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挣扎中的人性异化_毕飞宇中篇小说_玉秧_的一种解读
权力与人性的碰撞曲r——毕飞宇《玉米》人物形象分析
权力与人性的碰撞曲r——毕飞宇《玉米》人物形象分析桂圆丽【摘要】毕飞宇笔下的中国的农村是受权力和专制影响最深的地方.封闭的环境、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文化的不沟通不交流使人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人的残酷和愚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权力的戕害、人性的异化、亲情的泯灭以及爱情的破碎使得生活在社会缩影般的王家庄的三个美丽少女玉米、玉秀、玉秧深受其害,最终葬送了她们的花样年华.本文从三姐妹的形象入手,对女性渴望实现自我价值而追逐权力最终被权力吞噬的过程和原因做出简单解读.【期刊名称】《延边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2)001【总页数】4页(P4-7)【关键词】毕飞宇;玉米;人物形象;权力;人性【作者】桂圆丽【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 13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玉米》的作者毕飞宇被誉为“最关心女性的作家”和“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他的《青衣》《平原》还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哺乳期的女人》《玉米》无一不以女性作为描写对象，从极小的切入点通过自己那细腻的笔触对她们的生活和心理作一个通透、全面的把握。
在《玉米》这篇长篇小说中，他分别塑造了玉米、玉秀、玉秧这样让人又恼怒又心疼的三个形象。
有学者说：“20世纪70年代，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权力一手遮天的荒唐时代，王家庄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1]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相同的血脉，迥异的性格，不一样的生活和处事态度，殊途同归的命运。
一同在王家庄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成长和毁灭。
玉米是王家庄公社村部支书的女儿，而且是长女，官长女的身份使她过早地从父亲那体会到人们对权力的推崇以及掌权的利处。
父亲王连方与村里女人的厮混，横贯三代，其实这些事全村都知道，却没人敢说什么，就因为王连方手中有权。
毕飞宇自己就说过：“真正最像中国人的那部分人是农民。
那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在农村口口相传，还在每个农民身上相对完整地保存着。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毕飞宇是当代中国著名作家，他的《玉米》系列小说以其丰富的叙事和细腻的情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毕飞宇刻画得非常丰富和细腻的一部分，她们在小说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展示了不同的生存境遇和内心世界。
毕飞宇在《玉米》系列小说中，呈现了女性在农村生活中的艰辛和坚韧。
小说中的女性多数来自农村，她们负责照顾家庭、耕种田地、养育子女，承担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她们披荆斩棘，渐渐变得坚韧，成为家庭中的顶梁柱。
在生活中遭遇的重重困难和挫折之下，她们依然坚守初心，努力生存下去，展现出了不屈的精神。
比如在《玉米》的开篇中便有农村女性小东承受丈夫残酷待遇也未曾屈服，最终坚持离婚自立更生的精神特点。
毕飞宇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向读者展示了她们坚强的生存意志和不服输的品质。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中，还呈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复杂处境。
小说中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种种责任和压力，她们需要顾家、照顾子女、承担生活的琐碎，同时还要应对来自社会的各种期待和评判。
尤其在农村这样的传统社会环境中，女性往往被束缚在家庭和传统的角色中，缺乏发展和自由的空间。
毕飞宇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在婚姻、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比如在《玉米》系列中的农村女性在面对旧有家庭观念或是婚姻关系时所表现出的挣扎、无奈和愤怒。
在《玉米》系列小说中，毕飞宇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在逆境中仍然能够勇敢地寻找自我和生活的意义。
这些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逐渐获得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比如在《玉米》系列中的小说里，有些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工作，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束缚，成为了自己的独立个体。
她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开始探寻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在不同生存境遇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她们或坚韧不拔、或处境艰难、或勇敢追求自我，但都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品质和精神力量。
