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巧用电报解决“张国焘难题”
林育英巧用电报解决“张国焘难题”
作者：何立波
来源：《北京支部生活》2016年第07期
1935年10月，张国焘继南下之后，公然另立党的“中央”。
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但仍未有明显效果。
1935年底，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神秘人物积极配合中央做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工作，并最终促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答应北上，从而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为革命立了大功。
他就是林育英。
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被派回国
林育英于1922年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1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莫斯科期间，他参与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
为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回国。
他扮作商人，携带密码，化名张浩，于11月初到达定边县，然后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先后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会面。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会后，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做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
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更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是一个非法的“中央”。
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说服争取工作。
林育英决定，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授权的情况下，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张国焘难题”。
林育英的来电，使张国焘惶恐不安
林育英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
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
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
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
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
这使“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的张国焘，感到惶恐不安。
但是，收到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
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
国际的指示”。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污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名义的表态，给张国焘当头一棒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
电报中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张国焘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就“违背共产国际指示”。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所作的表态的分量，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
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表态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接受了成立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其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
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这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告终。
11月3日，红二、四方面军抵达同心城，林育英代表党中央在同心城迎接。
此后一段时间里，林育英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
在争取张国焘北上的过程中，林育英为党和红军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逝世。
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
从拥抱到决裂一毛泽东与张国焘(之四)
从拥抱到决裂一毛泽东与张国焘（之四）作者：少华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4年第10期少华毛泽东拒绝彭德怀“抓扣”建议张国焘违反中央决议，直接下令右路军南下，令陈昌浩大吃一惊。
他找徐向前商量。
徐向前看过电报，长久不语。
他注意到电报中没有提及转呈中央，觉得不妥，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潘州（明置潘州卫，1914年后为松潘县的一部分）一座喇嘛教的经堂里，党中央驻在巴西。
两地相距不远，陈昌浩骑马一顿饭的时间就到了。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问道：“昌浩同志，你个人意见怎样呢？”“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红军宜合不宜分，特别是北去的路上有胡宗南、马鸿逵重兵挡道，只有合兵北上才有破敌的把握。
”陈昌浩没有改变北进的态度。
毛泽东往深处问道：“万一达不到这个目的怎么办呢？”陈昌浩最不愿意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力争左右两路红军共同北上。
”毛泽东从他避而不答的态度中看出了保留，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徐向前列席。
由于周恩来患病在床，不便移动，9月8日晚，会议就在他的住所召开。
徐向前到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已在座，周恩来躺在床上。
毛泽东说：“就等你来了。
”然后，他拿出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文，提请政治局讨论。
大家都没有意见，毛泽东请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
陈昌浩说：“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
”犹豫了一会，他又补充道：“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毛泽东特地问道：“向前同志的意见呢？”徐向前说：“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会议决定以与会七人名义致电左路军，详细分析南下的弊端，规劝他们重新北上。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
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密电、夜行和追令,长征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密电、夜行和追令，长征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作者：欧阳雪梅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22期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
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部临危不乱、高瞻远瞩，先是截获了重要“密电”，然后极速夜行巧脱身，并成功劝退“追令”，平息了一场红军内部的争斗，使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
1935年6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会师。
