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迂腐”和“天真”
明代贪腐为何越治越贪：体制性的不治之症
明代贪腐为何越治越贪：体制性的不治之症虞云国2013-05-13 08:47:12 来源：东方早报 2013.05.10吴晗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明史》作为二十四史殿尾，晚明的故事让人想起杜牧的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明代算是农民造反坐龙庭的王朝，但贪贿之风似比其他朝代更为凶猛。
开国之初，明太祖也下决心惩治过贪腐，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不仅一律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楦草之刑。
府州县衙左侧的土地庙，就是剥贪官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官衙的公座两旁各挂一个塞满稻草的贪官人皮袋，让官员胆战心惊而清廉守法。
如此严刑峻法来反腐惩贪，也许是中国君主政权反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即便如此，在明太祖治下，贪贿仍未绝迹，“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连朱元璋也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还是明史专家吴晗说得深刻：“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
”总之，明代的贪腐，完全是体制性的不治之症。
吴晗曾统计入《明史·循吏传》的一百二十五人，从嘉靖帝即位到崇祯帝吊死的一百二十三年中，仅有五人;其余一百二十人都出在其前的一百五十三年。
这并非说，嘉靖以前政治清明，贪贿绝迹。
先看在宣宗、英宗两朝做了二十一年江南巡抚的周忱，曾被吴晗赞为“爱民的好官”，为能干点实事，他馈赠朝中达官，资送来往要员，出手从不吝惜;对手下胥吏中饱私囊，也眼开眼闭。
他指望以贿买来抵消做事的阻力，因而“屡招人言”，已折射出体制性贪腐的磁场引力。
循吏的年代分布，也从侧面证明：在专制王朝衰减律的加速度下，这种体制性贪腐，在嘉靖以后犹如癌细胞那样急遽扩散，严重恶化。
明人陈邦彦指出了这一趋势：“嘉(靖)、隆(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宦游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嗤斥之。
”嘉靖以前，士大夫官僚未必都“敦尚名节”，但至少仍知道羞耻，问及为官进账，还耻于启齿，尚未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吴晗《谈骨气》原文赏析
谈骨气吴晗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
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
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
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
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
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
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
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
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
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
以史为鉴,民主的斗士——吴晗
以史为鉴，民主的斗士——吴晗水利系韩晗这或许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机缘。
还记得初中课本中的《谈骨气》，第一次看到吴晗先生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名字中有着相同的字，又或者是被其中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文天祥正气歌的人格所打动，并不能很深的了解骨气一文，却在脑海中深深地记住了他，我在想，是什么样的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只是那个时候未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多一点点了解这位大家。
再次了解吴晗先生已是在清华园里，园子里边里有个“晗亭”，用来纪念这位优秀的清华学长，当年之所以在众多被迫害者中特别标榜这一位先烈，正是在于他满身透着的“书生气”，可用以激励当下，这是也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都要远远超过吴晗的梁启超先生，却在清华园里塑不了像立不了亭的原因。
但是刚入学的我思想之中的稚气未脱，我认真地查阅了资料，还是无法产生对政治的些许感觉，新的疑惑充满心中：却只是把他当成了中众多悲剧人物中的一个，不再试图了解他。
而现在，当我再次提笔去记录清华的百年人物时，第一个想起的仍然是吴晗先生，过去的种种涌入脑海，我已经略略读过《吴晗全集》，或许不是那么的发自内心，但是先生所带给我的感受却是让我发自内心的敬畏。
那么，就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绪，走进园子里外的吴晗。
园子里的吴晗1909年，吴晗出生在浙江义乌。
1930年8月，凭借80块钱的稿费北上求学。
从江浙水乡初到古都北平，他曾这样写到：一下火车，就被前门的城楼和城墙唬住了，那样高，那样厚！一进城，看到街道很直，街道两边的铺子，有的挂着各式各样的市招，和南方不一样，也觉得很新奇。
他曾想直接转学到北大历史系，但他考试成绩严重偏科，文史和英文都得满分，数学却考零分，尽管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很器重他，但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成绩为零分者不得录取，胡适也没有办法录取他。
次年，吴晗报考清华史学系，数学仍然是零分，文史和英文又是满分。
虽然清华与北大有同样的录取规定，但因为吴晗的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便破格录取了他。
忆父执吴晗二三事
忆父执吴晗二三事作者：袁鼎来源：《百年潮》2009年第09期吴晗先生和中国地学界有着不解之缘。
1930年8月,吴晗到了北平,经燕京大学文史系研究员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半年。
1931年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未能录取。
又考清华大学史学系,由胡适推荐,在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等人关照下,最后在史学系入学。
清华大学的史学系和地学系有着多方面联系,1937年2月和6月联合开会两次。
鉴于边疆问题的重要性,还成立边疆史地学会,推举时任地学系主任的家父袁复礼任主席,会员有40多位,吴晗就是其中之一。
据家母说,1940年,我3岁时吴晗就认识我。
在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当年一年级学生在此上课,家父分管理科,同学们多选修吴晗教的历史课。
叙永县城不大,吴晗和我家住得很近。
他当时要认养我当义子,家母没有同意。
吴晗还经常晚间请家父吃饭,灌得半醉。
在我有记忆之后,吴晗有时仍提起此事,继续和我家经常往来。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时,他多次到我家来借走石刀石斧,那是父亲在野外捡到的中石器时代的数件细石器,用来教学生和我学习辨认的,吴晗说拿去讲历史课。
等到我上了高中,他才领养了女儿吴小彦。
1949年冬季的一天晚上,在我家住的清华园照澜院10号,听到门外有小汽车响,随即有人敲门,接着便喊:“小鼎开门。
”我急忙开门,是吴晗来访。
他身后跟进一位老者,手上戴着白手套,我原以为是驾驶员。
老者进门就对我说要上厕所,于是我就带他去简易厕所。
回屋后,父母问我把客人领哪儿去了?我说到简易厕所去了。
父亲说:“他是领导广州起义的陈郁将军呀!”吴晗坐在沙发的一侧哈哈大笑。
之后,父母叫我赶快备茶以供他们谈公事。
当时燃料工业部为发展石油煤炭工业,陈郁部长急需人才,通过吴晗联系清华大学地学系,立即招生培养地质技术干部。
于是清华大学破例在1950年春季招考了30多人,1950年秋季又招考了30多人的秋季班。
燃料工业部为培养这两届学生投入了相当的经费。
论吴晗误把迷信当忠诚的悲剧命运
论吴晗误把迷信当忠诚的悲剧命运作者：谢文璇来源：《卷宗》2015年第09期摘要：吴晗（1909-1969）是著名的明史专家。
建国后，以学者的身份从政，历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吴晗是个悲剧性人物。
他的忠诚，使他陷入是非不分；他的身先士卒，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误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
忠诚的人犯了忠诚的错误。
他响应号召，七易其稿写《海瑞罢官》，终至获“罪”，惨遭凌辱，家破人亡。
学术文人陷入政坛误区，吴晗注定悲剧。
关键词：吴晗；海瑞罢官；政治；迷信1949年11月，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的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
途中当他听到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时，立即给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要求不当此职，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这不是吴晗在表示谦虚推辞，而是他的真实想法。
吴晗“他并不懂政治”。
