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同向性分析
先秦两汉时期的女性文学心理创作特点
先秦两汉时期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了解这一时期的女性心理的发展状况，对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女性文学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东方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
先秦两汉时期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把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划定为中国文学的上古时期，而上古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先秦文学和秦汉文学。
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大致形成，文学创作的主体也经历了从群体到个体的演变。
《诗经》和《楚辞》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其它《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诸子散文以及《周易》、《老子》、《孟子》等先秦哲学著作其文学价值也是非常巨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到了秦汉时期，文学的发展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无论文学样式、审美风尚，还是价值取向都为后世的文学发展树立了典范。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典型的男权制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必然伴随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形态。
因此，在这种男权专制的社会制度之下，妇女的地位无论是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是隶属男性的。
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在这种封建制度桎酷下的女性，就连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直笼罩着她们。
从小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她们的母亲教她们的刺绣针织、女德、礼仪、持家等一些传统教育，而读书识字的机会则很少，只有一些上层社会的女性，她们或是书香门第、或是皇亲官宦之家才有可能受到一些文化教育。
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如果要进行文学创作，她们不但要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还要具有受到教育的特殊条件。
可想而知，当时的女性作家要想在男权文化意识为中心的环境中进行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环境是多么恶劣。
但是，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女性作家们不但在夹缝中得以诞生，还迅速的繁衍壮大，产生了第一批中国女性文学作家，以及大量的女性文学作品。
从白先勇小说中的风月女子形象探究其性别叙事
从白先勇小说中的风月女子形象探究其性别叙事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白先勇通过小说构建了一个个别样的都市传奇，也塑造出了诸多的风尘奇女形象。
风月女子作为连接社会上层与底层的重要纽带,折射出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
性别问题因为个中蕴含的差异性而得到较高的关注度，而白先勇小说本身所提供的特殊语境更使这个问题的内涵得到充实和丰富。
一、风月女子形象书写“风月”一词在古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就时常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时常代表了不同意义。
本文提到的“风月”是指妓女，此含义在《桃花扇》中有所体现：“有鸨妓李贞丽者,烟花妙部，风月名班，丰韵犹存，铅华未谢。
其中妓女分为艺妓和色妓,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后者则主要出卖色相。
白先勇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品貌各具特色的风月女子，其大致情况如下表：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作品中的风月女子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作品中一直挣扎沉浮于欢场中，如《孤恋花》中的云芳老六、五宝，《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萧红美；第二种是从前身家清白，但实际堕人风尘的女子，如《一把青》中的朱青,《谪仙怨》中的黄凤仪;第三种则是歌伶等欢场女子，但通过婚嫁或其他方式从良,进人上层社会的女子，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蒋碧月等人。
白先勇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勾勒出了一个个引人人胜的故事,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二、叙事立场:个人化与集体化的分离白先勇作为一位男性作家,面对性别问题，他如何通过女性书写来阐述自己的叙事立场？又如何处理“自我”位置?风月女子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所漠视和鄙视的群体，挣扎在伦理与道德的边缘，而白先勇却使她们以一个强悍无比的姿态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一种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体系释放强大的生命力。
双性同体视野下的伊莉莎——《菊花》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丽丽（安徽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摘要：斯坦贝克经典短篇小说《菊花》塑造了一位兼具女性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伊莉莎。
