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巧用电报解决“张国焘难题”
从拥抱到决裂一毛泽东与张国焘(之四)
从拥抱到决裂一毛泽东与张国焘（之四）作者：少华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4年第10期少华毛泽东拒绝彭德怀“抓扣”建议张国焘违反中央决议，直接下令右路军南下，令陈昌浩大吃一惊。
他找徐向前商量。
徐向前看过电报，长久不语。
他注意到电报中没有提及转呈中央，觉得不妥，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潘州（明置潘州卫，1914年后为松潘县的一部分）一座喇嘛教的经堂里，党中央驻在巴西。
两地相距不远，陈昌浩骑马一顿饭的时间就到了。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问道：“昌浩同志，你个人意见怎样呢？”“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红军宜合不宜分，特别是北去的路上有胡宗南、马鸿逵重兵挡道，只有合兵北上才有破敌的把握。
”陈昌浩没有改变北进的态度。
毛泽东往深处问道：“万一达不到这个目的怎么办呢？”陈昌浩最不愿意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力争左右两路红军共同北上。
”毛泽东从他避而不答的态度中看出了保留，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徐向前列席。
由于周恩来患病在床，不便移动，9月8日晚，会议就在他的住所召开。
徐向前到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已在座，周恩来躺在床上。
毛泽东说：“就等你来了。
”然后，他拿出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文，提请政治局讨论。
大家都没有意见，毛泽东请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
陈昌浩说：“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
”犹豫了一会，他又补充道：“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毛泽东特地问道：“向前同志的意见呢？”徐向前说：“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会议决定以与会七人名义致电左路军，详细分析南下的弊端，规劝他们重新北上。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
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密电、夜行和追令,长征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密电、夜行和追令，长征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作者：欧阳雪梅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22期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
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部临危不乱、高瞻远瞩，先是截获了重要“密电”，然后极速夜行巧脱身，并成功劝退“追令”，平息了一场红军内部的争斗，使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
1935年6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会师。
会师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
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
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
争论之际，张国焘为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开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叶剑英给毛泽东送来一封密电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的运动。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
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在收到密电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事态异常严重，毛泽东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
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
党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经过几个月唇枪舌剑的较量，终于发展到公开分庭抗礼甚至张国焘以武力危害中央的地步，局势千钧一发。
【红色记忆】群英寻路政党林立梦如昙花一现群英聚首志在另辟新天
费虹寰陈晋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怀揣初心启航出发的。
1920年春节前夕，一挂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
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身边的褡裢里装着账册，像个出门讨账的生意人；另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看上去像个穷酸的教书匠。
“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后来人们知道，为躲避追捕，李大钊特意将陈独秀化装护送出京。
一路上，二人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在当时的中国，建立一个新党，并不稀奇。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不断寻找出路。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个个救国梦想，连遭破灭。
到了民国，政党政治兴起，从1911年10月政党活动公开到1913年底，各种新兴团体一共有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便有312个。
然而，这些政党的救国方案，或是进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是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或是在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寻找出路。
它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旗号，有的其实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当时影响较大的，除了孙中山、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外，还有从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统一党、进步党和共和党等。
成立于1911年11月的中国社会党，也相当吸引人们眼球，它的创立者是29岁的江西弋阳人江亢虎。
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
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会师与内争》是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的第十八篇。
这一篇共分为“渡过嘉陵江”、“懋功之会”、“毛儿盖会议”、“分裂”等四章。
在这四章中，张国焘用系统伪造和篡改政治局会议内容和党史重大事件史实的办法，妄图诱人相信他的如下谰言：“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
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
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张国焘《回忆》第十八篇第四章的第一段)本文仅依据我馆保存的有关会议记录和文电档案，对张国焘本篇“回忆”的主要部分，加以考证；《回忆》中诐淫邪遁之辞，俯拾皆是，驳不胜驳，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多予理睬。
“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在我们即将考察的领域内，这句话的真确性，将再次得到证明。
看来张国焘的赌注是压在长征中的档案不会保存下来的设想上的。
的确，如果没有档案文献，想驳斥他的“回忆”，可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们党在长征的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居然把许多文电档案保存下来了，今天我们可以凭借这些珍宝轻而易举地廓清张国焘的瘴雾，揭露出作伪者的卑鄙嘴脸，请他重返“耻辱柱”上。
(一)关于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回忆》说：“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军事会议。
一九三〇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
一九三〇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作者：于吉楠来源：《百年潮》2009年第03期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
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又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不让他回国。
1930年11月，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回国工作。
这时，共产国际为什么同意张国焘回国？他又是怎样回国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进了我的回国。
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蔡和森表示无力担负这个任务，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
10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说，如果我能对拥护共产国际问题有明确的表示，共产国际将派我回国去工作。
张国焘又说，三中全会前，“何孟雄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王明）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
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继续负担领导中央之职责……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张国焘回国1930年，最先提出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何孟雄，而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这件事确实与“立三路线”有关，但其具体内容与张国焘所讲的并不相同。
