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架构中社区组织与权力网络整合研究
网络空间治理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网络空间治理的多中心治理结构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变得日益重要。
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开放性和去中心化的特点，各国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例如网络安全、信息流通和个人隐私保护等。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一个多中心治理结构成为一种趋势和需求。
本文将探讨网络空间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网络空间治理的挑战网络空间具有许多特点，使其治理变得复杂和困难。
首先，网络的全球性使得各国面临共同的挑战，例如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威胁。
单一中心的治理结构无法充分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合作。
其次，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导致信息流通的自由度较高，这也带来了信息泛滥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
最后，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使得权力分散，任何单一的国家或组织都无法单独掌握网络空间的治理权。
因此，构建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是解决这些挑战的有效途径。
二、多中心治理的定义和意义多中心治理是指将网络空间治理权力分散给多个参与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社会组织等。
它强调各方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使得网络空间治理更加民主、透明、灵活和可持续。
多中心治理的意义在于：1. 确保多元利益的平衡：多中心治理能够促使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并发表意见，避免由单一中心主导的决策过程。
这样可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
2. 促进全球协作：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特征，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网络空间问题。
多中心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国际间的协作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网络空间挑战。
3. 提升治理效能和灵活性：多中心治理能够减少单一中心的决策时间，提高治理效能。
各方参与也能够为决策提供多样的观点和选择，增加决策的灵活性。
三、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的方式构建一个多中心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1. 国际合作与共识：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国际性组织和机制，促进多边对话和协商，建立共识。
这些组织和机制可以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电信联盟等，它们应扮演引领和协调的角色。
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_“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
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干系赋权”——“毗连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干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进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在此新时代，人们之间的联系由传统的实体层面逐渐扩展至虚拟网络空间，这导致了社会干系的重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权力格局的变迁。
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即“干系赋权”，它改变了人们建立社会干系的方式，并重构了现有社会结构。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社会干系的建立与进步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现实交往，而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社交网络、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互联网应用，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以社交网络为例，它突破了传统的地域约束，让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互相联系、沟通。
在人们的个人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友人列表，以及友人的友人等。
友人列表的形成，让人们通过网络拓展了社交圈子。
有越来越多的探究表明，人们的社会干系越广泛，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机会就越多。
而这种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权力变迁不仅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上，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有所体现。
起首，在经济领域，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
传统的实体商业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使得传统商业与互联网产业有机结合。
互联网时代，正是通过网络联系和互动，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社交媒体广告和电子商务引擎可以依据个人的爱好和偏好，为用户推举商品和服务。
这种个性化推举，使得权力从企业方向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在选择采购商品时有更大的话语权。
此外，互联网还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使小企业和创业者有更多机会参与商业竞争，重构了传统的商业格局。
其次，在政治领域，互联网时代赐予了个人更多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渠道。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博客、微博等网络工具，个人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发表言论，并通过关注、点赞、评论等方式与其他人进行沟通互动。
网络空间中的这种自由表达和互动，使人们的声音可以更广泛地被听到，对公共事务的决策产生影响。
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分析
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分析在当代社会中，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交流、获取信息和建立关系的主要工具。
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社交网络中存在的权力结构。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并分析其对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平台的垄断与权力当前，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微博等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交工具。
这些平台凭借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精准的推送算法，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然而，正因为其巨大的垄断地位，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也掌握了过多的权力。