会师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
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
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
争论之际，张国焘为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开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叶剑英给毛泽东送来一封密电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的运动。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
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在收到密电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事态异常严重，毛泽东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
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
党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经过几个月唇枪舌剑的较量，终于发展到公开分庭抗礼甚至张国焘以武力危害中央的地步，局势千钧一发。
【红色记忆】群英寻路政党林立梦如昙花一现群英聚首志在另辟新天
费虹寰陈晋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怀揣初心启航出发的。
1920年春节前夕，一挂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
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身边的褡裢里装着账册，像个出门讨账的生意人；另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看上去像个穷酸的教书匠。
“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后来人们知道，为躲避追捕，李大钊特意将陈独秀化装护送出京。
一路上，二人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在当时的中国，建立一个新党，并不稀奇。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不断寻找出路。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个个救国梦想，连遭破灭。
到了民国，政党政治兴起，从1911年10月政党活动公开到1913年底，各种新兴团体一共有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便有312个。
然而，这些政党的救国方案，或是进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是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或是在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寻找出路。
它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旗号，有的其实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当时影响较大的，除了孙中山、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外，还有从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统一党、进步党和共和党等。
成立于1911年11月的中国社会党，也相当吸引人们眼球，它的创立者是29岁的江西弋阳人江亢虎。
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
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会师与内争》是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的第十八篇。
这一篇共分为“渡过嘉陵江”、“懋功之会”、“毛儿盖会议”、“分裂”等四章。
在这四章中，张国焘用系统伪造和篡改政治局会议内容和党史重大事件史实的办法，妄图诱人相信他的如下谰言：“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
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
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张国焘《回忆》第十八篇第四章的第一段)本文仅依据我馆保存的有关会议记录和文电档案，对张国焘本篇“回忆”的主要部分，加以考证；《回忆》中诐淫邪遁之辞，俯拾皆是，驳不胜驳，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多予理睬。
“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在我们即将考察的领域内，这句话的真确性，将再次得到证明。
看来张国焘的赌注是压在长征中的档案不会保存下来的设想上的。
的确，如果没有档案文献，想驳斥他的“回忆”，可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们党在长征的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居然把许多文电档案保存下来了，今天我们可以凭借这些珍宝轻而易举地廓清张国焘的瘴雾，揭露出作伪者的卑鄙嘴脸，请他重返“耻辱柱”上。
(一)关于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回忆》说：“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军事会议。
一九三〇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
一九三〇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作者：于吉楠来源：《百年潮》2009年第03期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
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又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不让他回国。
1930年11月，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回国工作。
这时，共产国际为什么同意张国焘回国？他又是怎样回国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进了我的回国。
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蔡和森表示无力担负这个任务，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
10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说，如果我能对拥护共产国际问题有明确的表示，共产国际将派我回国去工作。
张国焘又说，三中全会前，“何孟雄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王明）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
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继续负担领导中央之职责……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张国焘回国1930年，最先提出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何孟雄，而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这件事确实与“立三路线”有关，但其具体内容与张国焘所讲的并不相同。
1930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领导下，犯了“左”的错误。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进行干预，并委派参加该决议讨论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过草地碰到张国焘
过草地碰到张国焘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3期萧劲光长征途中，我接到通知：军委已正式决定，调我到三军团去任参谋长。
同我先后调到三军团的还有李富春同志。
他接替杨尚昆同志任三军团政委。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北伐战争中，富春同志就是我的直接领导。
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错。
现在，又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是高兴的。
我调三军团不久，部队编成左右两路军，开始准备过草地。