本文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分析伊莉莎的双重性别身份，洞鉴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继而透视作家本人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忧以及他对两性和谐的探索和期盼。
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性和谐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66-03一、引言“双性同体”的本义为生物学领域里的“雌雄同体”，意思是动植物雌雄同株或兼具有雌性和雄性双重特征。
在神话、宗教、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双性同体”这个概念都有所涉及，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与地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才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中也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一个双性人，夏娃是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表明，早期社会人类的发展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相辅相成。
自从男女被分开后，他们就不断地寻找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性同体”是作为古代人表示全能、力量以及自足的普遍公式。
人们似乎觉得，如若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的神圣性或神性，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双性同体”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首创之功当归于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1]虽然伍尔夫的初衷是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最佳状态，但她的“双性同体”观颠覆了男权社会性别角色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为后世追求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
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两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心理分歧。
无论是在阅读同一篇作品，还是在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上，男性和女性常常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这种心理分歧源自于两性间的生理差异、文化背景以及社会角色等因素。
本文将探讨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带来的影响。
一、生理差异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影响生理差异是导致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产生心理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和生理需求，从而影响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情感表达的偏好：女性一般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细腻的描写，对于感情的渲染和揣摩更加敏感。
而男性则更加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行动的描写，更偏向于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思考。
2. 视角的差异：男性的思维一般较为理性，注重逻辑和事实；女性的思考方式更加情感化，善于从细节中寻找启示。
这导致男女在对于文学作品的角度选择上存在着差异，男性更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去解读作品，女性则更注重情感和细腻的描写。
二、文化背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男性和女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们对于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角色的认知，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感受。
1. 价值观的不同：不同文化的男性和女性对于价值观的认同和关注点存在差异。
比如在一些传统文化中，男性更加注重权利和竞争，而女性则更加关注情感和人际关系。
这种差异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行为和冲突的理解和评价。
2. 社会角色的约束：不同社会角色对于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产生心理分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传统上，男性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权利和责任，因此在对作品的解读上更加理性和客观。
而女性则更多地承担着家庭和情感方面的角色，因此在对作品的解读上更加注重人物关系和情感描写。
三、心理分歧带来的影响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更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凌叔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分析
凌叔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分析凌叔华是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他的作品中尤其突出了对女性意识的探讨与表现。
在《一代女皇武则天》中，《神秘突击队》中，《年轻的母亲》中，凌叔华通过对女性的角色、情感、性格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刻画，展现了对女性意识的独特理解。
在《一代女皇武则天》中，凌叔华描绘了一位历史上极具争议和传奇色彩的女性形象。
他在文中着重表现了武则天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如何逆转局面，称霸一方，并最终成为唐朝的女皇。
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表现出了极强的野心和果敢的决断力，几乎是以男性的方式来领导国家。
