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生态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生态现代化
作者：杨秀萍
来源：《前线》2015年第08期
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利耦合，是反思工业文明生态弊端的理论回应，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中国生态现代化，既要遵循世界生态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又必须适合中国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生态现代化相辅相成、互动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理论诉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生态现代化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容。

生态环境问题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理论诉求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严重程度及表现形态也有所不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诉求的迫切程度也存在差异。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粗放的增长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赤字逐渐扩大。

现实要求我们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寻求理论智慧以破解生态难题。

随着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生态环境形势愈发严峻：环境污染恶化由点向面、由轻到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质量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承受力的关系并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成为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成为我们党自觉的理论思考。

进入21世纪，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态势，进一步表明，我国资源环境难以支撑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更严重的是，资源环境问题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

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中打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对此，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有了更加自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生态考量。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以恢复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生态问题尚处于边缘地位。

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物质匮乏，我们党要恢复国民经济必须节约资源、勤俭建国。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他强调：“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应该说，节约资源的生态思想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下作出的必然选择，对有限资源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若干生态思想并进行现代化的生态修正。

这一阶段生态保护思想的核心是“发展经济，保护生态”，强调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尊重自然，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经济。

自然观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发展观的理性回归，成为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最初哲学基础。

在邓小平生态思想指导下，我国开始第一次现代化的生态修正，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效果，为生态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做好前期准备。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立足子孙后代的长远角度出发，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

“可持续发展”既是对世界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中国传统工业模式的理论反思。

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都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发展。

在此理论指导下，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正式启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继续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时俱进，高瞻远瞩，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构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方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一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首先，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

其次，实现和谐生态关乎公平与民生。

习近平同志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最后，制度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

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其中，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生态现代化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指导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一个历史进程。

尽管改革开放前的生态实践带有萌芽性质，但毕竟迈出了生态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污染；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通过环保文件，环境保护开始法律化；成立环保机构，奠定生态现代化建设的组织
基础；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生态保护措施逐步建成。

通过这一时期的生态实践，我们党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加强，并从机构设置、政策制定、法律约束等方面对环境问题给予一定的重视和关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生态思想的进一步培育提供了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生态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生态修正，取得很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中国环保法律体系，奠定了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法制基础；健全了各级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加强了生态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基础；生态现代化建设初见成效。

在实践中，新的生态思想不断孕育产生：从单纯的保护环境、美化家园转变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从孤立地发展经济、节约资源和治理污染转变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

说明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提供了更加丰厚的理论滋养。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生态建设从相对被动的“应急反应型”向积极主动的“预防创新型”转变，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正式启动，并取得重大成就：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控制，资源保护和管理不断加强，环境生态建设步伐加快。

随着生态建设的广泛开展，生态现代化理论也随着实践的深入而日渐丰富：新型工业化以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科教兴国为生态现代化树立技术支撑；可持续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生。

这一时期，我们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但曾使用过“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等相关概念，“生态文明”概念呼之欲出。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完善环保组织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环境建设成绩突出，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

无论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还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发展方式；无论是“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布局，还是“两型”社会的理想构建，都体现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当然，生态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自觉，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依托、彼此契合、共同发展。

生态现代化实践永无止境，对生态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永无止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责任编辑：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