在准备了必要的粮秣和其他物资，认真进行了思想动员后，右路军于八月下旬向草地前进。
行军序列是：一军团在前，中间是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数都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三军团走在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都病在三军团。
尤其是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
怎么办？彭德怀、李富春和我都焦急万分，在一起商量办法。
三军团团长彭德怀苦苦思索了一阵，毅然决然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
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身体都很衰弱，要抬又谈何容易。
彭德怀对我说，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
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
最后，我们把迫击炮连的同志抽出来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同志，向草地进发。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
出发时，大家带的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成了面团，坚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泥水里，吃不得了。
彭德怀同志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吃坏了，经常痛得头上冒汗。
出草地的前一两天，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许多同志眼看要被饥饿折磨死去。
这时，他忍痛下令把包括自己的那头骡子在内的几头牲口枪杀了。
这才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
那时，我的身体虽然还较健壮，但也因此得了胃病，经常疼痛，直到后来到了陕北，经过七八年的治疗、调养，才慢慢好起来。
对红军长征中“密电”问题的看法
On ＂Secret Telegram＂ Used in the Long March 作者： 廖胜平[1]
作者机构： [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出版物刊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26-131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期
主题词： 长征;密电;中共中央;张国焘
摘要：长征中有无“密电”问题的争论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难点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密电”的内容分歧颇大。
资料表明，这封“密电”许多人曾经接触过，就这点而言，这封电报不是绝密的，而是红军内部一封普通的军事电报。
这封电报与红军的分裂没有因果联系，对分裂不起决定性作用；红军的分裂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歧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话语权之争、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控制与更控制之争，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斗争的核心。
关于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问题
作者： 刘录开
出版物刊名： 贵州文史丛刊
页码： 17-20页
主题词： 武力解决;右路军;王年;陈昌浩;军委纵队;军干部;分裂活动;宋佩璋;九三;中央紧急会议
摘要：<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定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向其支持者发出了
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并认为这是张国焘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一大罪证。
可是,《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二期《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一文的作者王年一同志却认为“武力解决”之说不可靠。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张国焘是否向其支持者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不仅关系到其反党罪行的严重程度,而且关系到一九三五年九。
长征胜利的原因
简析长征胜利的原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毛泽东称红军长征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伟大的远征”;国际社会一些学者､军事家称中国红军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美国埃德加·斯诺),是“一次体现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之举”(英国蒙哥马利),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 (德国王安娜),“足以同亚历山大的远征媲美”(法国安德烈·马尔罗),是“一座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美国阿尔登·惠特曼)｡有的学者还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保证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英国迪克·威尔逊),“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美国埃德蒙兹)等等｡这些看法无疑都客观中肯地评述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奇迹“内涵､重大意义及其国际影响｡然而,长征“奇迹”从何而来?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奇迹”的原因是什么?深层主因又是什么?本文将依据客观史实对这一问题作深入探讨和解读,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和史学专家｡一､长征胜利的原因探析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和极端艰难､险象环生的困境中,不断地､奇迹般地绝处逢生,取得“三军大会师”的辉煌胜利?从宏观方面考察,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与浴血拼搏｡红军长征是败走“麦城”的被迫之为｡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央苏区的发展态势一直很好｡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连续取得了“四破铁围”的重大胜利,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1万余有生力量,活捉和击毙了敌五､六个师长｡中央苏区由此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是疆域还是人口都成为首屈一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拼消耗,红军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败北后迭遭重创,难以在中央苏区立足,不得不突围转移,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86800余人的红一方面军,被迫于10月16日傍晚踏上了悲壮的西征之路｡11月间,蒋介石委任老牌**健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以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26个整师,计30万余兵力,追堵红军｡红军以“久困之师”,与顽敌拼搏,杀出了一条血路｡英勇突围,冲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从撤出中央苏区始,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最高“三人团”(博､李､周)指挥下,在突围中义无返顾,顽强搏击,且战且进,然伤亡惨重｡红军第一次突围(王母渡､新田间)折损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汝城一线)折损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郴州､宜章间)折损8600余人;合计22,000余人｡