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理论对企业改革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企业改革理论对企业改革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中,每一个时间都形成了指导企业改革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对企业改革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主要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阶段;(2)1979年改革开放至1992年之间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3)1993年建立市场经济以来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企业是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物”的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本质理论决定了改革的方向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权利分配和调整。

建国以后,我国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与此相适应,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基层经济组织,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这就决定了企业变革只能依附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改革。

事实上,我国在1958年前后和1969年前后进行的两次企业改革尝试都是在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过程中进行的,是为了配合企业下放地方的需要而服务的。

这样的改革尝试根本不承认企业的独立性。

作为朦胧期的改革尝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改革方向不明,目标不明。

不仅如此,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理论还决定了企业制度理论是“一大二公”的产权制度理论和“统收统支”的经营制度理论。

这样的经营制度理论不承认企业自身的独立地位和利益,虽然也强调经济核算,但那仅仅是为了节约成本的需要,也只是为“统收统支”制度服务的。

政府
对企业统收统支、统购包销,企业的供产销完全依赖于政府。

在从建国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经济体制的变动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权利的分配和调整,虽然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了传统体制的缺陷和体制变动的局限性(特别是孙冶方指出了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但在当时的体制环境下,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央和地方间收权放权型的体制变动根本不触动国有企业自身。

(二)第二阶段:“大权小权论”和“要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相对独立论决定了改革只能在浅层次(即经营制度层次)上进行。

早在60年代初期,孙冶方同志就以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并从这个理论和思想出发,把经济决策权划分为应由国家掌握的“大权”和应由企业自行掌握的“小权”,他认为,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界线应是划分企业和国家职权的依据。

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乱。

属于简单再生产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这就是孙冶方同志著名的“大权小权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认识到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虽然“大权小权论”在关于划分国家与企业之间权限上有历史局限性,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架,但在60年代初的环境下孙冶方同志提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一正确论断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孙冶方同志对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艰难跨越。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良好的改革环境以及一大批经济学家理论研究的大力推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有了难得的进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正像孙冶方“大权小权论”是对传统企业理论的艰难跨越,承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则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艰难跨越。

孙冶方“大权小权”中关于企业与国家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思想得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确认:“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这一认识是对孙冶方企业理论的认可,二者之间一脉相承。

这种企业本质理论可以称之为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或者叫“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企业理论。

以上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本质理论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它开始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地位,开始承认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决定了这一时期企业改革由朦胧期进入探索期。

探索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特点是,企业改革在经营制度这个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模式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论毕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认识不彻底,它认为企业只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理论的局限性,决定了这
段时间改革的浅层次和过渡性。

(三)第三阶段:“企业本位论”、“现代企业制度论”和“要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的认识决定了这一时期改革进入突破期,深入到产权制度层次的制度创新。

早在80年代初期,就有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从企业独立性的角度对企业理论进行探索,其中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企业本位论”强调的是企业的“独立性”和“独立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相对独立”。

“企业本位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性,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企业本位论”还认为:企业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具有法人的身份。

在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推动下,对蒋一苇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企业本位论”思想,越来越多的人们取得了共识,而且企业理论在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企业的独立法人财产权也已经达成共识。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转换企业经营制度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这一认识得到党的十四大的肯定,十四大明确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时期的企业本质理论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与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与商品经济下的企业本质理论,也有着重大的历史进步。

其最大的进步就在于从“企业的相对独立”到“企业的独立性”,再到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与市场经济的企业本质理论相适应,改革的模式从过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式经营制度改革深入到“所有权、产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式产权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从探索阶段进入突破阶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本质理论不仅决定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和股份制的改革模式,而且也决定了企业制度理论的深化。

这一时期的企业制度理论已经认识到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认识到建立以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

同时,还明确了股份制与承包制之间的关系是产权制度与经营制度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要求从理论上给予回答和指导。

例如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问题、企业改革中的效率与公平选择问题等等。

关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问题。

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新争论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不要选择和在多大范围内选择市场化方向与如何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即:在可以进行市场化的经济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是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建立规范
的现代企业制度,把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造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还是停止企业产权改革,维持国有独资企业原来的内部产权状况,而只是改革企业外部竞争环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