凌叔华通过描绘武则天的形象，表达了对贞节束缚、男权压迫的反抗态度。
同时，他也通过这一形象，展现了女性能够有所成就，成为强者的可能性。
在《神秘突击队》中，凌叔华运用了女特工的形象，展现了女性的勇敢和职业素养。
随着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渐提升，女性也开始逐渐走进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成为了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
作者更是通过对女特工的刻画，强化了女性应该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品质。
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母亲》中，凌叔华关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这个作品中，女主角在成为母亲之前，一度放弃了事业，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
这一决定虽然令她失去了工作上的成就，但却令她更好地了解了家庭、婚姻和亲情等社会问题。
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在家庭中，依然可以发挥着她的才能和领导力，成为家庭和睦、和谐的中心。
凌叔华通过这一形象，呼吁女性应该更多地重视家庭和亲情，同时也鼓励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都能够做到全面发展。
综合来看，在凌叔华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立自主的性格，他通过这些角色的形象塑造，也反映出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提升的呼吁。
同时，他也在作品中关注女性在家庭、情感等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家庭、助长亲情、倡导平等。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摘要：美狄亚、娜拉以及爱普莉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西方女性，她们的故事也迥然不同。
但三者均为男性作家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且作家都被誉为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尝试细读文本，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再次予以解读。
关键词：《美狄亚》；《玩偶之家》；《革命之路》；男性视角欧里庇得斯现存的十八部剧作，有关女性题材的多达十二部，享誉世界的《美狄亚》历来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发出最早的女性声音；在十九世纪后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易卜生创作了以《玩偶之家》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引起了剧坛轰动，为妇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今由著名导演山姆·门德斯根据查德·亚特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上映，因提出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堕胎等一系列尖锐问题而备受关注，票房收入一路飙升。
前两部作品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对女性的关注也被公认；后一部因多位巨匠倾情打造一举摘取了金球奖的桂冠，成为奥斯卡的提名影片，获得一致好评。
这三部作品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我们无意否认一些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男性文学曾经给予女性巨大的震撼，也无意否认，在妇女的解放历程中，男性知识分子曾经担当过启蒙者的责任。
但是，正因为如此，妇女的解放从一开始就必然与男性讴歌相伴相随。
女性的解放离不开男性的理解和支持，但也决不能依赖男性的拯救，否则，妇女解放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男权文化的陷阱。
虽然每一位作家都声称本着客观的宗旨创作，但我们仍然不难从作品内部觉察到男性视角的残留痕迹。
下面就是笔者尝试着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鲁斯文指出的批评方法“检查一部文学作品，从中找出构成它的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看它的作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进而指出作品字面上讲出的东西与通过精读而揭示出来的东西有何矛盾。
”①来解读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一、《美狄亚》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一剧中通篇洋溢着对古代雅典社会妇女的同情。
通过女仆、歌队以及美狄亚的独白和对话将她的不幸表达的淋漓尽致。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躁》 ） ； 珍子无怨无悔地爱上 了刘成 ， 尽管之后被人
们误 解 ， 被 单 位开 除职务 ， 以致 于 自己不得 不依 靠丧
社会法则不构成任何威胁 的女性。男性作家用这些 理想化 的女性形象的付出建构其属于男性世界的理 想神话 。作为客体与“ 第二性” 的女 性 ， “ 通常是男 性权力幻 想 的产物 ， 她们 代表着 无休 无 止 的欲望
赵志强 ， 侯业智 ：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９ １・
“ 圣女” 形象的 当代再现。这些女性形象实 际上是 男性社会中的典范女性 ， 是男性们凭借 自己的理想
化状 态臆 造 出来 的 女性 形 象 ， 是 对 男 性 社 会 秩 序 和
和极 度 的 坚 忍 殉 葬 式 地 选 择 了 自己 的婚 姻 （ 《 浮
断嬗变 ， 用 以 阐释 自己 的审 美 理 念 。但是 这 些 女 性 形 象无 论如 何变 化 ， 都 无 一 避免 地 打 上男 权 思 想 的 烙印， 失去 本真状 态 。
一
国传统社会的既定秩序 中， “ 我们 的文化深深植根
于各种 男性 本 位 的 创 造 神 话 里 ， 它表现在宗教、 艺 术、 科学诸种领域” 。 源于此， 男 性 作 家 在 塑 造 与 书写女 性形 象时 ， 羁绊 于根 深蒂 固的男权 思想 ， 潜 意
识 中按 照男 权社 会 的道 德规 范 以及组织模 式 进行 想
、
传 统农 村 女性 形象
