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最苦闷的大明少保

戚继光：最苦闷的大明少保文丨石磊编辑丨子愚世人提及“戚家军”，皆谓国之劲旅，提到“戚家军”的统帅戚继光，皆谓国之名将，其在东南沿海抗倭十余载，使得海晏清平，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后又在北方抗击鞑靼内犯十六年，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促进了蒙汉两族的和平交往，史称其“更历南北，并著声”。

戚继光凭借骄人的战功，官拜少保，位列一品，地位尊崇，名动天下。

但在他风光无限的表象下，隐藏的却是一颗落寞的内心。

时人只看到戚继光的耀眼业绩，却并不了解他的苦闷人生。

入仕逢倭乱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生于将门之后。

他的祖父戚宣和父亲戚景通，都是大明的中层军官，有一定的名气。

戚继光幼时家贫，但自小习武，武技超群，同时有志向，热爱读书，通经史大义。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贫穷的戚继光有幸承袭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步入大明官场，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不过戚继光的运气有点背，刚刚步入仕途，就遇上规模浩大的倭寇之乱。

因日本南北朝分裂而产生了大批失势的贵族、战败的武士、破产的农民、经商的浪人，这些人趁着元明易代，结成武装团伙，大规模地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正统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营务废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北起山东，南到福建，东南沿海到处受到倭寇的劫掠。

闽、浙一带的海商大贾，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这些走私集团与倭寇相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推荐，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的军务和屯田事宜，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

面对着故乡的大好河山，戚继光写出了“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这样秀丽的诗句，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肩上担负的抗倭责任，以“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来警醒自己。

戚继光当官了，但是却是个乱世的小官，面对着倭寇的入侵，戚继光的内心思绪万千，汹涌起伏。

抗敌无精兵由于嘉靖帝迷信道教，一味在西郊玄修，不理朝政，同时江南地区作为大明的心腹之地，一直比较风平浪静，官兵们守卫松懈，使得一股仅数千人规模的倭寇居然一路烧杀劫掠到南京城下。

南京可是大明的陪都，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嘉靖震怒，下旨派大军会剿江南倭寇。

于是戚继光也率军从山东入援南直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

不久，戚继光就开始了与倭寇的第一次恶战。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督军入援，未接战，倭寇已退走。

而后，大海盗汪直的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合兵围攻，但进攻不利，受到朝廷的申斥。

朝廷还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他们戴罪杀敌。

之所以进攻不利，主要原因在于江浙卫所的士兵有问题。

戚继光的卫所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绍兴兵和处州兵。

这两个地方的士兵很有特点：绍兴兵，听命令，不怕吃苦，善做苦力，安营扎寨、修城挖壕从不叫苦叫累。

缺点是仅成军容，怯于力战，一遇敌人冲锋，就会奔逃溃散。

处州兵，作战勇猛，擅长冲锋陷阵，但是喜欢和统帅谈条件，每次战前都要详细了解对手和人数，而后进行内部沟通，决定是否接战。

若认为可以打，就开打，若认为不好打，不管统帅下什么命令，都坚决不打。

这次岑港战役一开始没有进展，很大的原因就是戚继光没有彻底了解部下的作战特点和风俗习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卫所士兵的战斗力。

进攻岑港战斗开始后，戚继光先指挥处州兵冲锋，处州兵勇猛无畏，接战的倭寇抵挡不住，纷纷后退，但是处州兵害怕有埋伏，不肯追击。

戚继光为了扩大战果，下令服从命令的绍兴兵追击，结果中了倭寇的诱敌深入之计，倭寇伏兵一出，发动合围，绍兴兵立即溃散奔逃，止都止不住，连戚继光自己都差点被倭寇俘虏。

岑港之战使戚继光认识到，卫所兵良莠不齐，难堪大任，要真正剿灭倭寇，需要招募一批新兵，一批既作战勇猛又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军，而绍兴和处州这两个地方的人，不在招募之列。

可是从哪里去招募能征善战的士兵呢？戚继光的心里没有底气，有的只有无尽的忧愁，“边愁频入眼，俯仰愧心期。

”对边患的不尽忧愁，或许是戚继光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募兵乏粮饷不久，岑港的倭寇准备驾船夜逃，戚继光等人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

倭寇余党向闽南逃窜，趁台州防守松懈，在台州地界烧杀抢掠。

给事中罗嘉宾据此弹劾戚继光久战无功，且有纵敌通倭的嫌疑。

但戚继光因在最后关头灭了岑港倭寇而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之后，戚继光继续考虑招募一支新军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戚继光的防地金华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械斗事件，知府也檄文请当地驻军配合解决。

事情起因是有人在义乌与永康交界的地区发现了一座铅锌矿，因为铅锌矿属于伴生矿，里面会夹杂一定的锡、锰和银，再加上铅锌与银的颜色接近，老百姓也很难辨认，于是乎以讹传讹，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说当地发现了一个特大的银矿。

为了争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银矿，义乌与永康两县的农民，各聚集了三四千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锄头、耙子、铁锨等农具和菜刀、铲子、铁锅等厨具，以及木棍、石头、拳头、牙齿等可以攻击对方的一切“工具”，纷纷隆重登场，甚至各村的女人和小孩也参与了。