_鬼_的纠缠与挣脱的可能_毕飞宇_玉米_系列的解读
钟 琴“鬼”的纠缠与挣脱的可能———毕飞宇“玉米”系列的解读 毕飞宇这个成名于80年代的作家,作品不能说不丰富,涉及面不能说不广,他写过历史小说、都市小说也写过专门剖析人性阴暗面的心理小说,2000年的中篇小说《青衣》可以说再一次推动了他的创作高峰,随后刊出的《玉米》(《人民文学》2001年第4期)、《玉秀》(《钟山》2001年第6期)、《玉秧》(《十月》2002年第4期)三个系列中篇更是让人读罢怅然不已。
然而资料显示,读者群甚至评论者并不太了解其人其作,对于日渐成熟的毕飞宇,我们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么?毕飞宇的这些小说多以农村现实作为题材,小说的叙述语言并不先锋古奥,而是平实地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展现原生态的生活。
按谢有顺的说法,小说家们已经摆脱了实验的热潮,“来到了一个更冷静的领域,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小说的外表由此变得朴素、不再乖张,但小说的内部却充满经过了现代叙事传统训练的精神空间。
”这些沉静于时代喧嚣之外的冷静,折射出作家们在叙事和语言上寻找中国化的努力,因为中国人的现实境遇并非所谓的后现代苦难,而是物质的精神的基本匮乏,中国人还体验着诸如“空间与时间、自身与他人、希望与绝望、幸福与承诺、生活的可能性和危险的经验等”①一些现代性的困惑与问题,面对这样的生存处境与语言处境,作家如何能一再地忽视现实存在?回到现实主义,这未必不是一种接近真实的方法。
毕飞宇近两年来的创作亦是暗合了这一回归之流,《青衣》是这种实践之一,而接下来的“玉米”系列小说更是摄人心魄,真实残酷到让人“骇人地重新体验”②。
三个中篇之所以成为一个系列,既因为三个主人公都是王家庄原支书王连方的女儿(分别是老大、老三和老七),是一家子,也因为三部作品都表现了中国女性的性格命运和苦难,而对人内心深处的不甘于人下的“鬼”的心理展示更是其内在统一的联系。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对“玉米”系列本身作一个解读。
一 与“鬼”的纠缠“鬼”的提法来自毕飞宇关于《玉米》的创作谈(《我们身上的鬼》,《小说月报》2001年第5期):“我们身上那个‘人在人上的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
权力与人性的碰撞曲——毕飞宇《玉米》人物形象分析
村 里人将这些年对 王连方 的怒气发泄 到玉秀和玉 朽、长女 的身份和 责任、生活 的一 系列变故使玉
叶身上 。轮奸 了两个 小姑娘 、彭 国梁退婚 ，这一 米作为花季少 女本 应有的单纯善 良荡然 无存 ，在
切 说到底就是 因为王连 方的失势 。玉米 也深刻体 人性异化 的道路上渐 行渐远 。更恐怖 的是她 自身
Ｖ０１．３２ Ｎｏ．１ Ｆｅｂ ．２０１８
权力与人性的碰撞 曲
毕飞宇 玉米 人物形象分析
桂 圆丽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吉林 延吉 １３３００２）
摘 要 ：毕飞 宇笔下 的中国的农村是受权 力和 专制影 响最深的地方。封 闭的环境 、封建传统思想根 深 蒂固、文化 的不沟通 不交流使 人缺 乏独 立思考意识和能力 ，人 的残酷和愚昧在此表现得 淋 漓尽致 。权 力的戕害、人性的异化 、亲情的泯灭以及 爱情的破 碎使 得生活在社会缩影般 的王家庄 的三个美丽少女 玉米、玉秀、玉秧 深受其害 ，最终 葬送 了她们 的花样年 华。本文 从 三姐 妹的形象入手 ，对女性 渴望实现 自我价值 而追逐权力最终被权力吞噬 的过程和原 因 做 出简单解读 。
会 到这点 ，如果说 以前 作为官家长女 的玉米 是在 对 于这样 的情况毫 不 自知，对 自身 的价值缺 乏认
从 小到大的生活 中享受着权 力带来的丝丝密密 的 知、没有反省和感悟 的能力，聪明而没有主 见是
好处 ，那这一连 串的事件可 谓使玉米深刻体会 到 另一种愚昧 ，这样 的人往往 更可怕 ，而这样 的玉
要性 。王连方 因为破坏军婚 ，被 双开除 ，后来 出 让玉秀看孩子 一脸 而让她遗憾去世 。从 这种 种里，
远 门学手 艺，玉米变成 了名 副其 实的小家长 。当 竟看不到 一点亲情的流露和关怀 以及 人性的善 良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毕飞宇是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他的《玉米》系列小说以其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乡村的生活，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境遇。
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毕飞宇也深刻地描绘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展现了她们在乡村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毕飞宇在《玉米》系列小说中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存境遇。
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期，女性往往被束缚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她们被要求服从丈夫和长辈的意志，被视为家庭的贤内助。
在小说中，毕飞宇通过描写女性的生活细节，展现了她们在这种传统体制下所面临的压力和挣扎，她们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生育任务中，缺乏独立的人格和生活意义。
毕飞宇通过塑造女性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乡村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展现了她们生存境遇的困难。
