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1)

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02期作者：张金龙429年，北魏大军深入漠北腹地给柔然汗国以沉重打击，柔然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双方一直所持敌对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北史·蠕蠕传》谓“太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分裂半个世纪的北中国重又出现统一局面。

北魏采取以功为守的战略，发动了数次对柔然的主动功击，防止其进犯漠南而影响北境稳定①。

终太武帝一代，北魏与柔然征战关系的格局虽然并未改变，但随着北魏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缓和的趋势开始上升，双方敌对关系缓慢解冻，和平通使的次数逐渐增加，而征战则越来越少。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北魏北边防务也在前期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着调整，突出的特点是防守代替进攻而成为防务政策的主导思想。

这样，北镇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太安四年（458）十月，北魏文成帝北巡，欲伐柔然，“以寒雪方降，议还”。

侍中、太尉尉眷谏曰：“今动大众以威北敌，去都不远而便旋驾，虏必疑我有内难。

虽方寒雪，兵人劳苦，以经略大体，宜便前进。

”（《魏书·尉眷传》，下“《魏书》”二字皆略。

）这一主张被采纳，于是魏军“骑十万，车十五万辆，旌旗千里，遂渡大漠”②。

柔然处可汗吐贺真率部远遁，其莫弗乌朱贺颓以数千落降魏，乃“刊石记功而还”。

除这次较大规模的征伐外，在太武帝大举征伐后一二十年间，北魏与柔然之间很少有战事发生，双方敌对关系有所缓解。

和平五年（464），柔然处可汗病故，其子予成即位（受罗部真可汗），建元永康。

年号的建立，是继柔然部落联盟酋长自称可汙以后柔然汗国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反映出它和北魏交往关系的发展而受到中原王朝文化的冲击已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对柔然汗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接着，予成率部众南犯魏境，为北镇游军所败。

当时北魏为防止柔然寇掠，在北镇地区派兵镇守，沿边巡逻。

予成所率部众为北镇游军击败的事实说明，这时柔然的力量已较过去大为衰退，对北魏的威胁也在减弱。

皇兴三年（469），柔然两次遣使到平城“贡献”（《显祖纪》），在友好行动的背后掩盖着侦察形势的意图。

次年，予成率众入侵边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进犯，北魏朝廷予以高度重视。

献文帝引见群臣商议对策。

尚书右仆射拓跋目辰说：“若车驾亲征，京师危惧，不如持重固守。

虏悬军深入，运粮无继，不久自退，遣将追击，破之必矣。

”给事中张白泽则提议舆驾亲征，“岂可坐而纵敌”（《通鉴》卷132），这一主张为文献帝所接受。

以殿中尚书吕“罗汉与（尚书）右仆射元目振（辰）都督中外诸军事”（《吕罗汉传》）“掌留台事”（《通鉴》卷132）；同时以陆“馥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粮，一委处分”（《陆馥传》）。

献文帝与诸将北征：京兆王子推、东阳公拓跋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济南公罗乌拔督诸军为中道（献文帝为统帅）前锋，陇西公源贺督诸军为后继（《蠕蠕传》，参各本传）。

参加这次征战的将领还有毛猛虎，拓跋平原等人（参见《魏书》本传）。

诸道魏军会合于女水（此役后改名武川，在今呼和浩特市西）之滨，献文帝亲誓众，诏诸将曰：“用兵在奇不在众也。

卿等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

”乃以轻骑惑敌而击之，柔然部众溃退，乘胜“逐北三千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

柔然的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故在秋冬季节漠北高原天气严寒难以牧畜时便经常徙居漠南游牧，自觉不自觉地对北魏北部边境造成危害。

加上奴隶制游牧民族所特有的掠夺性生产方式，它便在放牧时乘机寇抄魏边，影响边地安宁。

为此，北魏每年在秋冬季节加强对北边的防守，《魏书·源贺传》：“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屯于漠南”），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

”这表明北魏北边防务政策已由主动进攻转变为以防守为主，它是北魏全国统一以后加强对内控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又反映出北魏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倾向。

这种办法比起柔然寇边然后进行还击来说，已是一大进步，但毕竟还存在着严重缺陷。

源贺认为它“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上表说：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身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

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

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

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

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

又于白道（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北）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

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恒有北顾之虑也③。

源贺的建议是在深刻分析北魏与柔然双方冲突特征及北魏防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

如据此议，北魏北边可建立一支稳定的防务力量，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卫体系。

春夏正是北镇地区生产季节，此时柔然正在漠北温暖的气候条件下游牧，为北魏防卫士兵进行耕作生产创造了安定环境；秋冬农闲季节，柔然为躲避高寒气候侵袭而南移，北魏此时正好讲武御敌，有足够的积储作为抗击柔然侵犯的后盾。

