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关于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
关于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正确的文化观念。
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要建立正确的文化观念。
要把“爱国、爱民”的理念贯穿于全民，使人们以自豪的心态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最珍贵的财富，以文明的姿态去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
二、注重文化素养的培养。
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要提高文化素养，培养文化常识和文化情操，使人们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对文化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以此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发展。
三、注重文化传承。
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要重视文化传承，把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发扬文化传统，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注重文化实践。
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要注重文化实践，让人们在实践中去发现文化的美好，去体会文化的魅力，去感受文化的力量，从而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和人的主体性——费孝通学术反思的两个主题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和人的主体性———费孝通学术反思的两个主题◎刘亚秋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联系日趋紧密。
各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获益匪浅，但也面临冲突和困境。
如何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让人们继续从中获益？这是我们的时代主题，也是费孝通晚年学术反思的核心问题之一。
费先生在晚年学术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议题，后者正是完成“文化自觉”探索的人文性路径。
他的学术反思具体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文化和人。
在文化层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在“人”的层面，他提出从主体“我”的角度进入去理解文化本身的深邃性。
而“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至少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自知之明，二是自主适应。
个体性内在于这一文化主体性的中心，文化自觉的核心在于对特定文化中的“我”／“己”的理解，而文明的深层基础在于对人性的解释。
探索“文化自觉”的目的在于确立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和谐共处的规则。
由此，他的学术反思在个人和社会乃至世界之间建立起勾连。
关键词 费孝通 学术自觉 文化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０９引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联系日益紧密。
各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交流中亦获益匪浅，但也不时面临冲突和困境，其中很多问题来自文化差异。
那么，如何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让人们继续彼此获益？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愈发紧迫。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在１９９０年代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他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尚需准备很多知识上的条件，“文化自觉”便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本文从费先生的学术反思历程中，重新审视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理解费先生相关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文化自觉”概念来自费先生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的学术反思历程中。
试述文化自觉的意义和内容。
试述文化自觉的意义和内容。
摘要：一、文化自觉的定义与重要性二、文化自觉的内容体现1.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2.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3.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三、提升文化自觉的途径与方法四、文化自觉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展望正文：一、文化自觉的定义与重要性文化自觉，简单来说，就是对文化的认识、理解、把握和运用。
它强调的是人们在文化发展中要有自觉性，要对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有深刻的认识。
文化自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个体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自觉的内容体现1.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具备文化自觉的人，能够充分认识到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加珍视和传承优秀文化，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2.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文化发展具有其内在规律，只有把握这些规律，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具备文化自觉的人，会主动去研究、学习和运用文化发展规律，为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责任，那就是传承和创新文化。
具备文化自觉的人，会主动承担起发展文化的责任，为文化传承和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提升文化自觉的途径与方法1.加强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普及文化知识，使人们更加了解和关注文化。
2.深化文化研究：加大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力度，为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3.激发文化创新活力：鼓励文化创新，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4.强化文化传承与保护：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保护，防止文化流失。
四、文化自觉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展望近年来，我国在文化自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改革和发展政策，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文化成就。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自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从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从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作者：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南学院基地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推进文化建设，决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以暴风骤雨的方式来进行。