回国后，在周恩来的劝慰下，吴晗成为了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
此后，吴晗便以学者身份从政，摇摆于科学史学与革命史学思潮二者之间。
身处于现实政治之中的他为了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高举政治史学的大旗，追随执政领袖们的言论，在追求史学经世致用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书生从政却不懂政治吴晗说到底是一位读书人，他一心向学，长期不问政治。
即使当了官，思维仍旧是读书人的思维。
可他哪知道，政治家和学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标准是不一样的。
政治家的标准是现实的得失和影响，而学者的标准主要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
原本只是学者的吴晗，被推到政治中心，便陷入了一个文人不该进去的误区，吴晗的悲剧终是避无可避，这就是读书人的宿命。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也不是毫无所知。
这只要看看他在《朱元璋传》里对朱元璋有计划整肃文人的一场政治游戏的描述，就可知道他的眼光不俗。
但文人往往在评论政治时头头是道，一旦陷入政治现实活动，难免要变得昏头昏脑、不知所措。
吴晗便是如此。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800字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在阅读《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被作者吴晗先生的深度和广度所吸引。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对大明王朝多个方面的全面评估和探讨。
通过本书，我对大明王朝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大明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七种面孔。
这些面孔包括了皇权的维系与动摇、王朝的优越与崩溃、世界的开放与封闭、精英的崛起与衰败、社会的秩序与动荡、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文化的开花与凋谢。
作者以此七种面孔作为线索，深入剖析了大明王朝的方方面面，让我对这个历史时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本书特别注重从简到繁、由浅入深地探讨大明王朝的各个方面。
在每一个面孔的探讨过程中，作者都先从历史背景、相关事件和人物入手，逐步深入到对于这些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和讨论。
这种深度和广度的写作方式，让我对于大明王朝的历史发展轨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我国历史的丰富内涵。
在阅读的过程中，作者多次提及了大明王朝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文化现象。
作者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让我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成就和局限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对于文化开花与凋谢这一面孔的探讨中，作者对明代的文化现象、艺术创作和思想传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让我对于大明王朝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通过阅读《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我对于大明王朝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更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多方面评估和探讨。
通过对大明王朝七种面孔的深入研究，我看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也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文化时代。
我希望能够通过作者的视角和思考，进一步探讨并理解这段历史，也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更深刻的感悟。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作者对于大明王朝的热爱和深刻理解。
通过他的视角和思考，我对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时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了更加灵活的理解。
吴晗的海瑞罢官写的什么内容
吴晗的海瑞罢官写的什么内容
吴晗的海瑞罢官写的内容是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除害，敢怒敢言，直到罢官。
海瑞当官期间勇斗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因为徐阶儿子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歌颂了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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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同志参照《明史·海瑞本传》及李卓吾《海瑞传》，用近一年时间，七易其稿，于1960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
该剧写出后很快由北京京剧团试演、彩排。
演员阵容强大，马连良饰主角海瑞，铜锤名净裘盛戎饰徐阶，周和桐饰戴凤翔，敦聘老旦名宿李多奎先生饰海瑞母亲谢氏。
看过剧本，吴晗好友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提议：本剧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除害，敢怒敢言，直到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
吴晗拊掌称妙，欣然提笔正式命剧名为《海瑞罢官》。
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
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6年第19期李辉一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
据有关文章记述，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
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
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
《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
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
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
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
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是出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政治表态的习惯？是一种潜在的忧虑，不愿意人们把自己宣扬海瑞与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
熟悉吴晗的人，都曾回忆到他如何满腔热忱投身于革命，如何在不同场合感激和钦佩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个伟人的伟大。
这样一个早就与老师胡适分道扬镳的学者，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一个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泽东的人，说他有意识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现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一个和吴晗共事过的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
他说在反右运动中，正是由于吴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的坚决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从而经受了20年的磨难。
他的回忆，他的评说，使我不得不相信，创作《海瑞罢官》时的吴晗，不可能像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有影射现实的意图。
是的，不可能。
吴晗已经习惯了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贯穿领袖的思想，他已经被公认为是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习惯于以领导者的身份发表着指导性的报告。
读他文革前的一些文章，我常有一种感觉，仿佛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着标准的制服，领扣扣得紧紧的，拿着秘书早就起草好的报告在不厌其烦地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