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经络的历史发展和有关著述

第五节经络的历史发展和有关著述
经络的记载详见于《内经》和《难经》，此前则有汉墓出土的《脉书》，此后则有历代经络与腧穴相结合的多种著述。

现按朝代先后作一介绍，以便于了解经络发展的源流。

一、先秦及汉代
现存的经络文献原以《内经》为最早，近代发现汉墓出土的古帛书和竹简中都记载有“十一脉”，为《脉书》的主要内容，这一名称与《史记·仓公列传》所说的仓公淳于意受其师阳庆传授“黄帝、扁鹊之《脉书》”之说相符合。

《脉书》有属于黄帝，有属于扁鹊，可知有不同的本子。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就有几种文本：一种内容较简，按先“足三阳三阴脉”后“臂三阴三阳脉”排列，因称为“足臂本”(《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内容较详，按先六阳脉后五阴脉次序排列，因称为“阴阳本”(《阴阳十一脉灸经》)。

后者在帛书中有甲、乙两写本；又有江陵张家山汉塞出土的简书本。

可见其传抄较多，影响更广。

帛书的记载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五十二病方》书中。

本课程将有关内容分别列入十二经脉项下，以供与《内经》文字作对比。

《内经》包括现存的《灵枢》和《素问》。

其写作时间当是《灵枢》在先，《素问》在后。

关于经络的记载以《灵枢》为最详，如《经脉》、《经别》、《经筋》、《脉度》、《根结》等篇；{素问}则是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和讨论，如《脉解篇》、《皮部论》、《经络论》、《骨空论》、《调经论}、《太阴阳明论}《阳明脉解》等。

但《索问》所引古文献并不完全与现存的《灵枢》相同，如《脉解》所载经脉文字不同于《灵枢.经脉》，却接近于帛书记载，这当是古《脉书》的另一传本。

凡名为“解”者自然是晚于原书的解释性著述。

《难经》原称《八十一难》，是对《内经》等古经提出各种问题进行解答。

有关经络的问题特注重寸口脉诊、原气、奇经八脉以及对“是动“所生病”的解释；十二经脉原文于循行路线之后分‘是动则病”和“是主某所生病’叙述，在《难经》中将此解释作“是动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又说，“气流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为血后病也”。

《难经》用气血、先后解释经脉病候并不符合《内经》的原意，但对后来温病学派创用卫、气、营、血辨证却具有启发意义。

东汉末，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书著成《伤寒卒病论》(《伤寒论》)，所称《九卷》，即指后来所称的《灵枢}。

说明《伤寒论》一书以六经辨证，是对《内经》、《难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经络理论的灵活运用，为后人树立典范。

二、魏、晋及隋、唐
现存的经穴专著以魏晋时皇甫编集的《针灸甲乙经》为最早，此书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汇集《素问》、《九卷》(又称《针经》，即今《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分类整理而成。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又称《黄帝明堂》，原有书有图，自皇甫把它编入《甲乙经》后，原书渐趋散佚。

其书是《内经》之后的经穴专著，约成书于东汉时。

现在只能从《甲乙经》间接了解其内容。

经络所属穴和交会穴均详见于该书，所载各经穴名共349个，其中有交会关系者84穴。

穴之属于某经者称所属穴，为几条经所交会者称交会穴。

从交会穴可以看出各经之间的重合关系。

经络循行和经络图的绘制自然离不开所属穴和交会穴。

晋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中也提到过《明堂流注侧图》，这是指关于经穴的前、侧、后图形，简称“明堂图”。

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记载有《明堂流注》、《明堂孔穴》、《明堂孔穴图》等各种书名，可知当时有多种传本。

隋唐时期的甄权、杨玄操、杨上善等医家先后修订过“明堂”，唐孙思《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载即采自甄权(652年)，王《外台秘要》所载还参考杨玄操
的编著(752年)。

杨上善于撰注《黄帝内经太素》之外，又将《内经》与《明堂孔穴》的内容汇合编成《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十二经脉各一卷，奇经八脉合一卷，现仅存第一卷。

《千金》、{外台》原附有“三人图”和“十二人图”(督脉合足太阳，任脉合足少阴)，现仅存文字而无图。

原图虽已不存，据孙思所述：“旧明堂团，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

……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

，说明原图是用五彩标线的，大概是按脏腑所属而分五色描绘。

唐代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时(762年)还引用过《中诰孔穴图经》，所裁孔穴数较《甲乙》略有增加。

