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寻证读书报告

《中国古史寻证》读书报告《中国古史寻证》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史学家、著名作家郭志坤先生的学术对话录。

此书的体例类似于《论语》，主要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着重阐述关于中国古史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以及发展的新动向；不同之处在于《论语》是多人对话，而此书却只是两人对话，《论语》中的对话侧重的是微言大义，而此书则有点啰嗦，多处内容有重叠。

书中作者提倡将文献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起来研究历史，为中国古史寻找证据，并以此为基础，主张走出疑古与古史溯源的时代，建立公正客观的中国古史体系。

此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走出疑古与古史溯源—关于古代史；第二章，二重证据法与现代考古学—关于考古学；第三章，古史反思与典籍解读—关于文献学；第四章，文字考释与史实探索—关于古文字学；第五章，甲骨发现与分期研究—关于甲骨学；第六章，青铜时代与文化艺术—关于青铜器研究；第七章，简帛研究与学术思想—关于简帛学；第八章，礼乐典章与古史解读—关于古代礼制研究；第九章，文明起源与文明进程—关于古代文明；第十章，年代学与多学科结合—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从内容上看，此书主要探讨先秦以前的中国古史该如何研究的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囊括了先秦历史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作者主张以考古学为基础来重新审视历史，将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文化遗存与有关先秦历史的文献典籍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去伪存真，为先秦历史重建其应有的、公正而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发展脉络。

本文将以此书章节为线索，浅谈自己对此书的一些看法，但囿于才力，定有不妥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指正。

走出疑古与古史溯源，作者主要回顾了二十世纪学术界百年历程，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疑古思潮”的兴起，致使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场关于古史研究的学术讨论，进而引发了中国人对古代认识问题的一场大辩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长达三百五十万字的七册《古史辩》就是其见证。

特别是二十年代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他创造性的提出了“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其主要论点如下：“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我们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有的古史系统，动摇了儒家经典长期以来树立的“三皇五帝”形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这些都极大地促使人们从旧的史学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史学家应有的怀疑精神重新审视历史，进而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大发展。

但随着疑古思潮的蓬勃兴起，过分否定中国古史的倾向也日益显现，他们滥用怀疑主义而没有实证，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国古史，致使产生“先秦以前几无可信之历史”的过激言论，这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起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为此，作者认为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重新认识“古史与神话传说”的关系，在神话、传说中追寻历史的遗迹，并把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遗物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历史，不断开拓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并对整个古代文明作出重新评估。

关于考古学，作者主要论述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史料匮乏的先秦时代，这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考古”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在文献中出现“考古”二字的是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但此时的“考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

两宋时期的“考古”是指对古器物的研究，如青铜器、彝器、玉器、石刻碑文等。

现代考古学发轫于二十世纪初，其发起人是归国留学生如：裴文中、郭沫若、夏鼐、尹达等。

他们直接将考古发掘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对重建中国古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到现代考古学，不得不提王国维及其“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学识精博，著述宏富，在哲学、文学、戏曲史、古器物、甲骨文、金文、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石刻、敦煌文献以及蒙元史等诸多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特别是他在1925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不仅是新的认识古代的看法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形成的理论先河，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天，我们在考证某些古代史实事，仍采用王氏的方法。

此外，作者还认为，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应注重比较研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推进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提倡区域文化研究，并将现代科技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研究，而不至于单纯的为了考古而考古。

关于文献学，本章作者主要讨论了前人在文献学研究上的一些成就，主要是清代考据学的成就，以及近年来国人在文献学考据研究上取得的一些成就，如张心瀓的《伪书通考》、余嘉锡的《古书通例》、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等。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应该加强考古学对古文献影响的研究。

因为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带文字的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湮没已久的佚籍，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律》、山东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德道经》、《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及敦煌遗书等等。

这些出土古籍不仅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军事、科技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也给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这些佚籍的研究成为文献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给传统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以新的对象。

此外，作者还提及通过出土古籍来判定传世典籍的年代、更新考古理论、校对史料以及辨伪史料等。

关于古文字学，古史研究需要史料，而史料的载体是由文字记载的传世文献典籍。

《易·系辞下》记载“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在中华民族中，汉民族的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社会的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小篆、汉隶到章、草、行、楷，文字的形音义的演变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显然如果不了解不同形态文字的读音和表义，就无法读懂用这些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更不可能从这些文献典籍中探寻古代文明的足迹。