毕飞宇在《玉米》系列小说中还展现了女性在乡村生存中的坚韧和勇敢。
尽管受到传统社会的种种限制，许多女性在小说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艰难的生存境遇。
她们通过劳动和智慧，克服了困难，为家庭和子女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小说中，毕飞宇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是在家中勤劳忍耐，或是外出打工努力奋斗，或是教育子女，或是独立经营，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丰富多样。
这些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在困境中的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的一面，展现了她们在乡村生存中的勇敢和坚韧。
毕飞宇在《玉米》系列小说中还着重描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转变及其影响。
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境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小说中，毕飞宇通过描写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新角色和新境遇，展现了她们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和权利，她们开始追求独立和自主，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梦想；女性也面临着新的社会压力和挑战，她们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和规则，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竞争和挑战。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玉米》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作者毕飞宇通过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的描述，展现出了女性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和生存的勇气。
在这部小说中，毕飞宇刻画了多位女性角色，她们的生活境遇各异，但都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赵婷婷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孩。
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境贫困，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在故事中，赵婷婷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学习，最终考上了大学。
她在大学里勤奋学习，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
赵婷婷的故事展现出了在困境中奋发向上的乐观品质，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证明了女性也可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取得成功。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刘玉兰展现了在家庭中的坚强与付出。
刘玉兰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一生都在家务劳动中度过，为了家庭付出了很多。
尽管她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她用自己的双手把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为丈夫和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环境。
刘玉兰的故事展现了家庭妇女在默默付出中的坚韧和责任感，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小说中还有一位女性角色林美华，她是一个城市女性，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回到农村生活。
尽管她经历了很多挫折，但她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林美华的故事让人感动，她展现了女性面对困境时的坚强和乐观。
她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通过这些女性角色的生活故事，毕飞宇向读者展示了女性在不同生存境遇下的生活状态，这些女性或坚强，或乐观，或付出，但她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展现出了不同的魅力。
通过这些描述，毕飞宇向读者呈现了女性的多彩生活和坚韧不拔的品质，让人深受感动。
精神在绝望中挣扎人格在堕落中升腾_解读毕飞宇的中篇小说_青衣_
艺术直面的是精神，活跃其间的是真正的精灵；尘世面对的是人生，展示出来的是异彩纷呈。
笔者饶有兴趣地阅读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青衣》后，万般情丝齐聚心头，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一、毕飞宇究竟想向读者描述什么作为两度摘取“鲁迅文学奖”的年轻作家毕飞宇，其中篇小说《青衣》将笔墨聚焦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并将其赤诚之情毫无保留地奉献于小说《青衣》的人物举动言行中，这究竟想向读者描述什么呢？又描述出什么呢？在毕飞宇的《青衣》小说中，《奔月》似乎是传统戏曲的精神象征，那“嫦娥奔月”渐飞渐升入“广寒宫”的悲凉场面一直是国人演说不尽、衍生不完的艺术母题。
