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缺的宇称 by 李政道
李政道
李政道（Tsung - Dao Lee），华人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中国上海市，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因在宇称不守恒理论、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物理、和非拓朴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共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1970年代初，他和夫人秦惠莙开始回中国大陆访问。
1996年11月29日秦惠莙因患肺癌离开人世，为纪念夫人，1997年李政道及其亲友捐赠3万美元“秦惠莙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莙政基金。
李政道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
自1972年起多次回中国访问讲学。
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贡献。
他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他亲自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5月30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
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主张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等。
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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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朴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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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李政道
外文名：
Tsung-Dao Lee
国籍：
美籍华人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26年11月25日
职业：
物理学家
毕业院校：
浙江大学物理系、芝加哥大学
主要成就：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5 Nhomakorabea年爱因斯坦科学奖
1977年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95年中国国际合作奖
2007日本旭日重光章
代表作品：
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等
原籍：
江苏苏州
李政道简介李政道简介
李政道简介-李政道简介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抗战时期在国立浙江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李政道简介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50年获博士学位。
1950－195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1951－1953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196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1963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解决了当时的θ－τ之谜──就是后来称为的k 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
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
李政道简介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
他们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并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
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
因此，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很宽，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颇有建树。
1949年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
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1952年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
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
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
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销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
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
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 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
一些有关李政道、杨振宁之争的资料
一些有关李政道、杨振宁之争的资料潘辰核心提示：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而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问题是以他为主解决的论据，与过去文献所载的事实不符。
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
李政道说他1956 年4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这与文献不符。
从2004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说明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
吴健雄和史瓦兹的回忆也都不能证明李曾在1956年4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β衰变是推翻宇称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它是杨振宁提出来的。
早在1950年杨就在β衰变方面做过研究，熟悉这个领域；而李是在1956年5月和杨讨论后才要去向吴健雄借β衰变的著作来读的。
关于文章署名顺序问题，李政道曾责备杨振宁不遵守学界习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
但从那时期李和别人合写的三篇文章的署名看，也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第一作者却是李的情况。
今年初，季承著《李政道传》出版，述及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经过，及李、杨关于这段历史的不同表述，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李、杨之争的关注。
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关于李、杨之争的是非，媒体上已有不少报道和讨论。
本刊今发表潘辰先生的文章，希望有助于相关史实的辨析和核实——为此目的，本刊也欢迎与潘辰先生看法和立场不同的人投稿给我们。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都引以为傲。
李在1971年发表文章，宣称这项工作是以他为主，杨为辅（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杨在1983年列举事实说明李的叙述不实（Yang，Chen Ni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With Commentary，W.H.Freeman Co.,San Francisco1983pp.26-31.）；2004 年季承等编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季承、柳怀祖、滕丽编，甘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为《答记者问》）一书，进一步宣称这项工作是李突破的；今年季承又推出《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重复了《答记者问》一书中关于李、杨之争的叙述。
【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五)】1957年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1
物理学奖美籍华裔,李政道(Tsung-DaoLee1926-),发现在弱对称下宇称不守恒原理李政道，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另有同名之国际著名免疫血液学家，中国HLA专业的奠基人，现任台湾慈济骨髓捐献资料中心主任李政道。