只有深刻“文化自省”，才能真正“文化自觉”、达到“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省：认识传统文化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自省。
文化既是一种生存战略，也是一种意义之网。
习近平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当前，我们的社会生活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陷入困惑的境地。
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真正理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
文化既是土壤，也是果实，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它要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过去，往往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来强调。
在五四以前，有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
到了五四运动，一些先驱者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五四”之后，发生过“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两次重要争辩。
“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
于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不自觉状态：其一，缺乏对文化传统的正确认识。
一派是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复古中国固有文化，坚持文化本土化，漠视其本身存在的不足，排斥外来文化，盲目自大；一派是文化激进主义，积极主张全盘西化，因为对本土文化过分自卑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其二，缺乏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
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庄思在党的十八大上就指出“高校应该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意识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基础上实现大踏步前进。
”这一国家目标就鲜明体现了高校必须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高度，全面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局面，强化国家软实力，进而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的战略高度。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都是时代发展的精神产物，是人类高瞻远瞩的智慧结晶。
其中文化自觉就表示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对文化所拥有的自知之明。
人们应该明确自己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所具有的现有特色及发展趋势。
文化自觉希望人们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基于文化选择来明确自主所处地位，并以发展的眼光来实现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展现了文化发展的空间性前提、时间性需求和自主性目的。
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自觉应该成为一种自然载体，用以影射广义的文化与文明形态有机转换过程。
换言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创新聚集地，它应该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将文化自觉真正落实到文化实践当中，为高校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所拥有于的文化及文化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且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保持信心和希望。
当前，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同时融合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
在高校倡导文化自信就是要切实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大学生身上，即通过思政教育使大学生对文化保持“真信”，真正让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实民族文化内涵及民族发展信心，并坚信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高校大学生应该作为主体出现，而文化则应该作为客体，在这里，文化自信应该成为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主体形态，并基于教育过程为大学生树立多元文化意识，例如文化安全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
什么是文化自觉,怎样做到文化自觉
什么是“文化自觉”，怎样做到“文化自觉”——学者四人谈冯骥才周文彰李宗桂宋圭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对“文化自觉”的涵义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编者■究竟何为“文化自觉”李宗桂（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语义上讲，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的自我觉悟。
这个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国家的，还是阶层的、地域的，乃至团体的、个人的。
一般意义上（广义）的文化自觉，是属于国家民族层面的。
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便是一种文化自觉。
这种文化自觉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以及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
按照费孝通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
此外，应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
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
■“文化自觉”首先是谁的自觉冯骥才：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化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党和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党和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
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中国社会学网 > 社会学家 > 费孝通文集
从反思到文化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求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我的思想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改动。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的“文化自觉”。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说的，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
