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_熊吕茂
曾国藩军事思想述评
曾国藩军事思想述评曾国藩军事思想述评摘要：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
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
但他有一位锐意进取的封建开明地主。
他开创了一种新式军队；以身作则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购买国外先进设备，创办近代工业，与中国现代工业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设置翻译馆，培养新式人才；这都是他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
尤其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发挥的军事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军队的创建及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因素。
关键词：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建军思想战略战术思想一、《曾国藩评传》其书《曾国藩评传》（梁绍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
在著作中，梁绍辉先生对曾国藩的生平、发迹的重要历史事件、思想特色进行了精准的阐述。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集中评述了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包括举业时期、京官时期、镇压农军前期、镇压农军后期、高官晚期（上）和高官晚期（下）6个章节。
这一部分作者主要论述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中的主要军事活动、仕途升迁。
一个特殊事例是作者详细记述了承办天津教案这一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出满清王朝在列强入侵下惨淡经营的惨状。
下篇集中评述了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包括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上）、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下）、曾国藩的考据之学、曾国藩的词章之学、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上——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下——曾国藩的人才战略）6个章节。
这一部分是曾国藩思想的集中阐释，也是著作的主体。
但两部分又不是割裂的。
下篇的思想全部渗透在上篇的活动中；上篇的活动又是思想的全部显现，两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很久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就褒贬不一。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专列《所谓“同治中兴”和“同治维新”的中心人物——曾国藩》一章，指出：“曾国藩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
曾国藩的文学成就
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言指著书立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
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包括奏稿、日记、诗文、书信、批牍、读书录，计约一千五百万字。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应是“足本”，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也是评论其文学成就的可靠资料。
人们多从政治、军事、洋务等方面研究曾国藩，而对他的文学研究很少。
曾国藩是晚清诗文大家，为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分支湘乡派的领袖，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对近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具体如下：一，在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立湘乡派。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在宣扬推崇姚鼐时﹐也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加以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
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主张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扩展了局面。
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史﹑子﹑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
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
其道相资﹐不可偏废。
”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
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
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
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从此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他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二，阐明文学规律，丰富作文理论。
五四运动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青春岁月的开端。
郭圣福于1991年第6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南昌一、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起义为完整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以及席书涛于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近年来学者们的1992年第1期《学术交流》发表《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不断深入研究，不仅有其根本原因，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点》，都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新民主主义革命刻的探讨。
以下将主要观点归纳为：开端的起点是南昌起义。
其理由是：五四运动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一种观点是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运动的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黑暗统治而造成的严重民族领导者；五四运动本身不具革命性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危机，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时，由于党的力量十分弱小，未能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第二种观点是谢渝在1991年第4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者，党当时主要的革命方针政策是“国民革命”。
而南昌起义是表的《社会心理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文中指出，关于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民主爆发的传统解释，他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新的分析，认革命领导权，成为民主革命主要力量的标志，因而，只有南昌起为五四运动的发生，离不开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正是甲午战争义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或者说，南昌起义是完整意义上以后民族意识的急剧发展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三种观点是留日学生爱国斗争的影响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又一原因。
留日学生归国于1918年5月发起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四、五四运动时期的人物研究的斗争，在广大学生中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怒潮，成为五四五四时期的人物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学者们运动的预演，并且留日学生在此后的运动中起了排头兵的作用。
不光注重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的研究，而且还有关于这一时学界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就留日学生爱国斗争进行了研究。
曾国藩文学研究综述
