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

陈丹青的说法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 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 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 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 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 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 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 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 蒙娜· 德· 波伏瓦、大学者约翰· 伯格、大哲学 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 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 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 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 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 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 伯格 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 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

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属于哪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表面上有 自主性，实际上是自主 性的丧失。 “培训主讲人”——培 训主讲人编剧能力，让 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成果 变成“剧本”。而马瑞 芳则把这种“培训”比 作一张“魔鬼之床”， 凡是不合乎尺寸的都得 用力打磨。

三、学问型学者走向前台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累积，重史实的考辨； 他们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或许可以成为某 一领域的专家，但其学术研究却并不具有 生成思想的功能，或者毋宁说他们的学术 研究路径已经掐断了学术生成思想的可能 性。这样的学问型学者做好了可以成为钱 钟书式的人物，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做 不好只能成为匠人。

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 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 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 于是既有专业修养又有现实关怀，既能在专 业领域中说话又能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等等， 就成为思想型学者的主要特征。
思想型学者的谱系
“五四”时期：鲁迅、胡适。 1950－60年代：陈寅恪、顾准。 1980年代高尔泰、李泽厚、刘再复等。 1990年代李慎之、王元化等。 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 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易自称自己是独立知识分子，不是公知
“我就是个‘出来打酱油的’，路见不平插 句嘴。”易中天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 “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 得看新闻，每件事似乎都必须发言表态， 他觉得被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需求绑架。 “是非已经够多的了，再‘公共’一把， 还活不活呀！”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易中天交 代流窜路线图【南方周末】）

第三，当萨特没办法改变媒体的现状时， 他则以拒绝合作相抗争，以此表明一个作 家／学者的姿态和立场。他的远离电视很 大程度上便可说明这一问题。 如与法国电视二台的合作最终未成功。 电视台要求拍成纪录片；但萨特坚持这是 电视戏剧节目。

第四，更重要的是，萨特之选择、亲近、 介入媒体并取得成功，其实还隐含着作家、 学者身份向他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身份 转换的诸多秘密。 他所寄予厚望的是能够投入战斗的“新知 识分子”。若要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自 己必须首先行动起来；而介入、征服、使 用大众传媒便是付诸行动的重要标志。

《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学者却大都是学问型 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 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 实、马瑞芳、隋丽娟、马骏等人也莫不如此 （有的甚至连学问型学者也算不上）。 参看：肖鹰：《中国学者为何“不学而 术”？——兼谈“于丹现象” 》


《百家讲坛》节目定位的结果，传达出一个 重要信号：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状况中， 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 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 的平台。与此同时，由于央视及《百家讲坛》 强大的传播功能，它又给公众造成了如下假 象：所谓的学者就等于于丹之类的人，他们 伶牙利齿会“说书”，但是却没有思想。

未解决的问题：学者上电视
相关说法： 2005年：《清十二帝疑案》的热播初步打通 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学者使电 视深刻，电视使学者浅薄”正在成为过去时。 2006年：“让一部分学者先明星起来” ； “学者与电视结合的形式将成为今后电视节 目发展的新趋势之一” 在相关调查中，有44.0%的人认为我们的社 会需要明星学者。


专业化和体制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大敌， 而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进程又把他们卷入 其中，这时候，电视等强势媒体乘机而入， 极力劝诱他们叫卖自己的知识，以便踏上 时代的娱乐战车 。
陈的两本书
陈的言论所带来的问题

同样是上电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西方学者如萨特等人是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 的，中国的学者在进入电视时究竟以何种身份 出场？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拒绝媒体，但为什 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会对作为电视的媒体存有 戒心？

我们固然可以假定鲁迅、胡适活到今天可 以坦然上电视，但他们上的是谁的电视？ 是中央电视台还是鲁迅、胡适等智识阶层 开办的电视？《百家讲坛》能够接受鲁迅 的价值观吗？鲁迅在《百家讲坛》之类的 电视节目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空 间吗？
一、萨特与媒体关系再思考
Michael Scriven, Sartre and the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萨特与平面媒体
从1944年到1980年，萨特在《战斗报》 《费加罗报》《解放报》《快报》《法兰 西晚报》《新观察家周刊》等报纸发表过 大量专题性的时政文章。 1970年－1974年，他还担任过革命性报纸 《人民事业报》《我控诉》等报纸的主编 或编辑。