我从去年暑假开始，看Malinowski的一本书，The Dynamics of CultureChange。我好好读了一遍。我应当说明，这是My teacher in my eyes，只是我眼中的老师和他的想法，是我的理解。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这本书里边看到了Malinowski学术思想的具体变化和发展。他最早成名的著作和他早年的文化理论，是从他参与Trobriand土人的实际生活里边出来的。Trobriand那个地方，有点像中国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个样子，是个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文化。Malinowski确实是很深入地理解了Trobriand岛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从中看出来了文化表格，即文化的结构，写出了《文化论》。后来他到了伦敦，做了教授，就不同了，他不再到Trobriand去了。他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人类学往哪儿去。他后来接触到了非洲殖民地上土人的情况，看到当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义破坏尽了，他心里不舒服，对殖民主义这一套很反感。他希望还能保留住原来的本土文化。Malinowski当时的心情，可能跟我在一九五七年时候的想法有点类似，想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改造天下，像唐吉诃德。他热心于应用社会学，想改造殖民主义，为殖民地的人民做点好事。这与总的形势是冲突的，成了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靠书生去改变它也是劳而无功的。但是在这一段经历当中，Malinowski却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文化巨变的社会，看到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这使他后来写出了《文化动态论》。这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从静态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研究。他把这个转折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大题目，认为新的人类学必须以对变动中的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题。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题。可是人生有限，他没有机会由自己来完成这么一个主题的转折了。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势必发展，而提出了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
也就是处理于异域文化相接处的人的态度，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他人的理解，同时要对自己的文化懂得反思，明白它的来历，这样才能取长补短，促进世界和平，这是费先生身后的最大心愿。
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费先生还以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应该包括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
尽管我们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强调自己文化的纯正性”，但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努力研究的问题。
（此段出自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历史分析：一、中国文化自觉的观点康梁维新的着力点是把同光的洋务运动之“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转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颠覆了中国二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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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第三期百年学术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费孝通 内容提要 作者反思自己六十多年来的学术思路,展示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所曾面对过的文化问题。
作者认为,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文化边界的划分对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设置了严重障碍,使人们在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出现过失误,这同时造成过对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
面对21世纪,人们该用何种态度来看文化?作者认为,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宽容境界,为21世纪人类的和平共处作人文价值观的铺垫。
关键词 文化自觉 反思 跨文化沟通 人类学 场 人类生存一上届研讨班上我们大家约定:回去后都到田野去做一次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思考思考,过一定时间大家再聚在一起互相汇报心得。
一年过去了,今天能在这里举办二届研讨班,实现了这个约定,我感到十分高兴。
同时李亦园教授主张,这样的研讨会不仅要有二届,还要有三届、四届,每年召开一次,继续开下去,我十分赞成。
在这里我也得表示一下决心,只要我还活着,不论哪一届,我一定参加。
当然有一个前提,决定权不在我手上,要看老天还打算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多少年。
我是属狗的,依传统算法,已经88岁了。
俗话说:“八十不留宿”是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到人家去做客,主人不愿再留我在他家过夜了,为的是谁也保不住第二天我还能起得来了。
我这样长的寿命,已超过了我的几位教师,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马林诺斯基。
但在学术成就上实在无法相比,我对几位老师,只有惭愧两字可说。
从《花蓝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的两次实地调查算起,去年已过了60年,老话是一个花甲了。
如果不是在1980年我又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我这一生就留不下多少对后代也许还会有用的遗产了。
就是这种“岁月春水逝”的生命短促感,使我这十多年来不停地“行行重行行”,力求此生能对得住祖祖辈辈的培育和期待。
最近这几年,我在外地跑得少了一些,原因不尽是在年老力衰,而是在我打算用这最后的一段生命,把自己一生中已经写下的东西多看看,结结帐,写一套反思性质的文章,这不能不占我一部分时间。
我曾利用上一届研讨班推出了我重读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作为我在这个研讨班上的第一讲。
同时我也为这届的研讨班推出了我重读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作为我在这个研讨班上的第一讲。
同时我也为这届研讨会上的第二讲预定了内容,打算发表我对《江村经济》一书的反思。
讲稿是写了出来,却花了有好几个月。
今秋定稿时正好许多亲友建议利用我江村调查60周年的机会,大家到我家乡去欢叙一番,顺便去看看今天的江村。
我就把那篇刚51写好的文章送交《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4期)印发大家,供讨论之用。
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决定举办这届研讨班时,又把这篇讲稿编入《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在讲课前分发参加这届研讨班的学员们。
一稿两用,不得已也。
但因此大家能在听讲之前看到这篇讲稿,思想上有些准备便于听得明白我这个南腔北调的口音。
这篇讲稿题目是《重读<江村经济 序言>》。
讲稿既然预先发给你们了。
由你们自己去念好了。
我将利用这两个小时,随心所欲地讲些有关这篇讲义的旁白。
这篇讲稿也是我正在写的一系列反思文章中的一篇,和上一届研讨班上所讲的是相连续的。