原因经巳不存，《素问》王冰注文也为后人所重视。

三、宋、元、明、清
宋朝对经络腧穴的整理研究甚为重视，早期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992年)，其第九十九卷称《针经》，第一百卷称《明堂》(《明堂灸经》)，后人又称之为“明堂上经”和“明堂下经”，其中列有“十二人形”的经穴图。

天圣四年(1026年)由王惟一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载354经穴。

次年铸成“铜人”经穴模型两座，并以图经刻石，对统一经穴定位影响甚广。

后期组织编写《圣济总录》(约1112年)，其中按经排列腧穴，为元代各书所继承。

在宋、金时期，关于奇经八脉的穴位出现了新的内容，提出在四肢部有“八脉交会穴”，原称“交经八穴”和“流注八穴”。

初见于金、元时窦汉卿《针经指南》中，据说出自“少室隐者”所传。

这实际是四肢部八个常用穴，可能因其能治有关奇经八脓的病症，故称“八脉交会穴”。

这“交会”是指这些穴位的治疗作用通向头面躯干的一定部位(奇经八脉所属)，也可说是“八穴通八脉”。

其实际意义与原有的交会穴不同，原来的交会穴表明经与经的重合；而这是指八穴与八脉相通。

宋、金时期还将古代“候气而刺”、“顺时而刺”的思想发展为具体的子午流注针法。

金代何若愚写成《流注指微赋》一篇，阎明广加以注解，并收集有关资料扩展成为《子午流注针经》一书(1153年)，这是子午流注法的初期著作。

明代徐风《针灸大全》又改编成《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十首，各书加以转载，影响遂广，此法的特点就是按时选用十二经的井、荥、输、原、经、合穴。

其后，又有将八脉交会八穴也结合日时来选用，称为“飞腾八法”或“灵龟八法”，初见于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宋、金以来，对经络还提出些新概念。

何若愚写的《流注指微论》有说：“诸阳之经，行于脉外；诸阳之络，行于脉内。

诸阴之经，行于脉内；诸阴之络，行于脉外”，他把经、络与脉作了区分，而且认为经与络是有深有浅的。

元窦默《针经指南》(1295年)说：“络有一十五，有横络三百余，有丝络一万八千，有孙络不知其纪”。

明钱雷《人镜经附录》(1606年)说：“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经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这一说法为以后医家喻嘉言等所引用。

元代，滑伯仁在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1303年)的基础上编著成《十四经发挥》(1341年)，以后谈论经络的多以此书为主要参考，如明代夏英以滑氏注解配合经脉原文编成《灵枢．经脉翼》(1497年)，高武《针灸聚英》(1529年)也依照此书流注次序排列绘图。

明代，李时珍就奇经八脉文献进行汇集和考证，作《奇经八脉考》(1578年)。

这时沈子禄编辑《经络分野》，徐之曾为之删订，又补辑《经络枢要》，总成《经络全书》(1576年)，后清代尤乘又加以重辑(1688年)。

马玄台《内经注证发微》(1586年)对《灵枢．经脉》的注释，以《十四经发挥》为主要参考，其后又为张景岳《类经》(1624年)所依据。

杨继洲《针灸大成》(1601年)为《针灸聚英》之后的针灸专书，内载经络穴位资料更为丰富，共栽经穴359。

此后，有张三锡《经络考》(1609年)，翟良《经络汇编》(1628年)，韦勤甫《经络笺注》(1636年)等。

严振《循经考穴编》原系写本，可能也是明末的书。

清代，除了见于注释《内经》和针灸书中的经络内容外，经络专书较少。

《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或有经穴歌诀，分绘经脉图和经穴图(1744年)。

李学川《针灸逢源》一书，共载经穴361，这是对经穴的又一次总结。

陈惠畴所编《经脉图考》一书，在他去世后四十余年(1878年)才刊行，图文并重，有利参考。

清代在药物归经和运用方面有所发展，严西亭等人的《得配本草》(1761年)，赵观澜的《医学指归》(1848年)，姚澜的《本草分经》(1888年)，都将经络学说与药物结合起来，认为“何经之病，宜用何经之药”，是掌握药物性能的要领。

温病学派叶天士等人注重分经辨证用药，于十二经之外更重视奇经，为经络理论在方药方面的运用作出贡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内经》创立经络理论是以针灸、按摩、气功等疗法为基础，与疾病症候相联系；针灸、按摩，都要通过一定的穴位，因而穴位与经络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穴位的选用主要根据病症，到了宋、金时期出现根据时间来选穴的子午流注和灵龟八法。

在分经辨证的基础上，金、元时期医家还结合到用药，发展成为药物归经的理论。

在明代，关于针灸经络的著述最多，清代医家对分经用药较为重视，温病学派在临床辩证和用药上都有重要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