曾国藩文学研究综述周圣煌（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赣州341000）摘要：曾国藩散文师承桐城，却又不乏创新。
曾氏以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为湘乡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曾国藩；文论；古文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11）05-0103-02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湘乡派的领军人物———曾国藩的研究是比较全面深入的，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1整体研究状况在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1]上，有10余篇论文对曾氏文学的文论、诗论、美学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但对曾氏古文理论与桐城派的关系和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论者多有分歧；本次学术研讨会存在重文论轻诗论，重文学理论轻文学实践的问题，对《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的评估以及对湘乡派和宋诗运动的探讨涉及甚少。
[2] 2006年，张静在《曾国藩文学研究》的第四章专门论述了曾氏散文创作的背景、成就、影响，第六章专门论述了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资料翔实，论述完备。
2006年，苏州大学胡影怡撰写了题为《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
论文分三章，其中湖湘文化与曾国藩之关系部分比较有新意，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
作者认为湖湘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经世致用”为治学著文之重心；第二，文风硬朗，气象峥嵘；第三，兼收并蓄，吐故纳新。
2007年，安微师大汪磊从批评史角度撰写了《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论文分上下篇，论文以咸丰二年为界，将其文学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论文从社会文艺思潮、义理心性之学为核心的哲学观、古文理论等方面对曾氏文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篇第四节，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从创作军歌、戏曲小说等方面研究了“曾国藩的俗文学观”。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复旦大学翔云发表《曾国藩文学研究意义之探析》一文。
文章回顾了曾国藩研究从重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到重文学研究的历程，给出了比较明朗的线索，可资参考。
曾国藩研究综述
曾国藩研究综述（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康玥琪学号：1043409019）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对于这个对中国有着巨大贡献同时影响着晚清政局变化的历史人物，重温他的重要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外交；学术；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
如果对这个人物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想，也许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有有价值的结论。
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
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曾国藩( 1 8 1 1一1 8 7 2 ) , 字伯洲, 号涤生, 湖南湘仑( 今属双峰具) 人。
有关曾国藩总体评价问题，仍然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物。
徐泰来坚持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1]由于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起了历史作用，即“他所做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从而，“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以笔者之管见，应予肯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他是一个“过大于功”的人物。
曾国藩一生干了几件事，“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有大罪；晚年办理天津教案，恐洋媚外，草菅人命，有罪；倡导洋务⋯⋯有功。
功罪不能相抵，但可以相比。
比较下来，曾国藩罪大于功，铁案铸成，他是历史的罪人。
”王汉新认为：“曾国藩的言行，表明他实质上是一个信奉唯心主义理学，充当帝国主义、清王朝的走狗，极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人。
”[2]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时空, 而且内容不同、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与事件是无法借用数学座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 无法通过加减计算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
评价曾国藩（全文5篇）
评价曾国藩（全文5篇）第一篇：评价曾国藩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
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
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
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曾国藩家书》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曾国藩家书》相关研究文献综述摘要：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生在晚清政治沧海中浮沉,其教育思想如沧海遗珠,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千千万传世文字中的精要部分,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教育思想。
本文旨在对研究《曾国藩家书》的文献进行总结梳理，梳理历年来对《曾国藩家书》研究的脉络。
一、国内研究现状（一）、对曾国藩的个人研究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的人生充满颠簸坎坷。
曾国藩六十余的生涯中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当时的清王朝已经衰落，朝廷腐败、官吏贪污、经济落后、民生疾苦、外交软弱、内忧外患……尤其是军队的治理，军队建设松散，缺乏军纪，八旗军以松散游手好闲文明，早已丧失了早清“马背上打天下”的威武雄风。
绿营操练兵马废弃，聚众赌博，以吸食鸦片为乐，就当时的军队状况而言，已经毫无战斗力。
对曾国藩的个人研究主要是基于曾国藩以理治学的方法和为人处世之道，以及曾国藩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曾文正公全集》是研究曾国藩个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基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结合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的喜好来对曾国藩的著作进行梳理和总结，发表个人观点。
（二）、《曾国藩家书》的教育思想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最为经典的研究是章继光的《曾国藩思想的简论》，从曾国藩的生平以及思想渊源，理学和经世之学，洋务思想和运动，个人文学、伦理思想等各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本质目的是维护封建礼治。
曾国藩深受传统儒学的影响，在他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都有儒学的体现。
在古代，在封建阶级的统治下，统治人民的时候一般都将“德”和“法”结合，同时运用德和法，从而有力的维护封建统治。
其中，“德治”，也就是儒家所说的“礼治”处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地位，三纲五常是压抑人民的思想的工具，被教化的人民自觉地顺从统治，为朝廷卖命出力。
孔子认为用“礼”才能使民顺从。
朱熹的理学则更重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维护封建统治应以德、礼为本，以法为末，德治、法治结合，从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曾国藩家书》及其“行气”说研究综述
《曾国藩家书》及其“行气”说研究综述作者：贺娇娇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9期摘要：曾国藩是桐城派式危后的文章巨子，《曾国藩家书》具有丰富的文章学理论价值，“行气”一说含蕴尤为深广。
“气”这一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先秦时集中于哲学领域，魏晋时始出现于文学批评领域，继而发展拓沈于唐宋，及清而达于极盛。
“桐城中兴之明主”曾国藩在继承桐城派前贤的基础上对“气”进行创新和发展，提出“行气”说，其对“气”的阐释主要表现在养气论、创作论和风格论三方面。