在第四次突围(湘江之役)中,经九天血战,竟折损30,500余人｡到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86,800余人的部队共折损52,500余人(刘伯承称“折损过半”),剩下34,300余人｡殿后部队红五军团34师未能过江,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敌人将其放入担架邀功请赏,陈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在这个阶段中,红军以‘久困之师’,连续打破了粤军､湘军､桂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重封锁,渡过了湘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粤湘桂边境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1]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要毛泽东做“石达开第二”的狂言｡四川境内的大渡河畔,曾演绎过一场历史的悲剧｡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4万人马受阻47天,兵败大渡河,太平军全军覆没,翼王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72年后,中央红军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和拼搏,在大渡河畔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熊尚林连长等17勇士,日行160里后,强渡大渡河｡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廖大珠连长等22名突击队员,更以一昼夜240里的高速(超过体能极限),兵至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为大部队安然通过创造了条件｡在6月2日全军渡过大渡河后,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的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翻雪山,过草地,又是一道奇迹!雪山(夹金山)主峰5100米,最低处(垭口)4114米｡民谣曰:“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男人不敢攀｡”但正如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所言:“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2]如:彭德怀过雪山前,将自己的干粮分给孙毅(军团教导队长)一半｡红军四老(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红军女英(刘英､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27人)､负重战士(携带迫击炮等),都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越过了雪山｡草地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红军在草地泽国拼搏7天7夜,走出了“死亡世界”｡刘英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3]据肖锋《长征日记》记载:在爬雪山时,“有的同志实在饿得没有办法,看到前面部队拉的屎里面还有没有消化的青稞麦,就一粒一粒地捡出来,用水洗干净,再用茶缸煮了充饥｡”红军战士饿得吃别人屎里的遗物,这种苦难已经到了人类的极致｡过草地时,周恩来因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病倒了,彭德怀见状,说了一个字——“抬!”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长,兵站站长杨立三坚持抬担架累病了｡19年后(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杨抬棺送葬｡红军为什么能在长征途中创造众多的“奇迹”?其精神动力源自“意志与牺牲”｡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当年总结说:“在转移新阵地北上抗日的长征中,三个方面军都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奇迹｡长追､堵击不能消灭我们,大无畏的精神,征服了一切险恶的环境;铁一般的意志,冲破了无比的艰难｡这种用意志和牺牲换来的伟大的会合,暗示给全国的人民看:为着救国,为着争取民族生存,红军是如何的艰苦奋斗,红军是如何的在执行其抗日先锋队的作用!红军这种百折不回的行动,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无上的光荣｡”[4]二是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中央苏区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表现在:1.兵源扩红:长征前扩红8万余人,有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工人师,瑞金､于都､石城团等,分别补充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2.红军基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8.6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3.征调盪子:5,000余赣南挑夫组建运输队､担架队｡4.军需物资:筹集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多条,制造枪弹铜器8万多斤,中西药品10万多元,军费150多万元｡5.架桥渡河:为确保中央红军长征渡河,于都人民捐助了大量食品､木料､器材,年已古稀的曾大爷还义献寿材｡6.牺牲烈士:有名有姓的赣南烈士达10.8万余人｡其中:兴国23万人中,参加红军8.5万人,烈士2 3,179人,长征中牺牲1.2万人,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战士倒下｡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也很大｡如:阿坝辖域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20余万,人均年粮600斤,畜2头｡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三大主力红军过境,驻留共16个月之久｡阿坝藏､羌､回人民共为红军筹粮2000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及大量牛肉､食油､蔬菜等｡[5]毛泽东在延安曾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红军拿了藏民､羌人的粮食｡有一天,我们必须向他们偿还那时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6]***在主政西南时也说过:“红军北上,把少数民族地区搞苦了｡当时为保存红军,没有别的办法,将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向他们赔偿,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 [7]由此,我们以历史文献的用语表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因素”乃群众“竭力的拥护”｡“三个方面军,都曾用着自己的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历次‘围剿’｡红军占领的地域不大,经济物质的来源也是很有限,反而能战胜倾全国兵力､财力的蒋介石,能战胜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帮助下的蒋介石,这不是很奇怪吗?不,一点不奇怪的,广大群众尽心的竭力的拥护,正是红军战胜蒋介石的基本因素｡”[8]三是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之间真诚､有力的战略配合｡红二方面军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踏上长征之路后,英勇作战,粉碎敌人100多个团的围攻,毙伤敌军1万余人,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尤其是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是为贺龙长征中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曾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9]1936年4月28日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后,朱德曾说:“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红四方面军策应红一､二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曾策应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1936年3月3日,四方面军领导人张､陈､徐､朱电告林育英转中央:“二､六军团到盘县､亦资,在长期的作战中极疲劳,拟北进与我会合,”“我现取道金川､甘､丹､绥地区,准备取康定,策应二､六军团｡”