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论》的刊物特色及语言风格争议

《图书评论》的刊物特色及语言风格争议作者：叶建来源：《出版科学》2012年第05期[摘要]《图书评论》作为国立编译馆主办的书评期刊，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但是不能以此否认刊物在近代书评期刊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20世纪30年代初，《图书评论》以书评的形式关注新兴学科的发展，回应思想文化界中重大问题的争论，是当时办得较有特色的学术期刊。

但终因其语言风格在当时出版界、学术界引起诸多非议，成为迄今为止评说纷纭的众多近代期刊之一。

[关键词]国立编译馆社会史论战《东北史纲》语言风格《图书评论》作为国立编译馆主办的书评期刊，创刊于1932年，至1934年停刊，共发行2卷24期。

由于国立编译馆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图书评论》在众多方面体现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办书评期刊的水平。

本文试图对《图书评论》及其刊物特色作一分析，若能抛砖引玉，实乃本文之幸。

国立编译馆是民国时期“掌理教科图书及学术文化书籍之编译”的机关，隶属于当时的教育部。

1932年6月，教育部根据相关决议裁撤教育部编审处，设立国立编译馆。

成立之初，设编审、总务二处，编审处又分人文、自然两组，各设主任一人。

国立编译馆配有专业的编译人员。

1933年11月取消编审处，仍设人文、自然两组，总务处改称事务组。

时聘童冠贤、陈可忠、刘英士、郑贞文、郑鹤声、周邦道等18人为专任编译，李秀峰、石声汉等24人为编译，如果专任编译有出任其他职务的改为特约编译。

国立编译馆的经费来自固定的政府财政拨款。

据报道，1932年，根据行政院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国立编译馆的月活动经费原定为17000元，但实际到账为7500元，到12月财政部每月拨款6000元，其每月活动经费达到13500元[1]。

国立编译馆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编译，二是审查。

根据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规定，其编译图书的种类是：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的著述，世界公认的具有学术权威的专著，学术名辞及其他工具书，各级学校教科书及参考图书，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大型丛书[2]。

国立编译馆的审查任务主要是秉承教育部之命，审查有关图书、仪器和标本。

图书评论社是国立编译馆的附属单位，包括主编、编译和干事等成员在内的人事安排都属于国立编译馆。

甚者，出版经费及稿件稿酬均从国立编译馆所得的财政拨款中扣除。

也正如此，《图书评论》与国立编译馆立馆宗旨是一致的，强调“本刊拟集全国学者之心力，从事批评介绍大中小学校所用教科书、参考书、地图、表解等，以期提高国内新出版物之标准，而达人人皆有好书可读之目的”[3]。

然而什么才是标准的书或好书？在《图书评论》将罗家伦的《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作为第1卷第1期的第一篇专文时就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罗家伦看来，所谓标准的书籍，是指饱含真理的，“它是伟大心灵的结晶，它是残酷不停留的时间所淘剩的遗产。

学问固常有进步，但它在进步的流中，有屹然不能毁灭的价值，——这不只是它在某时代的历史价值，而且是它有永久启发后人的价值”。

而要写出标准的书籍，则必须结合政府主导和学者努力才能实现，即“征集中外学者意见，按照学科门类，选定标准书籍，列表公布，予有志研究者以正当的路径”。

同时“由国家或负责文化机关，以不谋利的动机，来编译标准书籍”[4]。

坚持政府的政治立场，是否会导致期刊的质量下降呢？有学者认为这是肯定的，“这样青面獠牙的书评期刊（尽管有许多善良学者被拉来点缀一二），要在求进步的广大读者中找到市场，要得到著述界出版界经久的支持，难矣哉！只好‘收场’了事”[5]。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这恐怕有待商榷。

《图书评论》停刊的最大原因在于“经费困难”[6]。

《图书评论》从稿件到出版、发行都存在极高的成本支出。

每期支出至少总需1600元：其中稿费约需500元，印刷费约600元，广告费约需200元，邮寄费约需100元，抄写校对费约需100元，杂费约需100元，而编辑与总理的生活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此外，《图书评论》没有设立销售门市部，所有的月刊不是批发，就是预订，而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优惠的，导致每月至多收入1000元[7]。

可见，《图书评论》社每月经济亏损至少高达600元，其中赠阅、欠账之类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当然，《图书评论》并不是没有想法设法地减少成本损失，譬如寻找代销单位进行零售，但总体上是没有成功的。

在这种情况下，本身经费就不充裕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放弃《图书评论》已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编辑社以主栏目采取外部的投稿，而论文作者又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完成书评，尽管有官方色彩介入，期刊的学术独立性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证的。

《图书评论》标榜“致全力于各种图书之批评介绍，不涉其他”[8]。

换言之，书评是其核心部分。

事实上亦是如此。

出版发行的整个期间，《图书评论》设立了书评、新书鸟瞰、杂志论文分类摘要、出版界、国内各大学现用科本调查、通讯等栏目，但书评一直作为主栏目，每期登载的学术书评十篇以上，其他栏目除个别外，自第1卷第3期起，大多取消了，即便有，也是偶尔有之，其分量不能与书评所占期刊篇幅相抗衡[9]。