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通过控制信息流向和推送机制来影响用户的观点和态度。
他们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和偏好操纵用户在平台上看到的内容，从而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
这种算法推送的机制往往会使人们陷入信息过滤的困境，只看到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从而加深社会的分裂和隔阂。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的巨大权力也引发了对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担忧。
用户的个人信息往往会成为这些平台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个人信息的滥用和泄露问题时有发生。
而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往往无力阻止和监督这些平台的行为。
二、社交网络中的用户权力与等级社交网络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小宇宙”一样的权力结构，不同用户的权力与地位会有所差别。
这种差别来源于个人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和关系网络的状况。
一些活跃用户或网络红人往往能够积累更多的粉丝和关注者，从而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影响力。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一些意见领袖或社交媒体大V的发言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他们的声音往往能够影响更多人的观点和行为，从而成为舆论的主导者。
然而，这种权力也并非没有弊端。
一些用户可能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夸大事实或发布虚假信息，从而误导公众或造成社会混乱。
同时，社交网络中的权力也与用户的社交地位密切相关。
一些熟人关系密切的用户可以分享更多的私密或独特的信息，从而提升自己在社交网络中的地位。
这种用户之间的地位差异也会影响到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交流和互动方式。
网络空间治理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网络空间治理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世界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
如何有效地进行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利益方共同关注的问题。
传统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国家为主导，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加，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一些局限性。
因此，建立一个多中心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多中心治理结构是指在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并共同协商，形成一个权责相对平衡的治理格局。
这种治理结构分散了权力，使得网络空间治理更加具有包容性、多元化和灵活性。
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中，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互联网企业以及个体用户等各种主体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互补和协同的关系。
首先，多中心治理结构可以更好地反映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各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也各不相同。
如果采用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必然无法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和利益。
而多中心治理结构可以让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来进行网络空间治理，实现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
其次，多中心治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网络安全问题。
在当前全球互联网环境中，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单一中心治理结构难以应对这些全球性网络安全问题，而多中心治理结构可以通过各个主体的协作和合作来共同应对。
同时，多中心治理结构也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保护互联网用户合法权益，为个体用户提供更好的信息安全保障。
此外，多中心治理结构还可以促进网络空间的创新和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多中心治理结构可以为各方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鼓励各方面对网络空间进行创新。
各个主体之间的充分竞争和协同创新，将为网络空间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创新动力。
然而，多中心治理结构也存在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分歧可能导致协商的困难和治理的久拖。
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北京市M社会组织为例
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北京市M社会组织为例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研究，本文以M 社会组织参与北京某社区治理为例进行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进入社区为居民提供服务和帮助，吸引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从而使社区焕发活力；其次，从为社区居民开展活动到增强居民社区参与意识，主动参与、议论、管理社区，真正做到民事民议，做社区的主人；社会组织通过强化居民的社会责任，引导其自觉地履行公共责任，推动社区发展。
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训后，主动担负起帮助社区内生活困难的群体，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我们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服务和帮助的同时，也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居民协作共治。
对于社区层面来说，社会资本是社区居民通过社区共建、自治形成的社区网络资源，这些资源能够有效的维系居民的关系，增进居民的联系，减少社区内在矛盾，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协作能力和效率，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故以M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为例，总结出社会组织具有补充社区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积极性、缓解社区内部矛盾、为社区居民建立沟通桥梁、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
第1 章绪论1.1 研究背景及意义1.1.1 研究背景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结构的不断整合，城市基层管理从以前的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逐渐向社区制过渡，这也给当前的社区服务工作及治理带来了更高的要求。