而“青衣”本身又恰是《奔月》戏剧中最美丽、最幽怨的角色，真算是“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
①毫无疑问，作者毕飞宇笔下的小说《青衣》注定是彻头彻尾的人生大悲剧，悲剧张扬的主题应当是渐飞渐升不甘沉沦的艺术精神，而悲剧倾吐的是割舍尘世幸福的痛苦和压抑已久的内心真情。
小说《青衣》的主要人物是筱燕秋，而筱燕秋又是演唱戏剧《奔月》的“嫦娥角色”。
小说本身似乎有电影中人演电影和戏剧中人演唱戏剧的特点，从《奔月》历经磨难和《奔月》的顽强不息，可以烛照出艺术和艺术家的悲剧命运。
就剧本《奔月》而言，意味着过分高雅幽怨的艺术要么被世俗粗鄙的眼光所抵制，要么被貌似高贵的眼光所玷污。
原本写于一九五八年准备献于共和国十周岁生日的《奔月》就因一位将军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②而被迫下马搁置下来。
就《奔月》的主角筱燕秋而言，幽怨迷人的青衣角色终将受到尘世的侵扰或玷污，“千生万旦，难求一净”，③筱燕秋两度接近飞天之梦，又两度堕入命运深谷。
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时的筱燕秋年方十九，“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天生的悲剧性”。
④正是她，终将《奔月》唱红，又正是她同搭档李雪芬的纷争，终将《奔月》逼入死境。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玉米》系列小说是中国作家毕飞宇所创作的一部小说系列。
从女性角度来看，这个系列小说中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女性生存境遇，展现了她们在不同环境下的坚韧与勇敢。
在这个系列小说中，女性常常面临着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往往被压制，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
她们往往没有受过教育，只能依靠男性的养活。
在这个系列小说中，毕飞宇却展现了女性们不甘于命运的一面。
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尊严，不再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这个系列小说中，女性们还经常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困境。
她们生活贫困，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面对着饥饿和缺乏。
这些女性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不屈不挠地与困境抗争。
她们自己动手，种植玉米、蔬菜，努力维持家庭的生计。
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庭争取到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展现了她们坚强的生活意志和乐观的精神面貌。
女性在这个系列小说中还面临着家庭和婚姻的压力。
在农村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往往是弱势的一方，被迫接受父母和社会的安排。
这些女性们并没有成为被动的牺牲品，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她们坚持自己的选择，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们的婚姻并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中，女性们展现了她们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她们抗争贫困、追求幸福的努力和坚持，成为了整个故事中的一抹亮色。
这些女性们的生存境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妇女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她们的智慧和勇气。
这一系列小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思考并理解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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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辉生存挣扎中的人性异化———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秧》的一种解读 《玉秧》是青年作家毕飞宇“三玉”系列中篇小说的最后一篇。
在这部小说里,作家不仅以生动的故事、生活化的经验、丰满的细节、戏剧性的场面,在玉米、玉秀之后,再一次为当代中国文坛塑造了一位令读者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而且在切近人心与人性的感性叙事中,为读者提供了超越文本表层结构的审美空间,引读者在近乎一种悲哀和痛心的情绪中,掩卷细思那一幕幕人心变异扭曲背后所蕴藏的悲剧根源。
评论家吴义勤在其《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一文中指出,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有着两副不同的笔墨,一副笔墨致力于呈现感性的小说形态,一副笔墨营构的是文本的哲学形态,“他成功的艺术经验在于把自己对于‘抽象美的追求’外化在‘意象阶段’,以‘意象’为媒介把两种笔墨艺术地整合在一起,以作家想象与经验的形而上遇合来完成对于感性和理性相和谐艺术境界的抵达。
