是对中国古代封建体制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明朝统治者根据自身及西藏地方实际情况做出的策略性创新性之举。

而王建敏《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报》2009年第6期）补充说明初明太祖在元朝的基础之上采取“多封众建”和“羁縻贡市”的方式，及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共同维系朝廷对藏区地方的统治。

对于“多封众建”泽勇《元明两朝治政策及其特点》（《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通过与元朝“独尊萨迦”进行比较分析了各自的特点。

陈楠《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认为明代历朝都准许藏僧留京并给予优厚待遇，此举对维护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有效的管辖及促进西藏地方和平和稳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又有桑扎琼措《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10期）通过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的时代背景，历史原由等问题的研究，分析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

同时又有刘永文、韩殿栋、李军《明代进藏人员论析》（《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论述了在“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过程中，明朝中央政府以各种方式派出进藏人员。

这些官员、宦官、内地僧人、驻京藏僧、藏区首领或宣布诏谕、或延请宗教领袖、或平定动乱、或设置驿站。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治藏方略能充分反映当时中央王朝的主权意识。

马啸《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西藏研究》2008第2期）从明朝与蒙古形成对抗模式，与西藏形成招抚模式探索明代治理西、北边边疆的成败。

另外张屹《明代治藏政策成因述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第3期）和王建敏《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又分别从渊源和流变上阐述了明朝对西藏实施的政策。

星全成《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则从反面出发，虽然明治藏取得成果颇多，但也有失误，并从失误对藏区的社会均衡、发展生产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2、明代对西藏边区的治理措施。

洲塔、何威《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河州何土司家族略》（《西藏研究》2009年第6期）就是两篇研究明代在西北政策的文章，关于河州土司的记载不详，于是对何锁南本人及其家族进一步研究来。

以探究明代对西北地方的政策。

胡巧竞《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杆子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院报》）2010年第2期）论述了明朝藏区宗教政策对汉藏结合部甘孜藏区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郝相松《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通过张雨《边政考》，梳理明代河、湟、岷、洮地区藏族的分布情况，研究明朝中央在边区的卫所制度，详细的论述了卫所制度下设立的卫的分布情况。

（二）、经济方面1、茶马互市及藏区经济的发展。

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治理除了在政治方面卓有成效之外，同时还大力抓经济杠杆，这个杠杆的支点就是茶叶。

茶叶对汉人来说非常普遍，但对藏族同胞来说却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饮品。

明代在茶马贸易中形成一整套制度，并延续下来。

但也不排除一些钻制度空子的私茶贸易。

首先来看看明代藏区茶马互市的最近研究成果。

王平平《明代互市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5月）首先回顾茶马互市的历史，并将参与茶马互市的茶分为官茶、私茶和商茶，通过研究三者之间的斗争，突出协调好民、官、商之间关系对社会安定的重要性。

马冠朝陈育宁《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制度框架研究》（《中兽医学杂志》2008年增刊）从榷茶、茶马比价关系、运输和经营形式、监督和打击走私方面研究明朝茶马贸易的“洪武体制”，以及制定的“金牌信符制”来研究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茶马贸易体制。

敏政《从明代汉藏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主要探讨了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不同于历代中央统治，在明代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功能。

李新贵、王亚勇《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第2期）通过研究明廷针对湟水流域周围蒙、番杂处的格局，实行的羁番御蒙的民族政策，结果在该流域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环形市场网。

王晓燕《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第1期）指出通过历代的发展，至明清以来，在陕西、甘肃、湖南等地从事茶马贸易的汉族、回族等各族商人逐渐迁居于藏区，与当地人融合，使民族友好关系更加牢固。

尤其重要的是，茶马贸易让不同文化模式的群体结成了长久稳定的政治关系。

宋家乐《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从邛崃的历史发展概况分析其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主要原因，并论述川藏茶马古道对邛崃的影响。

许祖波《明清陕西商人在打剑炉的贸易活动探微》（《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通过研究打剑炉地区明代的茶马贸易，得出民族贸易活动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汉藏经济文化交流，为今天搞好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借鉴。

历史的向前发展，一个事物不可能永远兴盛，茶马互市也不例外，王平平《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就这个问题认为，明政府没有协调好番族、茶农、商人和国家间的利益出发，而使茶马互市衰亡。

当然导致明代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很多，但是与私茶的兴起有不可否认的联系。

何秀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私茶研究综述》（《中国茶叶•历史文化》2007.2）对私茶的研究进行总结。

王连连、王平平《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第1期）从三个阶段研究民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得出明政府对民营茶马互市的依赖性并且民营茶马互市有利有弊明政府采取趋利避害措施。

不能否定私茶的逐渐兴起影响了官茶的生意，最终导致明茶马互市衰亡。

对于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2、朝贡体系对藏族经济的影响。

张向耀《略述明代以前藏族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交流》（《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第2期）概括的介绍了明朝以前的藏族的中原的朝贡交流情况，包括朝贡方式和朝贡的物品等。

格桑卓玛、陈改玲《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通过论述甘南藏区众多番族多次入京朝贡，这大大有利于当地稳定，同时也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喜富裕《明中后期乌斯藏朝贡使进京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从明朝中央角度出发，阐述了明中后期乌斯藏贡使道路由洮岷道改为由四川路入的原因，包括经济原因、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联合。

凌文峰《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从贡品对内地的经济价值、等价交换、朝贡程序复杂等方面论述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原因，漳州月港的开放为其解体的标志。

关于明朝藏族经济研究的其他方面。

群培《试述帕木竹巴统治时期西藏经济发展之特征》（《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文章着重论述帕木竹巴时期在争取明朝中央赐封，汉藏关系和睦，当地社会稳定，农奴制经济，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魏志静《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3月）对明代茶法的研究，突出明代茶法在维护中央与西藏茶马贸易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通过茶法的制定达到了明朝中央“以茶驭番”的目的，同时限制了私茶的贸易。

另外，吴明娣《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论述了明代丝绸通过官方赏赐和民间贸易大量输入藏区，对藏区的社会生活、宗教活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关于明代藏族的经济研究非常全面，惟独这一时期的“溪卡”的研究，少之又少。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是中国国土面积最大的省（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西藏地区的土地制度研究自然不可忽视。

这对于历史学界理清历史真相又是一个巨大挑战。

（三）、宗教研究1、藏传佛教与明朝中央的关系。

牛绿花《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通过研究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事务进行立法调整包括册封宗教领袖，礼遇喇嘛，建立地方政教合一政权等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国家当今管理藏传佛教事务提供启示。

伊航《明代内地藏传佛教民间流布考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论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佛事活动，包括“三大法王”等其他僧人，以及在内地的分布情况。

何孝荣《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对明武宗朱厚照崇奉藏传佛教迎取活佛、广建寺塔导致明朝日益腐朽，却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进行深入研究。

才让《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在《明实录》的记载基础之上，加以《贤者喜宴》的史料补充，对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史实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