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将其构建为秩序井然、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表明社区建设已经变为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内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社区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大社会的缩影，不仅仅是区域上所描述的住所，更包含着基层群众自治的客观要求。
如果仍在社区服务管理中采取无差别的管理模式，极易使社区群众对其服务产生较为不满意、缺乏认同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该在社区进行种类多样、层次丰富的服务供给。
社区运营与管理框架图
社区运营与管理框架图引言社区运营与管理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社区中的人际关系、资源管理、冲突解决以及社区发展等方面。
为了更好地进行社区运营与管理，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框架图，以指导相关工作的展开。
本文将介绍一个社区运营与管理的框架图，旨在为社区管理者提供一个参考。
框架图概述社区运营与管理框架图是社区管理者在管理社区时可以使用的一种工具。
它用图形的方式展示了社区运营与管理的不同要素和关系，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社区内部的运作机制，从而进行有效的管理。
框架图的要素社区运营与管理的框架图主要包含以下要素：1. 社区使命与愿景社区使命与愿景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出发点，它们描述了社区的核心理念和长远目标。
社区使命是社区存在的根本目的，而愿景则是社区未来的发展愿景。
2. 社区成员社区成员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主体，包括社区居民、志愿者、社区组织和相关利益方等。
管理者需要建立与社区成员的良好关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
3. 社区规则与制度社区规则与制度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基础，它们规范了社区成员的行为和权利。
管理者需要制定和执行适当的规则与制度，以维护社区的秩序和公平。
4. 社区资源社区资源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质资源（如土地、建筑、设备等）和人力资源（如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
管理者需要合理利用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
5. 社区活动与项目社区活动与项目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和项目，可以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社区凝聚力和活力。
6. 社区沟通与参与社区沟通与参与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关键环节，它包括与社区成员的有效沟通、倾听他们的声音，并鼓励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7. 社区发展与改进社区发展与改进是社区运营与管理的重要目标，通过持续的发展和改进，可以提升社区的品质和竞争力，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框架图的应用社区运营与管理框架图可以应用于实际的社区管理工作中，具体应用方式如下：1.指导社区规划与设计：在社区建设之初，可以根据框架图对社区进行规划与设计，确定社区的发展方向和规划布局。
社会网络与社会权力
社会网络与社会权力社会网络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社会权力的运行和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将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塑造和影响社会权力，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网络时代中的权力结构进行分析。
一、社会网络的崛起社会网络的崛起源于互联网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个体能够轻松地与他人交流、分享信息和建立联系。
这种便利的互动方式使得社会网络迅速普及并不断扩大。
社会网络的大规模使用导致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深入，也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结构。
二、社会网络的权力转移在传统社会中，权力主要由政府、组织和机构掌握。
然而，社会网络的兴起改变了权力的传统分配方式。
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渠道，每个个体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
这种情况使得权力从中心向个体进行了转移。
社会网络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赋予了个体实现自由表达和集体行动的能力。
社会网络推动了权力的分散与民主化。
三、社会网络对权力的影响1. 舆论形成与引导：社交媒体成为了公众舆论的重要来源，个体通过社交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分享新闻和观点。
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的舆论和话题，往往会引起公众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社会网络的迅速传播和影响力使得权力者不得不关注和回应公众的声音。
社会网络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各种话题的讨论中。
2. 组织和行动力量：社会网络提供了一个联系个体和组织的平台。
通过社交媒体的组织能力，个体可以迅速形成集体行动的力量。
社会网络为抗议、示威等社会运动提供了高效的组织方式。
这种方式与传统的组织形式相比，更加灵活和迅速，使得集体行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3. 信息过滤与筛选：社会网络为个体提供了自主选择信息的能力。
而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往往由权威机构和机构传授，个体缺乏选择的权力。
然而，通过社交媒体，个体可以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观点，自主选择自己关注的信息。
这种信息的自由选择权使得个体更加规避了内容的扭曲与传播失真。
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与群体决策模式研究
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与群体决策模式研究社交网络的兴起使得人们能够与他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无论距离多远。
这一现象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对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和群体决策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网络中，权力结构通常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
网络中的节点可以代表个体或组织，而边缘则代表两个节点之间的关系。
一些节点在网络中拥有更多的关系，被称为“社交达人”。
他们可能是那些拥有大量关注者和朋友的人，或者是在网络中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
这些社交达人在社会网络中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然而，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并非完全固定不变。
随着社交关系的变化和新节点的加入，权力地位可能会产生动态变化。
某个节点的权力可能因为他人对其信任度的提升而增加，也可能因为其他节点对其漠视而降低。
这种动态变化使得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社会网络中，群体决策模式是基于社交网络中的关系和权力结构而形成的。
对于某些重要决策，大部分节点可能会进行投票或表达意见，最终形成群体决策。
然而，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可能会对群体决策产生影响。
那些在网络中处于权力中心的节点可能会更容易影响他人的决策，从而使群体决策更趋向于满足他们的利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削弱群体智慧。