现在电视不是时兴连续剧么?我写连续性的文章,固然有点赶时髦的味道,其实这是我在抗战时期养成的习惯。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等都是先写连续性的文章,然后合编成的。
我这一系列篇反思文章还刚开始,打算还要写下去。
我这样说不是又在作预约,而是想说,各位最好把我的那几篇反思文章联起来念,一个人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前后有个继承性,连贯性,不掌握其中的思路,也就难于理解作者想在所写的文章中表达的论点。
我今天提供大家的那篇讲稿,不仅是想为我写的那本《江村经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定个位,而且也想借此说明这篇序言的作者——马老师,对这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
我想把我今天的讲稿和60年前开始动笔的那本《江村经济》和马教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三者联结起来,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门学科发展的一段经过。
用以引出人类学在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出现新的突破。
我在这篇讲稿里开始就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
马老师在序言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
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没有想到会写成一本书。
我是在我姊姊的好意安排下到江村去养伤的。
从插在这本书里的相片上还可以看出我当时扶着手杖,病容满面,未老先衰的样子。
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深刻的印象的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点记录,开始作江村调查。
这棵无心插下的树苗,得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滋养居然成活和长大了。
论文写成,又印成了书出版,马老师还为它写了序。
序里写些什么,我只是在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说实话印象并不深。
当时占着我心头的是国内抗日战争。
我记得船过印度停泊时才知道汉口和广州已经沦陷,当时我和同伴们忙着的是办越南上岸和过境的签证手续。
我和《江村经济》英文本初次见面是在1948年清华胜因院的书房里,离开这书问世已有十年之隔。
我从西贡经河内回归祖国。
到达云南的昆明后,接着我就遵循马老师的主意,在滇池边上继续搞农村调查。
其后,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发生,我开始投身民主运动。
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学术工作上只完成了《云南三村》的中英文稿,英文本的名称还是用了和马老师同桌吃饭时他建议的Earthbound Ch ina。
中文本《云南三村》直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
闲话不说了,总之我对这本《江村经济》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
这次为了要准备这届研讨班的讲稿,才用心细读此序,似乎开了窍。
我现在的想法,认为马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自己心头蓄积着的旧感新愁。
我在讲稿里已说出了我这一点体会,不必在此重复。
他当时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心头十分沉重,所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
他介绍我时61强调我是个“年轻爱国者”,他对我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
他还自责“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
这些话我现在看来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气愤之词。
但是为了表达他的信心,紧接着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我重复这些话是要指出马老师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之后,接着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
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上他是立了功的,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
目前那些以“文化领导人”、“掌握着优势文化”自居的人还坚持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实质就是上一代的“文野之别”。
这条鸿沟看来还难于跨越。
这是我体会到马老师的内心的新愁。
我自问自己怎么会似乎毫不经心地跨过了这个“文野之别”的呢?马老师的这篇序又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序末的一段话里说:“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
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是可以理解的。
但本书中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
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
”他替我所做的答复是归根于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的差别,即他所说的道德态度上的基本差别。
中国人在马老师看来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心存民族偏见和仇恨。
马老师这个概括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证。
我常自己审察自己总觉得我们传统文化中对异民族的偏见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欧洲相比是有差别的。
我在讲稿里已提到过欧美人类学里反映出来“文野之别”历来被认为是文化本质之别,甚至在30年代还有人怀疑土著民族的头脑是否具备欧美白种人所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
西方人类学的学者中否认“野蛮人”有逻辑思想的为数不少。
这个问题到了马老师的时代还要由他挺身而出极力争辩,巫术并不是出于缺乏实证的逻辑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有夷夏之别,但孔子一向主张“有教无类”。
教就是可以学习得到文化,类是本质上的区别。
孔子看到他不能在中原行其道,曾想乘桴浮于海,甚至表示愿意移居九夷之中,就表白他认为夷夏只是文化上有些差别,有教则夷即入华,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
通过我的行为和思想,在马老师眼中看出了我们中国人和欧美人在道德素质上的不同,也许就是这种不同,使我在进入人类学的领域时,很自然地闯过了“文野”这个关。
这一点认识使我更感觉到要理解一门学科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学者所有的文化素质。
我们中国人要认真地去研究人和文化,就不能不警惕各种理论的历史背景和从事这门学科的人的文化修养。
二我在这个高级研讨班上的两次讲稿,都可以归入我所说的反思性质的文章,就是回过头来,多读几遍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把自己新的体会写下来。
这类文章我是从1993年在苏州召开的大陆、台湾、香港社会学人类学座谈会上开始的,当时我在会上宣读了《个人、群体、社会》71一文,是我重读《生育制度》一书时的新体会。
1994-1995年又写了两篇关于怀念我在清华研究院的史禄国教师的文章,和一篇对我《小城镇、大问题》那篇文章的十年回顾,以及去年在第一届高级研讨班上所讲的关于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
以上几篇已收集在《学术自述与反思》这本新近出版的文集里。
现在还可以在市面上买得到。
这一系列文章是我这几年开辟的一条推进我学术思想的新路子。
希望这个研讨班能帮助我对我过去写的文章、出版的文集,多提意见。
我受到了启发之后,可以在班上一次一次地写我的讲稿,作为答谢。
学术反思并不是我发明的,以我个人说是从马老师那里学来的,从他在L.S.E讲课时所采用的“席明纳”方式中推衍出来的。
“席明纳”是Sem inar的音译,其实就是有一位教授主持的学术研讨班。
采用这种方式来改变过去“先生讲,学生听”的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