”①《玉秧》无疑是吴义勤上述评述的又一例证,其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通过对人的生存心理、生存状态的再现和人性状态透彻骨里的解剖,鸟瞰世俗环境中由于理性精神的残缺,在生存挣扎过程中上演的世俗人生悲剧,寄寓了艰难的意义追问,“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
小说的背景是1982年。
有意思的是,当历史翻开它新的一页,走进了新时代,作为教书育人、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文革”时代的革命言辞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复现,无论语态还是做派,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化作小说的叙述语言。
我以为作家的真正目的不是写“文革”,而是通过重现“文革”遗风,在社会记忆档案的钩沉和刻写过程中,建构一种可能的、本真相同的生存场景,揭示人性与人心中最隐秘的那部分内容。
这正如卡西尔所说的:“艺术和历史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
”如果把“文革”看作“一种关系,一种基础心态,一种文化面貌”,那么作家提供给人物表演的场景则是80年代的“文革”,其形而上的意义则是在“过去的现在性”中隐喻生命个体的“生存环境”及其生存心理和精神状态。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且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为一种关系,即与社会意识、文化传统以及周围的人等等的关系。
在这种种关系的架构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生命个体与其它各方面因素的关系状态,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制约着人的自身生存状态。
从理论上讲,人与所处的环境应该是和谐的,这种和谐性,不仅表现在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上,也表现在主体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上。
和谐是人得到全面健康发展和幸福的前提和保证,但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人总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
这种对抗越激烈,对生命的扭曲越是严重。
尽管作家在冷静客观地谛视人生,也试图将人生的悲剧作淡化处理,但正是在这种不经意中将哲思蕴涵在故事的叙写中,使作品的内蕴更深厚,更具审美和认识功能。
19世纪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悲剧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恶人造成的;一种是命运和偶然性造成的;第三种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关系造成的彼此之间的损害。
玉秧的人性异化悲剧完全超脱了“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模式,及叔本华所说的恶人和彼此间的损害造成的悲剧,作家把悲剧的根源转向了生存本身,表达了一种更现代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玉秧的悲剧无疑是具有放射性的,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她所处的生存环境。
如果把玉秧、老师及同学都看作一个符号,而符号的内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生存的格局,其焦点就是玉秧。
她在与“阴鸷的钱主任”,“鲤鱼式的黄主任”,“沉溺于刽子手快感的班主任彭老师”,“时刻将自己置身于权力想象中的变态的魏老师”以及同学庞凤华等结构而成的不和谐关系网中无所逃避,心灵不断地变异扭曲,演绎了一出让人触目惊心的生存悲剧。
事实上,玉秧本来是一个单纯老实得有些“呆”的极其普通的农村女孩,但作为一个人,她从出生就被弃置而没有给予应有的关爱、肯定和尊重。
她只是王连方“奋斗”儿子过程中的附带品,“天生不讨喜欢,天生招父母的怨”。
父母和姐姐们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在学校也引不起老师同学们的注意,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遗忘、被忽视了。
但不肯屈服命运的玉秧在所处的生存环境中,还是孤独而艰难地突围,以求冲出苦难的罗网,她凭自己的苦学与“背功”考取了城里的师范学校。
这本应是人生的转折,却把玉秧送入了更混乱复杂,压力更大的生存环境之中,驱使她一步步地走向压抑、紧张和黑暗的困境。
师范学校,本应是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之师的地方,但我们所看到的是,学校采取漠视人的尊严,缺乏起码的尊重与关爱的强化管理,整个校园生活氛围与“文革”时代的高压空气殊无二致,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铁的纪律”、“铁的校风”成了冷酷的同义词,它没有表情,不言不语,但很重、很硬,“有一种霸蛮的力量”,伤害并扭曲着一个个接受教育而成长的学子的心灵。
同居一室的同学之间更是相互挤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里不仅有城乡两大阵营的对垒,而且有着乡下人内部的对立。
在这样的对垒与对立中,受害最深的则是玉秧。
她因为不漂亮,不洋气,没有什么特长也不会撒娇,就不断地遭到污蔑和打击。
忍受着月经将来时身体的不适,她被班主任指令参加3000米长跑比赛,在被嘲笑完起跑时的笨拙后,尽管“死撑着”跑完了最后一圈,冷清的田径场却无人为她鼓掌、喝彩,无人搀扶,无人为她送上一杯红糖开水,班主任和同学丝毫没有尊重甚至注意到她的努力。