1970年波伏娃与萨特在街头叫卖散发《人民事业报》

1945年，萨特创办并主 编评论杂志《现代》编 辑部成员有波伏娃、雷 蒙· 阿隆（Raymond Aron）、米歇尔· 莱里 斯、梅洛-庞蒂、阿尔 贝发· 奥利维埃和让· 波 朗等。
萨特与广播电台
通常被概括为四个时段： 第一，1947年创办《现代论坛》广播并在其 上发表9个广播讲话 第二，于1950年录制《法兰西的未来》的广 播讲话； 第三，1968年“五月风暴”的高潮中，接受 “卢森堡广播电视台” 的访谈； 第四，1973年，接受《透视》节目尚塞尔的 采访，意在宣传介绍萨特等人自己创办的 《解放报》。

萨特与电视
在对所有媒体的介入中，萨特与电视的关 系最为疏远和冷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萨特之所以远离电视，不愿意以个人的身 份在电视上露面，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给 人造成一种支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而 根本原因则是他意在以此行动反抗法国政 府对视听媒介系统的垄断控制。 陈丹青提供了错误信息。

萨特介入媒体成功的原因

首先，萨特的成功就是因为这个人是萨特， 而不是阿隆、梅洛－庞蒂或加缪。 由于其影响，萨特在1940－1970年已成为 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一位斗士般的人物， 卡里斯玛型（charisma）人物。

其次，萨特的成功固然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 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那种相对宽 松的社会政治环境。 许多激进的、甚至是反政府的文章可以轻易 面世（比如，1972年10月，萨特与《人民事 业报》的同事写了一篇《我们控诉共和国总 统》的文章，并在《人民事业报》第29期增 刊刊出）
西里奈利《现代》时指出：“杂志既是知识 界的心，又是知识界的肺，一些更为持久的 精神时尚和思想现象，有时就是在杂志上得 以形成和传播的。” “杂志能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 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因为一般 说来，控制一份杂志，是获得成功的另一种 有效手段。由于期刊的特点所带来的灵活性， 以及‘（它）所刊登的文章的思想同一性’， 杂志理所当然地成了‘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 最适合影响别人的工具。’”
四、知识分子缺席电视的原因
知识分子缺席电视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而不光为中国所独有。经过1968年的“五月 风暴”之后，从左拉到萨特所树立的知识分 子形象受到重创。于是，福柯所谓的“普遍 知识分子”已死，鲍曼所谓的“立法者”的 知识分子形象遭人诟病。 知识分子经过这次集体“转业”之后，已经 进入了各种体制之中，成为各种类型的专业 人士。

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变史与1968 年后的西方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经历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同 时也经历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 过程之后，原来那些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的 知识分子大都在专业和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 合适位置，他们也逐渐丧失了人文关怀和社 会批判的基本冲动。

二、中国学者上电视的文化语境
关于学者上电视的相 关思考及讨论是从 1990年代后期开始 的。 1999年，随着一些 专家学者被请进电视 台，特别是随着余秋 雨在电视台的频频露 面，关于学者上电视 的负面议论开始形成。

学者介入电视的三种方式
一是创意策划。凭借感觉给节目出点子，提 想法。 二是撰稿，这算是一种深度介入，其作用等 同于枪手。 三是做嘉宾，如《实话实说》中的学者嘉宾 和《今日说法》中的法学专家，其作用也各 不相同。

但《百家讲坛》开发出来的却是他另一知识 谱系（如《品人录》和《帝国的惆怅》）中 的东西，而他这方面的研究与阎崇年的路数 亦大体相似，即也是重历史知识的介绍和辨 析。 易中天有思想，但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型学 者，而是学问型学者。 但2009年以来他在《南方周末》、《南方 都市报》所发表的文章，让我改变了对他的 看法。

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 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 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 作· 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 《品人录》以及《帝国的惆怅》等。
易中天先生的主攻方向是美学、文艺学研究， 这从其学术著作中已可见一斑，从其发表的论 文中亦可发现其逻辑线索（如最早的论文是 《刘勰论美的原则》，其后有《重新寻找文艺 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与展望》，《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 践美学”》，《论审美的发生》等）。 这一研究谱系表明，易中天在1980－1990年代 的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尽管成绩不算突出，但 也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