为了研究社会网络中的权力结构和群体决策模式，研究者利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方法。
他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中的节点连接和交互模式，来识别权力结构和权力中心。
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模拟投票和决策过程，来探索不同权力结构对群体决策的影响。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网络中权力的分配和群体决策的形成机制。
除了研究的学术意义，对社会网络中权力结构和群体决策模式的研究还具有实践意义。
了解权力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和调整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促进良好的决策过程。
而对群体决策模式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更合理的决策机制，充分利用群体智慧，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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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架构中社区组织与权力网络整合研究摘要：从多元权力主体关系的角度着眼，设计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的未来发展图景，使社区内外多元权力主体相互协调并形成合力，建立一种共强的模式，从而实现中国城市社区的稳定、秩序和谐，实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
关键词：社区组织；社区权力；网络整合社区治理中组织与权力的诸种面相，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社区制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组织结构、权力网络与机制运作,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进一步探讨：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区制改革的深入，社区组织网络和权力秩序的变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微观化态势和特征，社区权力的组织网络以怎样的方式形塑社区的基本结构，整个社区权力的控制方式因新的社区基本结构的构成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以及未来社区权力秩序的发展趋向。
第二，在城市社区制建设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角色行为与社区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功能定位。
进一步对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第三，在中国目前的城市社区空间里，既有的权力与组织的性质与职能并未廓清，法律规定与实际运作之间有很大的偏离；同时，不同性质的多元权力主体缘于规则的缺失而呈现一种混乱交织的状态，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渠道，缺乏联合与合作的机制。
在此，从探讨多元权力主体关系的角度着眼，设计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的未来发展图景，使社区内外多元权力主体相互协调并形成合力，建立一种共强的模式，从而实现中国城市社区的稳定、秩序和谐，实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
一、多维架构中的社区组织与权力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中，社区内组织有：政党组织，主要指社区党支部及党小组；半行政半自治组织，主要指社区居委会；社区辖区单位，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组织；政治性团体，指共青团、妇联组织；社会自治性组织，主要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及其日常代替机构社区协商议事会。
社区单位由于单位制并未完全打破，在一些大的单位组织内部权力体系仍相对独立，只是随着21世纪以来的社区制建设和单位制松动，才在资源共享的原则下参与到社区权力整合的过程中来。
在长堤，共青团和妇联组织是依附于社区居委会而存在，社区共青团附设于社区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社区妇联附设于社区妇女计生委员会，在社区尚未形成正式的组织网络，不过，由于其准政治性而具有“党政机关”特征，其拥有的权力也表现出政治权力的某些特征。
因而，这些政治性团体“嵌入”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中而成为其网络的一部分。
党的网络主要由社区党支部和下属的三个党小组组成。
它的正式的目标是实现党对基层的领导，资源来自于党的权威和整个党的组织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章》第5章第32条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单位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这是对城市社区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权利关系的原则性规定。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对社区党组织的职能作了具体界定：“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其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团结、组织党支部成员和居民群众完成本社区所担负的各项任务；支持和保证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履行职责；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任务；支持和保证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履行职责；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这样，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变得十分引人注目。
一方面，社区党组织作为政权力量在城市基层社区的体现，它对社区治理的可直接介入。
另一方面，借助社区治理的党政合一体制，党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与基层民主的发展也更为息息相关。
社区党政合一体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层面，二是功能层面。
从体制层面来看，主要是通过党政系统人员交叉任职来实现。
这一交叉任职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党支部本身，而在于党支部由此可以通过组织关系而指导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从而为党组织参入社区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基础。
在功能层面，党政合一体制体现在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居委会功能的交叉重叠。
社区党支部主要职责与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责来看，两者在功能上不仅是兼容的，“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规法律、团结、组织党支部成员和居民群众完成本社区所担负的各项任务”这一规定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给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履行划定了范围，从而使党组织的治理功能与社区居委会的治理功能相衔接。
除了党组织自身的一些组织活动外，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和社区居委会是同一的。
党政合一尽管在体制上确保了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两者功能的兼容性，但在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比以权力为基础的指令性关系远为重要，这也反映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协商的方式已经将权力关系融入社区治理中去。