[10]红四方面军还积极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1935年4月9日至21日,正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1万余人,占领9座县城的一､二百公里的广大区域,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安渡金沙江｡1936年6月18日,李先念(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奉命率部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盐巴､炊具､羊毛､羊皮､蔬菜等物资,进行慰劳｡从绝境中挣脱出来的面黄肌瘦､极度疲惫的红一方面军将士,在达维､懋功得到了物质补充和休养生息｡红一方面军也积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6年7月底派出红28军南下策应;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大力做国民党东北军的工作,使其不拦阻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央红军西征野战军攻向甘肃､宁夏,连战连捷,历时两个半月,歼敌2000余人,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军,掩护了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二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送给红二方面军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猪､牛,1000套棉衣,两万斤羊毛,500匹布,三万块银洋,数百张羊皮,3台缝纫机｡四是蒋介石政策､方略的失误和国民党营垒内部派系裂缝产生的可乘之机｡首先是蒋的失误｡蒋介石为剿灭红军,依仗全国政权､军权的力量,调集国军26个整师30万余兵力追堵红军,却始终没有如愿以偿(除湘江之役､西路军外)｡他不是不想消灭红军,有意放红军一马,而是在施政治军的政策､方略､指挥诸方面频频失误｡如:蒋“攘外先必安内”的方略导致政治上的孤立;与民为敌的政策激起各省民众的反抗;排斥异己､抢占地盘､借刀杀人的阴谋使各省军阀极为不满;战略战术因循守旧,内耗严重,指挥失灵,贻误战机等等,以至为红军的屡屡突破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是国民党营垒内部的派系矛盾｡诸如: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潘汉年､何长工奉命与“南天王”陈济棠部在寻乌罗塘镇秘密谈判成功,达成“相互借道40华里”等五项协议,红军突围西征得以安然通过｡长征中敌人营垒屡屡出现“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状况｡中央红军冲击国民党四道封锁线时,李宗仁､白崇禧､何键等桂､粤､湘军阀为保存实力,与中央军勾心斗角,不愿为蒋倾尽全力｡黔军王家烈､川军刘湘､滇军龙云､晋军阎锡山等各路军阀,也与蒋有隙,各怀鬼胎,拥兵自重,时有制肘｡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即延安)天主教堂举行秘密会谈,取得重大突破,张持观望､合作姿态,减轻了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压力｡五是北上抗日的政治影响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抗日救亡是民族大义､民心所向,红军北上抗日深得人心｡当年红军的历史文件记载说:“三个方面军,为了要北上抗日,都进行万里长征,由东而西,由南而北,纵横驰骋,所向无敌｡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无论敌人如何布置,终于不能消灭我们,而我们终于到达了西北的新地区｡”[11]“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12]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核心因素和根本保证｡毛泽东在论述长征胜利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时说:“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3]1936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山城堡战役祝捷大会上,联名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结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一致认定是“党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的结果｡电文称:“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14]二､深层主因是“毛张周”领导体制的构建及其卓绝领导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红军长征胜利最重要､最关键､最深层的原因,是“毛张周”领导体制的构建及其卓绝的领导与指挥｡正如毛泽东所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它的领导机关”的构建与作用而致｡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的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融成合力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贡献,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5]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简称“毛张周”)中央领导体制的架构与确立,就是一个典型生动的“合力”｡在这个领导体制中,毛泽东是核心,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决策者｡这种奇特而微妙的合作关系“融成”一种“合力”的作用,毛､张､周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贡献”,从而在当时党内军内形成很强的亲和力､公信力和凝聚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毛张周”领导体制的构建及其重大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长征中的历史关键时刻,解决了七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第一,实现“黎平转兵”,红军长征开始进入一个胜利的新起点｡“担架上的阴谋”:中央队“三人团”(毛､张､王)的形成｡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所以,毛“才用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他认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16]这是毛泽东的睿智和高招｡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料,争取张闻天很奏效｡由于担架成了毛张王沟通､密谈的禅床,话题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上,三人一拍即合,取得共识,这就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通道会议:毛泽东“出山”,拉开历史转折的序幕｡湘江之役后,部队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时,中央高层的情状是:博古无能,李德无谋,毛泽东无权,苦撑危局的是周恩来｡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已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打破自“宁都会议”以来被剥夺军权以后两年多来的沉默,在会上发言,力主红军西进,放弃原定会合红二､六军团的不切实际的危险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支持毛的主张｡博古此时未再固执己见,李德因败将言微､意见孤立退出会场｡会议最后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但未付诸军事行动｡黎平会议:周恩来采纳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实行“黎平转兵”｡