因为剧烈运动使身上的不方便提早到来,只身回了趟宿舍,她找老师想证明自己与庞凤华失窃案无关,结果是学校领导和同学认为她在案发现场,她就是小偷。
在强大的压力下,她不自觉地钻进了钱主任等人部署的“圈套”,维护清白和名誉的努力,反倒使自己陷入了更深的泥沼。
同学的恶语中伤,对玉秧的伤害更大。
“人尖子”赵姗姗可以肆意地给她起污蔑性的绰号,更是把“谈恋爱怀孕了”的脏水泼在了她的身上,以致被变态的魏向东侮辱玩弄,从身体到心灵都遭到了致命的伤害。
玉秧被同学孤立了,而且被班主任和班集体抛出了正常的学生生活轨道。
当大家在为班级争荣誉而努力时,班主任手指一挥,就随随便便地把她从合唱队开除了,让她尴尬地晾在一边而根本不顾及她的面子和感受。
玉秧连纪念“一二・九”的资格都没有,真正成了“长江里的一泡尿,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好事和坏事都轮不上”。
落魄、悲伤的玉秧再一次遭受到了被冷落后透彻心骨的孤独。
在分析心理学中,缺失和补偿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即有所缺失必要求补偿,“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
”②玉秧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生存的感伤和悲凉,使她渴望获得起码的尊重和关爱,所以当校园著名“诗人”楚天(权势的隐喻)注意到她,并与她有了不含歧视的交往后,深入骨髓的缺失性经验所产生的补偿心理潜能,在她的心中激起的竟是爱情的癫狂。
而当这种虚幻的精神恋情被击碎后,她只能在夜晚的被窝里咬着楚天用过的碗体味心灵的痛苦。
在伤心和绝望中,玉秧看清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看清了一个弱者在与险恶环境抗争中的艰难,也看清了权力的神圣和尊严。
理性天平在生存环境挤压下的失衡,自我价值的失落,使她像玉米一样,把拯救自己,远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更多的伤害,寻求自身价值肯定的希望寄托在了依附权力上,生存突围在凭借权力中做出了非理性的歪曲性表达。
所以,当负责校卫队的魏向东“任命”她为“地下工作者”时,她为自己被魏老师注意、重视而激动不已,以为这简直是遇到了人生的转机。
她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中学会了观察、分析和窃听,“勤奋”地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玉秧最初的跟踪和挖掘只是为了完成‘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但因为她的认真工作,不仅使不可一世的赵姗姗受到惩罚收敛了许多,而且还把矛盾转嫁到了她所痛恨的庞凤华身上。
玉秧与庞凤华的斗争是“对生存权力的争夺,而对生存权的争夺又反映在对男权的投靠和依附上”③。
庞凤华凭着聪明、大胆和心计,赢得了很旺的人气,靠使计排挤他人,换取了班主任眼中的大“红人”,处处受到袒护和青睐,更是赢得了班主任的“爱情”(同样是依附权势)。
同为学子,受到的待遇却天壤之别。
这在特别强调一视同仁,关爱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学校,对普通木讷,不会来事,真实地活着的玉秧太不公平了。
失衡的内心使她和庞凤华较上了劲,且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因为她的勤奋“工作”,魏向东砸开房门,使班主任和庞凤华的“恋爱”真相大白于天下,双双“掉进了人民的汪洋大海”。
玉秧忍辱负重地“工作”,以不惜牺牲纯洁的自己为代价,无非是依靠拥有权力的魏向东扳倒庞凤华,以更加残酷的伤害反抗生存环境给予她的挤压,“寻找别一种价值的肯定”。
只有这样她才会获得被认同感,也可以让她凌驾于庞凤华之流之上,还可以摆脱出不了风头的自责。
失掉本真自我的玉秧,只剩下抽象的“精神”,对“跟踪和挖掘”工作有了难以割舍的喜爱,甚至“上了瘾,都有点爱不释手了”,在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中,以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和侮辱、损害他人的双重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此时的玉秧,已经换了全部的身心,也因为扭曲而变得强大,但这种强大却充满了无尽的悲哀。
玉秧生命、灵魂、人性的异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如何才能保持人之为人的本真而永不褪色,让生命之树健康且常绿不衰?人的真正的生存价值和合理的生存方式到底是什么?玉秧没能坚守住自己,保持自己的本真和独立,而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与挤压中,丧失了对个人价值的自信与肯定,自觉地把依赖于外部力量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契机,消融在权力本位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当我们在诟病玉秧理性精神残缺的时候,不禁要问:玉秧鲜活的生命被扭曲,背后所隐藏的真正黑手到底是什么?我们呼唤着人的理性光辉照耀人生之路,也呼唤着共同为生命创造一个和谐融洽、充满理性以及关爱和尊重的生存环境。
直面生存,审视生存,在生活化的感性叙事中寄寓对人类生存“真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使我们看到了鲁迅精神在毕飞宇小说创作中的延续!注释:①《当代文坛》2000年第6期。
②弗洛伊德语,转引自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
③杨喜钧、邱戈:《对女人式生存突围的世俗描写》,《当代文坛》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半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