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舍得

方圆舍得：中国式的人生智慧人生最多不过活百岁，不过几万天的时间，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精彩，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常常迷惑自己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感叹成功为什么这么难，不知道如何才能快快乐乐地生活。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方法。

同样，如何让自己在工作中大展宏图，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如鱼得水，在生活中感觉到生命的快乐，也是需要方法的，这个方法就是如何做人的方法。

“人会做人，凡事可为。

”做人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而做人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以下的四个方面。

(1)做人要方正“方”是做人的根本，是人立身处世的的脊梁。

做人要方。

就是要遵循一些起码的做人准则，要保持一定的道德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有着鲜明的立场。

做人先于做事，做好了人才能做好事。

做事可以失败．但做人绝不能失败。

因为正义、善良、勇敢、诚信等品质，永远是人类的道德追求，有着永恒的价值。

一个内心不方正的人，即使一时间的飞黄腾达，早晚也会摔得粉身碎骨。

看看古今中外，那些建功立业的伟人，哪一个不是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的人呢? 汉字的“正”字，笔画简洁，横平竖直，规规矩矩．没有点、钩、弯的拖泥带水，也没有折、撇、捺的转弯抹角。

人们常常用“正”字来统计选举票数，也许就是因为“正”字所蕴含着的人生哲理——公正、正义、正规。

做人要方正，就是正大光明、刚正不阿，做事也要方正，就是正儿八经、名正言顺。

人生道路有时崎岖坎坷，有时一马平川，有时候会遇到困难，有时候会遇到机会，但无论怎么走路，千万不能偏离了“正”道。

(2)处世要圆通传说当初钱币被铸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就是加进了孔子的处世理念：做人内心一定要方正，但处世人不得不圆通。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灵活变通，不固执己见，如果过分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过分耍滑头、反复善变，又将会遭到众叛亲离。

所以，处世必须要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西方成功学家卡耐基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依靠专业技术，而85％却要依靠人际交往、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

”所以，处世需要有“圆”的包裹，无论是在商界、官场、职场，处世圆通才能结交朋友，才能协调好各种关系，为自己的发展争取到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处世不同于做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

处世圆通能让我们与各种各样的人良好相处，这是通向成功的有力保证。

如果只方不圆，或者方有余而圆不足，那么四处碰壁就是在所难免的。

与其在无奈的现实中被动地一点点磨去棱角，还不如主动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环境，少走弯路。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只要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努力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根据对方的不同特点，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言行，随时赞美他人，多替对方着想，适当让步与妥协。

那样，就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就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3)烦恼要舍弃是人就会有烦恼，不论你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不论你是富豪还是穷人，不论你是名人还是凡人，谁都会有烦恼。

因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所以烦恼也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

烦恼的危害在于，由烦恼引起的紧张、愤怒和敌意等不良情绪，使人容易患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消化性溃疡等疾病，而且破坏人体免疫功能，加速人体衰老过程。

医学专家研究发现，人类65％—90％的疾病与此有关。

医学专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威胁人类生命及健康的第一号敌人不是癌症，也不是心脏病，而是烦恼。

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认为，烦恼已经是人类健康的最大敌人。

仔细想想．所谓的烦恼其实都是本来不存在的，都是人们自己在自寻烦恼。

比如：因为损失了钱财而抱怨，因为同事被提拔而嫉妒，因为孩子成绩差而忧虑，因为亲人过世而伤心，因为没满足心愿而失望，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后悔。

因为他人的无礼而生气……有这样一些烦恼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些东西本来与烦恼无关，而是自己的心情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

而且，烦恼于事无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所以，想要快快乐乐地生活，感觉到生命的价值，就必须将烦恼彻底地舍弃。

(4)快乐要得到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工作乏味、钞票难赚、日子难过、压力太大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快乐，也不知道寻找快乐的方法。

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态度决定一切”。

如何才能找到快乐，其实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有着积极心态的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他感觉到快乐；而心态消极的人，看什么都是灰色的，这又如何能够找到快乐呢?英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

它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这就是寻找快乐的方法与秘诀。

快乐不在于我们拥有了多少财富，居于什么地位，而在于我们用了多少心去感受、去寻找快乐!不可否认，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就算真的遇到了挫折、困难、逆境，也没有理由让自己苦闷。

相反。

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快乐来调节自己的心态．驱逐内心的烦恼。

有的人找不到快乐，不是因为生活辜负了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快乐。

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只能来一次，在人世间生活不过短短几十年光景，究竟是选择快快乐乐地生活呢?还是自寻烦恼、郁闷终生?在这里，不妨借用禅学中的一句话与朋友共勉——“大方大圆”、“大舍大得”。

人生的基本矛盾（张朝阳）效率与智慧是人生两个对立的基本矛盾!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追求效率的文化是人类在数百万年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能够思考的，聪明的人类在追求最高生产效率的目标指引下，不只是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且成为了地球的主宰者。

