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摘要: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

在现代化的竞赛跑道上，日本仍然走在我国前面。

日本现在的许多东西也引起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这样比较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异同，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该于现实有所裨益吧！正文: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

这是左宗棠奏设福州船厂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展情况的描写。

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发韧于洋务运动。

中国与日本乃一苇之隔，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两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国际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几乎是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土地上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却是那样不同，正如左宗棠说的，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

在日本明治维新的1868年至1893年的二十五年里，工厂企业由四百零五个（主要是手工业工场），增加到三千三百四十四个（绝大部分是近代企业）；铁路建有二千零三十九点六英里，还出现了“山阳”、“九州”、“北海道”、“关西”等四家私营大铁路公司；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到十一万零二百零五吨；银行有七百零三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中国洋务运动从1861至1895年的三十五年里，洋务派共办了近代军事工业19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29个（不包括以私营为主的官督商办企业），其中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还有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业，包括拥有轮船20多艘总吨位达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铁路建成的仅364公里。

1872年中国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至1894年，才办了一百多个。

在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比落后了很长一段距离。

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成功了，而洋务运动是失败了，我不这样看，明治维新是成功了，但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在中国平地上竖起上述那么多近代工厂企业，是空前的，就是成功之处。

至于说到这些企业“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终于大部分宣告停业和破产”，则不能责怪洋务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

正如一个人长到青少年夭折了，不能责怪他母亲失败流产一样。

但是，中日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差距是很大的，这是事实。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近代化伊始，中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造成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别：第一、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

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

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

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三井家族、坂本龙马、□泽荣一等官商大贾和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

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

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第二、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

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

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

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

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

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

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

在德川幕府之下的有三百个“大名”，即割剧一方的诸侯性的藩国。

多数“大名”直接依附于幕府将军，少数“大名”是较为独立的封建领主。

“大名”在自己的藩国里是全权的主宰者，掌握着司法权如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但“大名”本身却受幕府将军控制，如“大名”不服控制府，将军即可用各种借口，剥夺“大名”的权势，甚而使“大名”本身及其家族毁灭。

和“大名”之间存在随时可能外化为对抗的矛盾。

特别叫幕府将军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

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约300个，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可分三类：①“亲藩大名”，德川家族，可以从中推选将军的继承人；②“谱代大名”，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任要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③“外样大名”，他们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诸侯，只是因为德川将军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得不支持德川将军。

“外样大名”远离中央，在自己的藩国握有实权，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

他们中以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势力最大。

他们使德川将军不能睡落心觉。

德川将军采用各种手段防范和控制他们。

一方面，将军将他信得过的“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封地安置在“外洋大名”藩国的周围，以便监视和控制他们的活动。

另方面，又实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即就是“大名”必须每隔一年要随带家属和随从人员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之后要回自己领地时，又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

但是，这种企图限制和削弱“大名”势力的制度，是更大的恶化了将军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

“外样大名”为了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便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这些藩国里自然经济的解体进行得相当迅速。

长州、萨摩等藩国在形势迫使下不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以“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为口号的藩政改革。

在“幕政改革”失败之时，这些藩的“藩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

这样德川幕府由优势转入劣势，而与幕府对立的藩国则由劣势转入优势。

而且，随着藩政改革的胜利，这些藩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轨道，因而使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有了新的内容和性质，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的内容和性质。

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同腐朽的封建领主统治的代表德川幕府不相容，同时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犯也不能容忍。

德川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从而在同诸藩的斗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而反幕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借用天皇的权威。

另方面又高举起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壤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

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德川幕府架空天皇，夺了天皇的权，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长期的皇权旁落的状况，疏远了皇权与封建统治制度的联系。

天皇不仅不是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而且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性的力量。

德川幕府在长时期内未能使藩国完全失去独立性，“大名”在自己藩国的实权和对德川幕府的某种独立性，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

这样，地方诸侯不仅不是拱卫中央的力量，反而可以利用他具有的某种独立性，运用自己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

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

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

各地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长官只有尽走卒的责任，而无半点独立的权利。

这样，在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也无地方独立力量可充当有力的领导和支柱。

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

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

清朝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是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

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

全国军政大权全为满员掌握。

曾国藩由于屠杀太平军有功，得到清廷的青睐，是被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

汉人掌大权，不仅满人担心，就连一些软骨的汉人也认为不可。

汉军机祁□藻向咸丰帝献媚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

咸丰帝经这一提醒，从此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和春等满族将领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王朝。

满清统治者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化运动终于发生了，而且延续了几十年，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虽然还强大，但已开始衰弱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里很深刻地指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

在外国大炮的轰击之下，随着天朝的声威，扫地以尽，皇帝的权威也被动摇了。

皇帝周围的大官，贵族，沉醉于鸦片酒色和忙于聚敛私财，腐化不堪。

咸丰帝大骂群臣说：“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

但骂也无济于事。

于是，在太平军等起义力量的严重打击之下，满清统治集团惊惶失措之时，满清统治的权力结构便开始出现地方军官分权和清政权逐渐向汉族转移的趋势。

那些首先获得部分兵权的地方军官便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势，在清廷腐败无能不得不容许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些主张。

洋务运动就是作为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衰败和地方汉族军官获得某些兵权的标志和产物而出现的。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的这种改变极其有限；中国洋务运动就不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天皇、外样大名和维新势力联合冲击封建统治者的情况，因而致使洋务运动就不可能获得象明日维新那种巨大的胜利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