并且，书评栏目的学术论文主要来自外部约稿和投稿。

梁实秋、孙本文、傅筑夫、张其昀、何炳松、吴文藻、宗白华、张季同、顾毓琇、夏鼐、郑鹤声、吴景超、千家驹、张东荪、吴晗、萨孟武、金岳霖、顾颉刚、孙次舟、刘节、陈恭禄、缪凤林、罗根泽、范寿康、周鲠生、刘国钧等一批知名学者曾在上面发表书评。

尽管编辑人员声称有编辑、修改的义务，但官方色彩很少介入，据刘英士后来讲，“刘英士之编辑本刊，未见‘任命’，它根本不是一个官，‘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

《图书评论》之责任，我自负之。

”[10]也就是说，《图书评论》有相对的学术独立性，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

作为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创办的书评期刊，《图书评论》将中小学乃至大学教科书的书评作为刊物主要内容。

大中小学教科书涉及的学科门类不一，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评论》不加区分，将相关的书评一并予以登载[11]。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教科书的书评数量不多，基本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书评为主。

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书评构成《图书评论》的基本内容。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书评的登载，《图书评论》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通过书评专栏和杂志论文分类摘要栏目等多种渠道，其中以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书评为主；二是单靠书评专栏，历史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书评都属于这类。

从中不难发现，《图书评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又是有所侧重的，即比较关注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图书评论》的书评一般是对某些领域的著作进行长期持续的关注。

譬如社会学领域，除登载吴景超《萧克利佛对于犯罪学的新贡献》、吴泽霖《人格的物质基础》、吴文藻《贝克编译的冯维色的系统社会学》、孙本文《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等专文外，《图书评论》的《杂志论文分类摘要》栏目还开辟社会版块，特约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来负责具体的撰写工作。

吴泽霖1898年10月生于江苏常熟，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随即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主修社会学，1927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长期从事民族学、社会学问题研究，为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

由于他的加盟，栏目的专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证。

同时，这个版块自第1卷第2期始至2卷12期停刊，除第2卷8期没有外，保持了22期，介绍来自《国闻周报》《新月》《新亚细亚》《劳工月刊》《生存月刊》《社会学杂志》《读书杂志》《东方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众多国内外学术期刊的399条图书信息，内容涉及社会学理论、中外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妇女就业和婚姻问题、人口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等。

同时，《图书评论》还是紧扣时代脉搏的，通过书评对社会上的政治、思想等问题作出学术上的回应。

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加速侵华步伐的同时散播种种蒙骗世人的错误观点。

傅斯年等人编著《东北史纲》对此加以驳斥，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存在史料上的诸多错误。

为此，《图书评论》先是登载郑鹤声《傅斯年编著东北史纲初稿》，充分肯定《东北史纲》的价值，认为“傅君之为此，虽属粗率，亦多可取之处，且以新法做东北史，此为第一部，自有其相当之贡献”，且所作的《东北史纲》，是为驳斥日本侵华的口实“满蒙非中国领土”说，虽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

但由于该著存在不少问题，郑鹤声对当中的史料进行补遗、纠误，“以期完善”，以免“贻笑中外”[12]。

后又登载王仲廉译《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在日本所发生之反响》一文，该文是将日本侵华的学界代言人矢野仁一的著作《驳满洲为中国一体之中国学者之主张》的中译本，译者在“按语”中揭示了矢野仁一“满蒙非中国领土”说的政治意图，及其对日本乃至世界的影响，并指出“此文言论，颇为杂驳，或不值一笑，但见其怀恨李顿报告书，采取李著节略本（作者按：李济所作的《东北史纲》英文节略本）史实之意，时时流露，亦不能不防其向国际间又作谬误之宣传”。

希望在《东北史纲》未出齐之前，“一以供傅氏等参考，一以使国人知日人于使用武力之外，尚有无聊文人为之宣传焉”[13]。

又如《图书评论》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兴起的中国农村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给予回应。

在社会史论战中，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陆续出现，这其中有不少是误导读者的。

为此，《图书评论》积极登载程憬《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刘节《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傅筑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等文章。

譬如任启元《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文，就对任著中的众多乱用统计数字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统计自述是死的，运用失宜，便无意义，若如任君那样的乱用统计，曲解数字，则更陷于错误”[14]。

并且，《图书评论》诸多书评是站在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立场上，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譬如陶涤亚《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一文，就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近代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虽然在本书出版以前，坊间已有过似是同类的书籍（例如蒋某的），但是本书的贡献，不能不算第一。

和它比较起来，世界书局所发行的蒋某的小册，简直没有继续销行的余地”。

同时又比较清醒地指出该著的缺陷，如指出戈公振仅将民国报纸的商业化现象归结为“民国成立以后，党争岁不绝书，凡不欲牵入政治漩涡之报纸，渐趋向营业方向”的看法，是简单化的处理。

认为戈公振如果能将这种现象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相联系，那么“对于这一时代背景的论述，一定还可以搜集不少的材料呢，如果这种材料没有遗漏，本书也一定更要有声有色”[15]！时隔这么多年，陶涤亚的这种观点仍值得今天研究近代出版史的学者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