所以古文字研究在古代文献研究和古史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前人在古文字研究中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六书”理论及音训、义诂等考释方法，至今对我们研究传世文献和出土古籍仍有裨益。

中国古文字学起源于汉代、形成于两宋、鼎盛与晚清。

长期以来，先秦文字是古文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近年来探索夏代以及更早时期的文字，似乎已成为古文字学的热门题材，考古出土的大量秦汉时期的文字材料，已进入古文字学研究范畴。

在此，考古发现的古文字如何释读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前人在古文字的释读上，经过一代一代学者的孜孜努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

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古史理清了大量迷雾，而且为后人就累了大量宝贵的方法。

关于甲骨学，甲骨学属于古文字的一个分支学科，作者在前一章谈古文字学时已论及甲骨学，而为何还要冒着“机上架机”之嫌单列一章论述呢？笔者认为甲骨学对研究中国古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甲骨学始为世人所知，继而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已经透露出甲骨学的道道曙光。

正是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等人的甲骨研究，疑古思潮的迷雾才逐渐散去，古史研究才迈开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坚实步伐。

甲骨学的兴起，打破了古史“传说时代”的坚冰，也为古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靠材料。

甲骨文发现以前，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观点。

十九世纪晚期，考古学家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七八世纪，与其后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东周以上无历史”的观点相吻合。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王国维通过甲骨文研究，论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关于商朝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为此，甲骨学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答了疑古派对古史的质疑。

甲骨文是一种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古文字，因其刻在龟甲或兽骨上，故称“甲骨文”。

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古奥，因而不经专家考释，普通人难以认读，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取得了很大巨大成就，如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学五十年》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以及严一萍先生的《甲骨学》等。

据《甲骨文编》记载，已发现的甲骨学单子在4500字左右，经过考释被认识的有1700余字，这既说明了破译甲骨文这一工作的成绩，也充分体现了甲骨文考释的难度。

甲骨文考释不但要有相当的古文字功底，同时又必须具备相应的专门知识。

譬如，甲骨文记载的主要是关于商人或周人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为“卜辞”。

“卜辞”虽为筮书，但在先秦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这是“人们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所以对三代古史而言卜辞极具史料价值。

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了解古人占卜的方法、占卜的程序以及卜辞的文法，否则难以理解卜辞的内容，更不用谈以此来进行学术研究。

除此之外，由于甲骨文记载的史事多为商周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祭祀等活动，平民史迹很少，故而我们还必须运用其他各种古器物及文献材料加以佐证，多渠道地取证互证古史。

关于青铜器的研究，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回顾百年中国古史研究，青铜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早在汉代已有人开始关注青铜器，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

直至北宋末年，宋徽宗非常喜欢收藏青铜器，而且极力推崇青铜器的研究，并亲自撰写《宣和博古图》。

为此，青铜器的研究开始兴起，青铜器在中国古史研究上的价值，首先是青铜铭文，亦称“金文”，是先秦史料的一种载体。

迄今为止，已发现和著录的金文达数以万计，其时代自商朝以迄两汉，其中有不少是长篇铭文，如《毛公鼎铭文》《》《大盂鼎铭文》《小盂鼎铭文》《中山王鼎铭文》《史墙盘铭文》等等。

这些金文正好弥补了三代史料的匮乏。

尤其难人可贵的是，传世古籍由于经过长期的传抄递刻，不免有些篡改、讹误，进而引发后世的种种争论，而金文却能保持其原貌，所以金文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青铜器在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时，也给人深邃的艺术感，如商代的司母戊大鼎、四羊方尊、汉代的马踏飞燕等，以及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反映奴隶主贵族狰狞之美的饕餮纹，周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这些都不禁使人感叹古人的高超技艺。

关于简帛学，众所周知，魏晋以前中国官方通用的文书是简帛，简分为竹简和木简，帛是一种用来书写的丝绸，因此简帛作为文字的载体，它也是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量竹木简册和帛书的出土，简帛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