但是这一具体周备颇有实施价值的计划却未能受到统治当局的重视，“事寝不报”。

源贺上表正值献文帝末年，拓跋弘在数年前传位太子宏，仍以太上皇身份决策国政，太上皇与太皇太后冯氏的矛盾越来越大。

源贺上表没有任何处理结果，或许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激烈而无暇他顾的缘故。

比起北魏正在实施的防务政策，源贺的计划更为积极，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防守措施：耕战兼行，屯田自给，戍边卫镇。

这一措施未能实施，表明北魏王朝尚不具备全面防守北边的能力。

孝文帝太和初年，遣军秋冬屯守漠南之策并未改变。

《魏书·源怀传》：孝文帝初年，为征南将军，“寻为持节，督诸军屯于漠南”；《元平原传》：太和时，“每岁率诸军屯于漠南，以备蠕蠕”。

延兴二年（472），太上皇曾经两次率兵还击柔然的进犯：二月，追击南侵之柔然部众至石碛，“不及而还”；十月，柔然部众南侵至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拓跋弘率军欲渡漠追击，“蠕蠕闻军至，大惧，北走数千里。

以穷寇远遁，不可追，乃止”。

（《高祖纪上》）。

与此同时，柔然在西北地区对北魏进行寇掠，严重威胁着魏廷对西北边地的控制。

北魏在消灭北凉后不久，便在敦煌设镇④，加强对河西的控制，并开始经略西域。

这就危及原控制河西北边地区和西域的柔然汗国的利益，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

延兴年间，柔然曾数次进攻北魏敦煌，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南）等边镇，为守将尉多侯，乐洛生、薛奴等击败⑤。

北魏朝廷对西北局势非常关注，“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

群官会议，佥以为然”。

给事中韩秀不同意移镇主张，他说：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

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

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K22D309.jpg}路。

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

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

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

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

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

（《韩秀传》）北魏朝廷采纳了韩秀之议而未移徙敦煌镇。

其时敦煌设镇已逾三十年，它是北魏最西边的一个军镇，其主要职责是控扼河西门户，并负责经略西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如果将敦煌镇移就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就意味着北魏迫于柔然威慑而主动放弃了河西西部地区，其后果将不仅是失去了对西域的部分控制权，而且也为柔然打开了通往关右的门户。

很显然，这种战略上的退却无疑会使西北边地蒙受极大损失，是缺乏全局观点的短浅之见。

北魏朝廷接受韩秀建议维护郭煌镇驻地的决策是正确的选择。

其后不久，裴修出任张掖子都大将，“张掖境接胡夷，前后数致寇掠，脩明设烽候，以方略御之。

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裴修传》）。

张掖所遭受的寇掠来自其北面的柔然，柔然可汗庭即在张掖正北⑥；虽然路途遥远，但大漠地区柔然骑兵可长驱南下，其活动范围可达张掖附近，从而造成严重破坏。

即使如此，北魏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河西地区。

北魏加强北边防御而减少攻战，适应了它与柔然关系趋于缓和的客观形势。

延兴五年（475），柔然可汗予成“求通婚娉”，魏廷未予同意，故“终显祖世，更不求婚”。

联姻虽未实现，但双方通使关系却日益频繁，见于史书记载的主要是柔然通使北魏。

延兴六年（承明元年，476）有四次，直至太和六年（482），几乎每年都有柔然使者到北魏京师平城“贡献”（《高祖纪上》）。

南朝曾经派使者经河南道去柔然，欲相互联络以夹攻北魏⑦。

由于双方之间路途遥远，使者通行困难重重，信息难以及时勾通，所以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太和三年（479）十一月，北魏派遣假梁王拓拔嘉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拓跋琛出广陵，河东公薛虎子出寿春，进攻南齐（《高祖纪上》，参各本传）。

就在其后不久，柔然可汗予成率十余万骑南寇魏边，至塞而还。

或许这就是前此联络计划的一次反映。

事实上，柔然此行并无与魏军交战之意图，而是借机徙牧漠南，“校猎”一番罢了。

二中书监高闾在太和八年（484）九月上表“安边之策”，提出“为国之道，其要有五”：文德、武功、法度、防固、刑赏。

他主要就防固问题展开论述，《通鉴》卷136载其辞曰：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

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

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惧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

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

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扞守。

狄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

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

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故，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表上之后，孝文帝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

”《魏书·高闾传》记述更加详实，并对筑长城方法有全面说明。

高闾安边之策是北魏王朝北边防务政策由进攻改变为防御为主以来，首次在理论上总结历代安边防卫经验，并进一步在实践上加以改进的建议。

他从分析北魏与柔然不同的战争特点出发，认识到双方的优劣所在，从而利用我之所长攻敌之所短，使敌之所长难以发挥作用，而我之所短则又转化为优势。

这样在北边防务中便可获得主动，收到良好的功效。

我们知道，鲜卑拓跋部本徙自漠北，游牧业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一直到北魏前期，其军队仍以骑兵为主力，骑兵的特点是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这在北魏初年统一兼并战争中有充分表现。

北魏统治中原汉地时间已久，鲜卑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其野战能力减弱，同时，大量汉人服徭役，参加征戍，步兵的成分在逐渐增加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