贾平 凹 的早期 作 品主 要 塑造 了这 类 女性 形 象 。 贾平 凹以城市 文化 人 的眼 光 审视 商 州 世 界 ， 发 现 了 它 的 自然 美 ， 风俗美 ， 人 情美 ， 更看 到 了人 物美 ， 尤其 是 女 性形 象 。她 们 不但 有 妻 性 的美 丽 、 温柔 、 贤惠， 更 有母 性 的包 容 。她 们 不 但 美 到极 致 ， 亦是 善 的化 身 。她 们有 月亮 一样 纯 洁 的心 灵 ， 有 菩 萨般 善 良的 性 格 。这使 她们 身 上 充满 了圣 洁 的光 辉 ， 使 她 们 成
“男子作闺音”——论沈从文湘西小说女性形象创作的开题报告
“男子作闺音”——论沈从文湘西小说女性形象创
作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创作涉及多种题材，但以湘
西山村小说最为著名。
沈从文的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对象。
与传统的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更
加真实、具体、生动，展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人格特征。
其中，沈从文有时候会运用“闺音”等手法，让男性形象化身为女性，来描绘
女性形象，展现其细腻、柔情、柔弱之处。
因此，本文将从沈从文湘西
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以期有
利于对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创作的理解和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探讨其对
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解析作家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思路，进一步深入认
识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1.研究内容：本文将通过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特点及
其表现手法进行分析，进而从情感、性别、文化等角度探讨其对女性形
象创作的影响。
2.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
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作家思想进
行深入探究，从而形成科学、系统的研究结论。
四、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
1.进一步丰富对沈从文小说的理解和认识，增进文学爱好者的审美和阅读体验；
2.深入探讨中国文化中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高社会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3.为后续反思性别与文化的关系、提高女性地位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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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距20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作为三秦文学的重要标杆，他们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但不难看出他们笔下风采各异的“女”性，又有着明显的同向性。
本文拟从地域文化、创作主体心理等方面对他们笔下女性性格的同向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三秦；地域文化；女性性格同向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79-01 在20世纪90年代“陕军东征”后，路遥因《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因《白鹿原》等佳作分别获得第三、第四届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作品屡屡引发国内外文坛震动，掀起阵阵“贾平凹热”，他们三人被评论界认定为继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之后的“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
①三秦大地的男性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性格个性鲜明，陕北作家路遥的作品中“春泥式的姑娘”，她们具有泥土般的无私和宽厚，犹如春泥对根的情意。
关中的陈忠实笔下的女性性格，犹如严冬里的玫瑰，虽然艳丽芬芳，但却命运坎坷；而陕南的贾平凹笔下的女性性格犹如野花般绚烂又犹如秋叶凋零的静美与无奈。
综上，细加梳理，三位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也具有了明显的同向性，这种同向性是男性作家对“理想女性”的集体想象的结果，三位男性作家在“女人”中只看到了“女”而没有看到“人”。
一、美丽是“姿”本
三位作家所塑造的女性是漂亮的，她们是经过男性眼光过滤后的。
路遥在写到贺秀莲时：“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
”②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这样写到田小娥的：“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导捋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
”③在写到田小娥为黑娃而求鹿子霖的时候：“被泪水洗涤过的脸蛋儿温润如玉，光洁照人。
”④贾平凹在《废都》中描写到唐宛儿的外貌时写到：“唐宛儿二十五六年纪吧，一身淡黄套裙紧紧裹了身子，拢得该胖的地方胖，该瘦得地方瘦，最是那细长的脖颈，细嫩如玉，带一条项链，显出很高的两个美人骨来。
”⑤以上三位男性作家在各自的代表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经过男性的审美过滤的，这种描写是男性作家自身欲望的回映与满足。
在美貌的后面的柔弱则更能衬托男性的伟岸与果敢。
二、善良是必备的品质
当男性主人公面对困难，心情苦闷时，此时女性则是排泄烦闷的最佳人选，往往这些女性的出现给男人以心灵上的慰藉。
路遥小说中正是这份善解人意来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平淡与冰冷。
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叫孙少安到二叔家去吃饭的细节是这样写到的：“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吃的饭会有多别扭！”⑥。
陈忠实在《田园》中塑造了秀芬，秀芬作为宋涛的前妻，心里原本就有芥蒂的宋涛，误以为秀芬要惩治他，报复他。
其实，秀芬是至今仍然记得他有吃冷面肚子疼的毛病，要有滚水冒一下面。