持续十余日的斗争，死伤数百人，而前去劝阻的地方衙役们慑于双方的好勇斗狠而不敢介入。

这事情被戚继光知道后，灵光乍现，宛如久旱之地碰见了盖顶的乌云，终于有了招兵的地界了，于是联合当地知府，一起向朝廷上奏：请于金华、义乌等地招募新军，以御倭寇。

嘉靖帝下旨照准。

征兵的檄文发出后，当地的穷苦百姓们纷纷响应，应募者云集，但戚继光只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取了三千人。

旧传戚将军选兵一要虎背熊腰，体格强健；二要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三要老实木讷，未服兵役……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戚继光的新军以三千人为限，而没有扩大规模，最根本的原因是缺钱！因为募兵完全是职业部队，而不像卫所军还需要承担繁重的屯田和军将役使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丰厚得多，比民壮（指地方武装）也多。

根据戚继光后来写的《纪效新书》卷四记载：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月米1石，而民壮仅6钱。

且募兵没有卫所军所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东征西讨，机动作战。

募兵摆脱了卫所军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兵。

但是募兵制要想顺利推行下去的关键是军饷的稳定，因为募兵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没有卫所军的免税政策，他们参军就是为了生计。

但募兵的饷银和军粮比卫所兵高出一倍甚至数倍，使得朝廷财政负担异常沉重。

嘉靖时期，北方遭受蒙古鞑靼部的长期劫掠，国库空虚，政府拿不出钱，只能要求南方领兵将帅自筹粮饷。

如何自筹呢？一是将兵饷摊派到田亩之中，二是向寺庙道观征税，三是要求需要服徭役的商民人等“提编”，即提前1年或数年服徭役，若不想服徭役，那就出钱免役。

但无论哪种，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可以说，戚继光只招募三千名新军，并不是兵源有问题，主要还是没钱，军饷没有着落。

功成同僚妒戚继光在备战抗击倭寇时，发现卫所军操练不勤、兵不习战，与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

于是戚继光决心严格训练新招募的士兵，同时结合浙闽沿海地形多山陵、遍沼泽，道路崎岖，大部队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创造了一种俗称“鸳鸯阵”的战斗队形。

这种阵型以十二人为一个作战单位，士兵手持长牌、藤牌、腰刀、标枪、狼筅、长枪、短刀等各式兵器互助，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阵型，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且攻防兼备，正好克制住倭寇的战场优势。

此外，戚继光针对倭寇多配备葡萄牙火绳枪，火力凶猛的特点，也极为重视火器的运用，鸟铳、佛郎机和虎遵炮都成为戚家军的制式装备，只是受限于财力，火器的配备比例在全军仅占三成，而未达到最初设想的五成。

即便如此，在戚继光的精心训练下，这支新军依旧成为一支精锐部队，磨刀霍霍，准备痛歼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

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挥军掩杀，倭寇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

而圻头倭寇赶来支援，合力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寿宁、政和、宁德、玄钟等地陷落，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告急，于是浙直总督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

戚继光率部到达后，仔细分析敌情，认为应该首先攻克倭寇重兵把守的横屿岛，只要攻下横屿，其余的倭寇据点便可次递拔除。

但横屿岛地势险要，三面环海，仅一面与陆地相通，且布满淤泥，难以通行，先前明军数次进攻，皆被倭寇击退。

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拿一束稻草一边填壕一边前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

而后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

经过连番苦战，戚家军连破倭寇营地六十余处，斩敌无数。

戚将军曾对人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正是对此段战斗经历的真实写照，此后经兴化之战、仙游之战，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明军全歼，朝廷任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代替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

当时，福建会剿倭寇的主力明军共有三支，分别是福建总兵俞大猷部、广东总兵刘显部、浙江参将戚继光部，俞大猷老将务实持重，戚继光则意气风发，屡摧大寇，名声逐渐在大猷之上。

刘显有将略，膂力绝伦，骁勇异常，但他不守法度，经常被言官弹劾。

倭乱平定有三人之功，但戚继光从参将升成总兵，而俞大猷和刘显却因故遭到朝廷斥责，或罢官，或贬秩，所以当时很多人说戚继光是给朝廷重臣张居正送了大礼，才让朝廷重任戚继光而抑制俞大猷和刘显，也因此导致俞大猷部和刘显部的众将士，对戚继光极为不满，《明史》中也有相关文字称，戚继光操行不佳，不及俞大猷。

戚继光曾作诗明志“封侯非吾意，惟愿海疆平！”北调陷党争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以御蒙古。

但朝议后，决定只调戚继光北上。

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

当时佥都御史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

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让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的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

同时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将蓟州总兵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

又因为之前破倭首吴平有功，进封戚为右都督。

戚继光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从福建总兵官，调任神机营副将，又改任蓟州总兵官，表面看来是平调，其实是变相的升迁。

因为自英宗正统之后，朝官多以内调为荣，外迁为耻，蓟州总兵官虽然品秩与福建总兵官相同，但是扼京师门户，处天子脚下，离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要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