1930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领导下，犯了“左”的错误。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进行干预，并委派参加该决议讨论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过草地碰到张国焘
过草地碰到张国焘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3期萧劲光长征途中，我接到通知：军委已正式决定，调我到三军团去任参谋长。
同我先后调到三军团的还有李富春同志。
他接替杨尚昆同志任三军团政委。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北伐战争中，富春同志就是我的直接领导。
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错。
现在，又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是高兴的。
我调三军团不久，部队编成左右两路军，开始准备过草地。
在准备了必要的粮秣和其他物资，认真进行了思想动员后，右路军于八月下旬向草地前进。
行军序列是：一军团在前，中间是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数都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三军团走在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都病在三军团。
尤其是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
怎么办？彭德怀、李富春和我都焦急万分，在一起商量办法。
三军团团长彭德怀苦苦思索了一阵，毅然决然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
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身体都很衰弱，要抬又谈何容易。
彭德怀对我说，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
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
最后，我们把迫击炮连的同志抽出来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同志，向草地进发。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
出发时，大家带的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成了面团，坚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泥水里，吃不得了。
彭德怀同志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吃坏了，经常痛得头上冒汗。
出草地的前一两天，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许多同志眼看要被饥饿折磨死去。
这时，他忍痛下令把包括自己的那头骡子在内的几头牲口枪杀了。
这才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
那时，我的身体虽然还较健壮，但也因此得了胃病，经常疼痛，直到后来到了陕北，经过七八年的治疗、调养，才慢慢好起来。
对红军长征中“密电”问题的看法
On ＂Secret Telegram＂ Used in the Long March 作者： 廖胜平[1]
作者机构： [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出版物刊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26-131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期
主题词： 长征;密电;中共中央;张国焘
摘要：长征中有无“密电”问题的争论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难点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密电”的内容分歧颇大。
资料表明，这封“密电”许多人曾经接触过，就这点而言，这封电报不是绝密的，而是红军内部一封普通的军事电报。
这封电报与红军的分裂没有因果联系，对分裂不起决定性作用；红军的分裂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歧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话语权之争、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控制与更控制之争，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斗争的核心。
关于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问题
作者： 刘录开
出版物刊名： 贵州文史丛刊
页码： 17-20页
主题词： 武力解决;右路军;王年;陈昌浩;军委纵队;军干部;分裂活动;宋佩璋;九三;中央紧急会议
摘要：<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定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向其支持者发出了
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并认为这是张国焘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一大罪证。
可是,《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二期《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一文的作者王年一同志却认为“武力解决”之说不可靠。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张国焘是否向其支持者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不仅关系到其反党罪行的严重程度,而且关系到一九三五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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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巧用电报解决“张国焘难题”
作者：何立波
来源：《北京支部生活》2016年第07期
1935年10月，张国焘继南下之后，公然另立党的“中央”。
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但仍未有明显效果。
1935年底，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神秘人物积极配合中央做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工作，并最终促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答应北上，从而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为革命立了大功。
他就是林育英。
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被派回国
林育英于1922年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1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莫斯科期间，他参与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
为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回国。
他扮作商人，携带密码，化名张浩，于11月初到达定边县，然后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先后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会面。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会后，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做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
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更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是一个非法的“中央”。
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说服争取工作。
林育英决定，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授权的情况下，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张国焘难题”。
林育英的来电，使张国焘惶恐不安
林育英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
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
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
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
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
这使“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的张国焘，感到惶恐不安。
但是，收到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
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
国际的指示”。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污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名义的表态，给张国焘当头一棒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
电报中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张国焘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就“违背共产国际指示”。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所作的表态的分量，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
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表态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接受了成立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其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
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这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告终。
11月3日，红二、四方面军抵达同心城，林育英代表党中央在同心城迎接。
此后一段时间里，林育英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
在争取张国焘北上的过程中，林育英为党和红军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逝世。
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