”宋涛觉得秀芬对他太宽容了，这种宽容让他产生的负疚心理与日俱增。
贾平凹在《废都》中塑造了一系列甘愿为“庄之蝶”倾其所有的女性形象。
以上的女性是在男性话语霸权下塑造的，她们的意志受到了男性的掌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满足了他们在背叛面前给予的理解的心情，满足了男性对于自我性欲的渴求，正是善解人意女性的存在，才使得男性主人公在自己的男女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没有了后顾之忧。
三、真实、真诚、真境遇
女性的真正的境遇——作为性欲的发泄对象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
三位男性作家在“女人”身上只是见到了“女”，她们就只有履行“女”的义务了。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贺秀莲因结婚十个月不能怀上孩子，而着急地去医院检查，作为女性有的只是顺从。
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只不过是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和每逢初一、十五的性欲发泄对象。
在贾平凹的《废都》中文章中和还有这样的描写：“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了周敏的面，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就热水洗了身子，漱了口，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她。
”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慰劳男人，在两性关系上，女性都是较为被动的，并且女人仅仅是作为一种性欲对象而存在的。
《白鹿原》中朱先生对鹿兆鹏说的一段话：“冷先生留给你的一句话，纯系家事：给女人个娃娃，给个娃儿，她好在你屋里就能活下去，她自己在白鹿镇也能撑起一张人脸。
”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而不惜借种。
他们不会考虑女性的心理感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繁衍才是重要的，女性则是没有地位，仅仅是个繁衍的工具而已。
可见，生育能力是决定女性荣辱的一个标准，在传统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女性，则身肩重任，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责任，如果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她们的生活则是苦不堪言的。
贾平凹在《废都》中写到在孟云房、庄之蝶在周敏家中做客时，唐宛儿的脸被油溅伤了，孟云房说：“现在这女人，除了生娃娃，啥也不会干了。
”牛月清和庄之蝶之间也因为不能生育而苦恼。
在陈忠实的《七爷》中的黄桂英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性话语霸权的语境里，黄桂英不能抬起头来做人。
甚至连她自己也觉得低人一头！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理屈气短的心情。
因此在三位作家作品中，是以男性的审美视角进行叙述的，女性则作为“依附者”生活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的美，是供男性“赏心悦目”的，女性的善，是她们的宽容给男性较大的自由空间，女性的真，使她们无怨无悔地接受着男性为自己安排的生命轨迹。
上述三位作家地处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塑造女性性格的上有明显的同向性，则可以追溯其产生的原因：首先，以上三位男性作家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用孔孟之道来框定女性的性格和行为。
儒家思想对女性人格上的贬低，使三秦地区的男性作家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权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女性则是“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为男性在生活中的附属品，女性的地位是次要的、被动的。
即使自己的丈夫是个不负责任的，没有生活能力的，但是女人仍然是男人的一部分，“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生都逃离不开男性的束缚。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生活在三秦这片儒学系统比较夯实的土地上，思想中的那份保守，自尊自大的特质，影响着他们对于女性的塑造。
他们笔下的男女之间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关系。
男性——文化生活的参与者，家庭的主人，生活的主宰者；女性——被摒弃了社会生活之外，家庭的奴仆，生活的依附者。
第二，来自作家的生活阅历。
三位作家都出身于农村，在农村生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的低下，从而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低下，进而女性的话语权的弱化。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虽然他们后来都生活在了都市中，但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思想。
“耕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权，“织者”则紧锁深闺进行劳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男女之间形成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在农村生活中男性以主人的形象出现，成为农村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来源，而妇女在经济上“无私蓄，无私器”的地位。
综上所述，三秦的男性作家在儒教伦理道德体系中缺乏对女性个性尊严的充分尊重。
他们往往以整体遮蔽个体，以理性压抑感性，正如儒家经典中“存天理、灭人欲”，儒家的道德体系，以刻板的礼法，来扼杀活泼的感性生命，导致了无数个体生命的毁灭或人格的扭曲，在儒家经典中形成了“色”、“德”对立的模式，儒家思想剥夺了对爱的权力和自由的剥夺，把家长意志强加给年轻人。
对这种不道德的爱和婚姻道德的攻击，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题，叙写由传统道德造成的无爱的婚姻的痛苦，或有爱而不能自由去爱的无奈甚至毁灭。
这正是三位作家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作品中共同的女性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