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对作家文学的意义

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对作家文学的意义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这是民间文学的概念。由这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其实就像一面镜子的两端，相悖而又相通。

创作民间文学的是劳动人民群体，他们或许不识字，或许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们在劳动中收获了丰富的情感，这些丰富的情感也可以用民谣、童话、传说等方式保留下来。或许在文字的使用上，民间文学没有那么考究，但是也正因为民间文学没有那么考究，民间文学才更能让人理解。

而真正的作家文学，不能是空中楼阁，也不能是作家任由自己的想象力驰骋，天马行空写下来的作品。真正的作家文学，是要扎根在人民大众的土壤中，创作出来的能被人民大众广泛接受并且口耳相传的作品。

也就是说，作家文学要以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为基础，这一个法则是从古至今都通用的。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便是可以印证这一法则的最早的作品，周朝设有专门的采集诗歌的官员，所有和文化有关的职业中采诗官是它们中间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具有文化品位的一种。巡游各地，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整理出来的《诗经》是人民大众心声最好的反应，能够供统治者查明得失，整饬吏治，这便实现了《诗经》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满足。

《诗经》中有一篇名篇广为传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样一首民间传唱出来的歌谣，在后代文人的创作中也经常能够见到，比如南朝宋时的鲍照曾经写过：“食苗实硕鼠，点白信苍蝇。”明代的赵振元曾经写过：“关东之军丁朝衣败叶，暮餐寒沙，则督理粮储，永消硕鼠之奸。”清代的黄遵宪诗歌之中的义愤更是摄人心魄：“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这些都是在当时社会评价很高的诗歌，被百姓认为是他们心声的反应，这样的作家文学，才是真正的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是真正成功的作家文学。

再说唐朝，唐朝有两位诗人，即使在唐朝诗坛荟萃的情况下，也一直花开不败，那便是白居易和李贺。这两位著名诗人如何写出那样经典的作品，也是有典故的。白居易写诗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写完了会念给村子里面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听，如果老婆婆们能够听懂他诗歌里面的意思那就算完成，若是老婆婆们不能理解，那便要推翻了重新创作，他的作品中更是吸收了很多百姓在劳动之时说出来的话，哼唱出来的曲调，比如白居易作品中有一首《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首诗创作的根源，就是卖炭老翁泣血的控诉，白居易搜集整理卖炭老翁的种种辛酸的心声，最后才写下了这首传世名篇。

相比白居易，李贺通过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来实现作家文学创作的意识便更加的明显且主动，很年轻的时候李贺便经常骑着一匹瘦骡子，背着一个布袋子，只带着一个小书童，游走于四面八方，看到什么场景，听到什么百姓的声音，有所感发，便会记在一张纸条上，放入身后的布袋中，等到日薄西山回到家中，再把这些纸条取出来，进行创作。虽然说李贺英年早逝，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被后人称赞和广泛效仿。

再说当代作家，在这里只说一位我比较了解的董宏猷先生，董宏猷是现在国内专攻于儿童文学的一位比较出色的作家，写过一本代表作品叫做《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我曾经有幸听他讲述过一节课。我认为不管是儿童文学还是其他文学作品，立足于根本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孩子喜欢幻想就写出来许多不切实际的作品，这对于儿童而言是不负责任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这一本书，起源是董宏猷有一次听自己的女儿讲述了自己做的几个奇奇怪怪的梦，便产生了一个把孩子们的梦记录下来的想法，他四处去走访，向不同年龄段儿的孩子们询问他们做过的好玩儿的梦，最后加以加工，便有了这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上升到文学创作根源的层面上来讲，孩童讲述自己的梦是无意识的在用讲故事的进行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学创作，而董宏猷则是有意识的把这些孩子们讲述出来的梦搜集起来，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本极好的作家文学。

由此可见，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对于作家创作作家文学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如果作家在进行作家文学创作的时候脱离了民间文学土壤的话，创作出来的作品只有血肉，却没有灵魂。换言之，作家文学以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为基础，并且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