社区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通过三条途径：一是参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二是直接执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三是动员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显然，社区党组织的作用是双重的，第一，社区党组织是衔接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自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方面，社区党组织作为街道党工委的分支机构，应当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意志，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又要体现党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角色。
它不再像政权组织中对于其他组织具有直接的领导作用，而是产生于社区之中，汇聚社区居民的利益，向政府和上级党组织反映社情民意，并采取各种办法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这是社区党组织所具有政治性的一面。
第二，社区党组织还有其社会性的一面。
它通过在居民中直接的社会工作和思想教育凝聚群众，获得民心，通过自身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想体现其在社区中的地位，而非直接的权力（行政化的）。
正是这种双重性决定了社区党组织成为推动社区组织自治能力提高的内在力量，从而构成社区多元网络结构中的一环。
这种社区党组织的作用及其党政合一体制决定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中的领导地位主要是政治领导，具体是指社区党组织通过与社区居委会平等协商，双方直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从政治上保证和支持社区各种网络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并弘扬社会公德。
社区居委会组织网络主要是由横向上的社区各工作委员会以及社区各领导小组和纵向上的居民小组组成，它的正式任务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构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根据这一法律，长堤社区的组织网络是按照社区居委会现有功能设置的。
主要职责包括：调解民事纠纷。
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民事调解委员会。
主要对居民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尽量把纠纷控制在民间调解的范围内，而不必诉诸法律。
维持社区治安。
社区居委会的治保工作主要是配合社区民警、社区司法特派员和打击社区内的犯罪活动，维持社区秩序。
维护社区卫生环境，对聘用的环卫工作人员进行指导监督，定期进行卫生工作检查，搞好社区环境卫生。
培育社区文化，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
民政服务。
主要是承担优抚、拥军优属，社会救济补助，以及开展社区服务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功能。
开展妇女工作，抓好计划生育。
社区居委会主任在居委会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社区居委会全面的日常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充分发挥居民小组长的作用，按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原则营造良好环境。
从社区居委会主任这一职责规定来看，社区居委会的职责与社区党支部职责是兼容的，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委会接受社区党支部的指导，而社区党支部也因此而得以直接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居委会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明确分工。
横向上的分工主要体现在职能上的分工，社区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对自己所承担的条线功能独立负责。
纵向上的分工主要是按照管辖空间分工。
涉及社区治理的事务，根据事件的性质，由负责此条线工作委员会主任与社区书记，主任以及社区民警，司法特派员一同前往处理，从而体现条和块的结合。
社区居委会下面存在两个次级组织：一是社区聘用人员，包括社区安全保卫队和社区干事（即计划生育工作干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干事和外来人口工作干事）；二是居民小组，每一个居民小组配备一名组长。
组长是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之间沟通联系的中介，其主要职责在于社区需要居民参与的重大事务，都由组长挨家逐户通知居民参加。
他们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相反在体制上，组长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循环关系，因为有组长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成员。
这种奇妙的权力循环不能简单地视为制度设计的错漏，更可能反映了社区治理某种不同于政府行政的特征，其中人情关系比科层制的权力等级关系更为根本。
协商议事会也作为一种组织和机制，它能将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有效地整合起来。
协商议事会遵循的是一种“协商”原则，协商议事会成员也能运用各自的资源、能力和影响力将协商结果付诸实施，如此，协商议事会是在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的自治性组织，形成了支持社区公共权威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同时，协商议事会也作为有效整合各类社区资源推进社区制建设的机制而存在，各种社区治理与社区组织被吸收进协商议事会构建的权力秩序与组织网络中，并依据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贡献大小，确定在该网络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
这样，社区组织架构形成了一个由社区党组织，社区决策和议事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及其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执行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组织以及准政治性团体构成的多维权力架构，这种社区权力的多维组织网络构成社区的基本结构。
这种基本结构决定社区权力控制方式以协调为主。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城市社区权力将是多维组织网络的并置。
二、政府与社区：两种力量的整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革命后政治控制的需要，城市基层社会逐渐走向体制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巩固和建设新生政权。
在废除了保甲制的情形下，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同广大居民群众的联系，吸收他们参加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的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等。
居民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建设基本上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
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根据1954年宪法精神，制定并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布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确立了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原则，为实现从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就是要以国家权威，在基层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