学界目前对于《曾国藩家书》的研究集中于其家庭教育与家庭伦理思想、文章学等方面，偶尔涉及书法、修身、养生等内容的研究，对于《曾国藩家书》的“行气”说的研究尚显薄弱。
关键词：“气”；《曾国藩家书》；“行气”“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
这一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最早集中在哲学领域。
在文学领域的出现，始于魏晋，拓于唐宋而盛于清代，且“气”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魏晋时期，论者主要是从作家的气质、才性出发，去探讨文气与创作的关系，代表人物是曹丕和刘勰。
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这里的“气”在作者方面，是指气质个性，行诸作品，指作品的风格。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 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页]，这里的“气”是作家内在的气质。
唐宋时期，论者主要从作家器识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探讨文气与作品的关系。
代表人物是韩愈和苏辙。
韩愈提出“气盛言宜”说，他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对于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认为“气”重在后天的“养”。
宋代的苏辙强调生活实践对养气的作用，他主张通过一种完满充沛、强而有力的生命体验陶冶性灵，激发志趣。
明清以来，文论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气”来阐述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和鉴赏，其中论述最为集中的是桐城派。
方苞以“气体”严格限制古文的文辞，刘大櫆提出“神气音节”说论述古文创作和鉴赏，姚鼐以“阳刚阴柔之气”探讨诗文风格，都是着眼于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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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熊吕茂,肖高华(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
他的思想主要涵盖军事、外交、法律、理学、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今天我们重温他的这些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儒家文化;中国近代化中图分类号:K 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4)01-0058-04A Summary of R ecent on Zeng G uofanXIONG L ü-mao , XIAO Gao -hua(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Central S 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 :Z eng G uofan is an outstanding politician ,militarist and diplomat in the m odern history of China and a prominent thinker of Chi 2na ’s C on fucian culture and the founder of Y ang wu m ovemen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Z eng G uofan ’s thinking about the army ,diplomacy ,law ,philos ophical thinking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I t has very im portant realis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ese nation to review Z eng ’s thoughts.K ey w ords :Z eng G uofan ;C on fucian culture ;China ’s m odernization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
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
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
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
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
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
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
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
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
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
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
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
所谓“勤以治事”,就①收稿日期:2003-10-07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资助课题“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南教育现代化研究”(X J K 01BZ 006)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熊吕茂(1950-),男,湖南湘乡人,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
2004年1月第29卷第1期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S 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04V ol.29N o.1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
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
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
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
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
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
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
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
(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妥协投降”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
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二,“汉奸卖国”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
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第三,“阶段”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
第四,“务实”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第六,“爱国”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
(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
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
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
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
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
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
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
(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
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反动落后”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
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
第二,“抵御外侮”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
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
第三,“内外并重”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
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
第四,“内重外轻”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