所以效率文化是很有必要的，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效率文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价值观和渗透于每个人每分每秒的千千万万个判断。

因为有价值观，所以有理想，所以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革命者前赴后继，企业家殚精竭虑，人类社会在竞争中进步，变得更有效，更发达。

但是，效率的追求却是焦虑的根源，是智慧与解脱的大敌。

我在本文中所说的智慧，不是聪明，而是指了解，开悟，解脱，空性以至于到达快乐。

价值观与判断是幼童长大所必须接受的教育，正是教育的过程（母亲从一岁时起对小孩每天的所有修正，使其长大成为一个被社会认为正常的人）产生了自我，这个自我是在不断被否定中形成的，所以这个自我一生都在嗷嗷待哺地寻求肯定，认可，这种需求被社会翻译成追求，理想，并被天下所有的文化所推崇，所嘉奖。

我在此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我只想告诉人们，效率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但它却是所有焦虑与痛苦的最深层原因，所以，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是效率与智慧的矛盾，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这个矛盾，就有焦虑与痛苦，因为每个人都要参与生活资料与遗传权利的竞争与分配。

每个人不可能完全摆脱焦虑，但不同的人焦虑程度不一样，不同时期的焦虑程度也不一样，这与成长的家庭，个人的悟性，事业的进展，感情的发展等等很多因素有关。

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男人而言，事业还处在爬坡阶段的人到达解脱与空性的阻力更大，因为周围的环境会以价值观与判断的方式构成巨大的压力与拖动来妨碍独立与深刻的思考，而功成名就的人所受的周围说法的压力相对小一些，有更大的空间追求智慧与空性，但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很多功成名就的人，因为缺乏悟性反而在价值观方面陷入的更更深的焦虑。

当然，这种焦虑对社会可能是有好处的，正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通向解脱的道路上，思考与观察又构成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大脑过程。

人类到今天为止对大脑的运作过程了解甚少。

西方的所谓的“科学”对人体以化学与局部分析的态度来对待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开始从没有完全被所谓的科学验证的中医观点汲取经验性的指导。

同样，西方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基于观察与被观察者分离的假定（自然科学的基本假定），对解释，解决焦虑与痛苦问题也表现出局限性，而有着数千年内省内观传统的印度，其对大脑过程的处理方法，反倒提供了解脱与智慧的更接近真理的经验主义途径（佛教是印度思想方法的一个分支）。

我相信100年后，当技术手段足够发达，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监测大脑所有部分的思维过程以及与身体各部分的联系的时候，就会证明印度的很多包括瑜伽在内的修炼方法能使身心达到在科学指标上的最低能耗，最流畅与和谐的状态。

效率，价值观与判断是通过大脑的记忆，分析，思考，认同来触发，放大自我的恐惧的，所以，焦虑来自于思想，思考，无焦虑来自于思想的止息。

根据印度哲人克里希的观点，我们要学会观察，了解，但要让思想停止，真正地活在当下。

企业文化：从脑到心的经营企业文化的建设分为行为层、物质层、精神层三个层次，企业的管理也与之相应纵深进行。

明人许仲冶在《石室仙机》中提到围棋的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与孙子兵法息息相通，我想企业在现代经营中也可以体现出这些手段。

企业的管理史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由“具”到“规”，到“象”，横亘这一脉络。

美国管理学大师加利·哈默把企业经营干脆直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人手”的经营；二是“人脑”的经营；三是“人心”的经营――从劳动力，到知识经济，再到人格、价值观，是这一规则的横切面。

我把科学管理命名为“脑的经营”，把文化管理命名为“心的经营”，那么现在我要提出来：真实地说，我们应该是用“脑”思考，还是用“心”？我们的智慧又真正来自何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科学管理的典范，即完美的唯物主义，他老人家把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研究透后，总结出一系列的科学规范，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得出“规律就是规范，规范就是标准”的结论，然而，他独独忘了“人的因素”，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个体的思想让唯物主义的“让事实说话”全部蒙蔽了，因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科学管理”，我们的企业也一直把此奉为圭臬。

――马克思主义是天堂，但天堂不是说理的地方。

有唯物必有唯心，两者没有对错，只有此消彼长，就像每个果实都有向阳和背阴的两面，除非你是向日葵一样。

梁漱溟把学术研究分为三类：人对物的研究，称为自然科学；人对人的研究，称为社会科学；人对己的研究，称为宗教哲学。

中国热衷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世事练达，但对另两类就是拿来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管理理念的缺失，使中国的企业开始挖老根子，佛、儒、道、释的各类理论拿来就成了企业的经营哲学，并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人思想的真空表现在企业管理上，构成了许多“非企业的文化”与“企业的非文化”。

中国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文化大革命”：秦始皇焚尸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四运动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中国文化史“非企业的文化”导致了现代中国“企业的非文化”。

举个例子。

在远大，有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几年前，湖南省一个老干部参观团来远大参观。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红军一直边摸边看，边听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