生平经历学术活动(13张)学术活动(13张)李政道，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祖籍江苏苏州，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
李政道曾在东吴大学（苏州大学)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
因抗战，中学未毕业。
1943年因以同等学历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
1944年因日军入侵贵州，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被迫停学。
1945年他转学到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二年级，自己毛遂自荐，找到当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
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
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
1953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
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
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
现在，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
回国访问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
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事件背景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 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 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 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 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 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 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 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 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 ‘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 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 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 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简介
一、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简介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江苏省苏州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1952年并人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首届毕业生，母亲张明璋毕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大哥李宏道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商科，二哥李崇道毕业于广西大学畜牧兽医学系，大弟李达道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航空工程系，二弟李学道和小妹李雅芸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
-]，曾就读于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附中和抗战时期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内迁江西组建的赣州联合中学，因战乱连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正式文凭都未取得，1943年夏在贵阳以同等学力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当时浙江大学本部已从广西宜山县迁至贵州遵义老城，文学院、工学院及师范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及师范理科设在湄潭县，一年级新生在湄潭永兴镇上课)。
在永兴镇上大学一年级[师从享有“中国雷达之父”美誉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1907--1983)教授]。
1944年夏他因翻车事故受伤休学半年，同年11月日军侵入贵州，浙江大学停办，1945年年初他辗转进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学习(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1946年9月获政府经费资助和朱光亚(1924．12．25—201 1．02．26)一起作为吴大猷教授[wuDayou，1907．09．29—2000．03．04，被誉为“中国(近代)物理学之父”]的随行研究生赴美。
李政道以大二学历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因无大学毕业文凭刚开始时是非正式生)，1948年春通过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并被录取，1950年年初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博士论文《白矮星内的氢含量(Hydrogen content ofwhitedwa矿stars)》的答辩(利用新的星体结构稳定性证明白矮星内的氢含量不大于l％，从而说明白矮星只能是恒星演化的终点。
同时证明白矮星的能量并非是其内部核反应的结果，并首次正确地计算出简并物质的电导率。
物理学中的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
物理学中的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宇称对称性破缺是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它涉及到粒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等多个领域。
它指的是一个系统在空间中左右对称的性质被破坏，即在空间中进行镜像变换后系统的性质会发生变化。
这个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自然界中的基本规律，还为开发新型材料和设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物理学中的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最早是在1956年被提出的。
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研究弱相互作用发现，这种作用并不具有宇称对称性。
他们进一步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对称性可能被破缺。
这个研究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猜想。
这个发现为粒子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在粒子物理学中的应用尤为突出。
通过实验的方法，科学家们可以研究粒子在宇称操作下的性质变化，从而揭示宇称对称性破缺的本质。
一些重要的实验结果表明，宇称对称性在物理世界中是被破坏的。
比如说，弱相互作用只对左手粒子产生影响，而右手粒子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意味着，物理世界中存在着左右的差别。
不仅如此，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在原子物理学和宇宙学中的应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在原子物理学中，破缺的宇称对称性使得原子内部的电子波函数成为非对称的，这种非对称性与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在宇宙学中，宇称对称性的破缺将对宇宙的形成和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它可以影响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分布、星系和星系团的形成及演化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物理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特别是在实验技术方面，一些新型的加速器和探测器设备的出现为研究宇称对称性破缺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手段。
另外，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也为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更为深入的思路。
总之，物理学中的宇称对称性破缺现象是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探索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发现。