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后,周恩来于18日在城关德凤镇二郎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曾回忆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17]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住在后面的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熄灭了｡”黄平密谈:张闻天､王稼祥商议“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黎平转兵后,究竟谁来执掌红军帅印､指挥战事?这个问题引起了张闻天的思考｡同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了黎平与遵义中间地域的黄平｡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黄平桔林中休息时,王提出:“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即说:“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王立表同意,并告知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人,大家都拥戴“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18]猴场会议: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1934年除夕到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又在瓮安的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指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就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开始摆脱了“洋顾问”李德的军权制控｡由上可见,通道会议提出了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的主张,黎平会议实施了红军挥戈西指的“转兵”决策,猴场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黎平会议的成果｡没有长征初期这三次会议的胜利,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张闻天所言,由于毛､张､王走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19]第二,召开遵义会议,开始了长征胜利和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架构的枢纽和关键｡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融成合力”的结果｡毛泽东起了驾驭全局､背后导演的主导作用,但离不开张､王､周等具体运作､前台支撑的实际影响｡毛泽东在延安七大前后几次讲到张､王二人对召开遵义会议的重大作用｡毛泽东还对贺子珍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也说过:“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上,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批判“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让毛泽东同志指挥军队”､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20]遵义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1]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1935年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22]也就是说,军事指挥上周恩来最后“拍板”,毛为周的“助手”｡遵义会议后不久(2月5日),在部队行军至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这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周恩来语)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时,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时年35岁),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时年37岁),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时年42岁),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当时的毛泽东无论党内还是军内均非最高领导人,但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又起核心作用｡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政治格局｡札西会议是贯彻和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后,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在威信县境札西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作为“提纲”的执笔者,“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闻天的这一功绩,当然是受毛泽东直接影响的结果｡在札西会议上,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还对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和组织领导,作出了明确指示;对红二､六军团的路线行动方针和领导机构作了批复;对中央红军的建制进行了缩编;会议还总结了毛泽东指挥的土城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第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确保中央红军长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会上,林彪､聂荣臻等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并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张闻天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通过表决撤销了毛泽东担任不到10。
红军长征大事记及其它(新摘)
红军长征大事记及其它（新摘）摘者述：从小所受到的红色传统教育，现在看有点模式化。
以前认为很简单、很正确的历史，今天重新审视，发现与已往有很大不同。
诸如“四渡赤水”、张国焘“密电事件”、红四方面军长征详情、红军差点进行“二次长征”、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西征”出自中共中央的指令、“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才进驻延安，东北军少壮派先造反后当汉奸再被大陆政权保全终生……，每件事都是如此这般的云遮雾罩，叹为观止。
1.为什么红军长征从来没中过埋伏？朱德总司令在一次与宋侃夫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回忆说，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
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使之能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敌情，蔡威和他等人开始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
蒋军的密码十分难猜，开始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能译出一部分字，经过逐步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军的密码。
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经分析整理后，由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
由于中央红军的电台处在行军状态，方位不断变化，因此蔡威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坚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
只要中央红军一宿营，昼夜立即通报。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
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
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
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