通过研究这种现象，人们不仅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可以为开发新型材料和设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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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缺的宇称*李政道一. 序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
”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
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
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
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
另一个冲了进去。
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
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
他们名扬四海。
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
记忆模糊，生活单调。
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
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我第一次与杨振宁在物理学方面的合作是在1948年的秋天。
其次是于1951－52年。
然后是1955－62年。
最近，一位朋友给我看一*原文见T.D. Lee: Broken Parity, T.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 3, Edited by G. Feinberg (Birkhauser, Boston, 1986), p. 487本书，是杨振宁注释的1945－1980年他的论文选1。
书中列举的有关我们合作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
我很不情愿地重新去追述和回忆那已经破裂的友谊,为此我感到伤心。
二.早期的合作1946年秋季我十九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
杨振宁比我大几岁，和我来自中国的同一所大学。
当我到达时，他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了。
杨极端聪明，在数学物理上特别有天赋。
1945年我在昆明遇见过他一次。
在芝加哥,我们很快便成了好友。
1948年春,我通过了基础考试，在费米教授指导下开始做我的论文。
那时在费米实验室的另一位学生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正在做μ→e + ……衰变中电子谱的实验。
他的测量证实,μ衰变和β衰变一样,包括有四个费米子。
很自然, 我的注意力和在芝加哥的其它几位一样,也被这一领域内的问题所吸引。
结果就有了我与杨的第一次合作。
1948年秋,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杨振宁和我开始系统地研究μ衰变和μ俘获。
我们发现, 这些反应和β衰变类似，可以用四费米子相互作用描述，其耦合常数也与β衰变中近似相同。
随后1 C.N.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3)我们推测, 这些反应与库仑相互作用相似, 实际上是通过普适耦合的中间玻色子场来传播的。
对于这种场，所有的费米子对具有相同的“荷”。
为了产生短程相互作用,这个场的量子必然具有质量,而由于没能探测到, 它的寿命必然是非常短的。
然而,因为光子和引力子是没有质量的, 中间玻色子要有相当的质量这一问题就使我们极为棘手。
同时, 因为宇称守恒, 那时要理解为什么在β衰变中既有费米相互作用, 又有伽莫夫－泰勒相互作用是困难的。
我们同费米教授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费米的执意坚持下, 我们才勉为其难, 写出了我们那篇论文2,那是在1949年新年前后。
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里,我同杨讨论了大量的物理和其它问题。
他的兴趣较倾向于数学,这对我是一个补充。
我们思想开阔地去对待所有的问题, 讨论通常是激烈的, 但对我的发展, 特别是在我成长的年代里,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些讨论还使我大大提高了对与我不同的智力的鉴赏能力。
当然, 费米教授给我的影响则大得多3。
即使现在,有些时候我遇到困难, 我就去设想, 如果费米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怎么办。
费米同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
我可以每周有一整个下午同他见面。
通常他总是提出某个题目, 问我是不是能想一想和阅读一下有关它们的资料, 然后“给他上堂课”。
当然,我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可我随后总是感到非常愉快。
只是在很久之后, 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引导学生去独立工作的非常好的方法。
我于1949年底离开芝加哥。
杨早几个月离开芝加哥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2T.D. Lee, M. Rosenbluth and C.N. Yang: Phys. Rev. 75, 905 (1949).3除了费米教授，我还从钱德拉塞卡教授（Chandrasekhar），迈耶教授以及在芝加哥的人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
杨关于我的物理学训练方面的看法与我迥异。
请看杨的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1945－1980论文选及注释》), p. 7。
当我于1951年秋到达高等研究院时,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
那时候,杨刚好完成了他的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 想继续在这一领域中工作。
由于我在芝加哥时,曾听了乔和玛丽·迈耶（Joe and Maria Mayer）的统计力学课,迈耶的凝聚理论总是使我入迷。
自然, 我们的讨论就很快集中到将伊辛结果向气－液相变的推广。
很快杨和我严格证明了几个有关相变的定理,做出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 稍后发表了两篇论文4。
第一篇论文包括两个定理, 主要的部分是由我证明的。
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 杨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几岁。
我对他的要求十分吃惊。
由于中国尊敬年长者的传统, 我同意了。
稍后,我看了文献, 察觉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 我把其它一些发表的论文作为例子给他看,说明年岁的大小通常不是排名要考虑的因素。
这样, 在第二篇论文上名字的次序便倒过来了, 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单位圆定理(unit circle theorem)的决定性的一步是由杨做出的5。
在这种看起来细小,但使人颇感困窘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还是不再与杨合作下去为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到1955年都没在一起工作的原因,尽管我还在高等研究院工作了一年半（至1953年）,然后转到不远的哥伦比亚大学去工作。
在高等研究院的伟人中,爱因斯坦超越一切其他人。
年轻人看到4C. N. Yang and T. D. Lee : Phys. Rev. 87，404 (1952);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5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紧张刻苦共同努力，从对单位圆定理的第一个推测开始，经过许多部分成功、部分不成功的尝试，直到最后完成证明。
在1969年杨对卡斯（M.Kac）所作的解释(为了发表)中, 他只强调了他自己在合作工作最后阶段的贡献。
在我第一次读他的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1945－1980论文选及注释》)第15页的时候，我没想到他个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都十分敬畏,他经常和高德尔(K.Goedel)一起走着去办公室。
我们所有的人都过分腼腆不敢同他谈话。
1952年的一天,爱因斯坦叫他的助手布鲁瑞·考夫曼 (Bruria Kaufman) 来问,他是不是能同杨和我谈谈。
我们立刻回答:“当然可以！6”我本想把我的一本“相对论的意义”带去请爱因斯坦签名,但是我没有做,我一直为此感到遗憾。
我们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
他说他读了我们关于统计力学的两篇文章,给他很深印象。
他首先询问我们关于巨正则系统的基础。
显然,他对这一方法完全不熟悉。
这使我十分吃惊,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一套方法是为了推导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而发明的。
随后他的问题转向格点气体的物理适用性以及配分函数解的分布的细节。
我们的回答使他很高兴。
整个谈话涉及的面很广,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站起来,握着我们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
”我记得他的手较其它人的大而温暖。
总之,这是一件非常难忘的事。
三. 宇称破坏随后几年,虽然我和杨没有合作,但是我们的家庭却经常来往。
1954年杨和米尔斯(Mills)发表了他们关于同位旋规范场理论的文章7。
这就是著名的“杨-米尔斯方程”的首次问世,它注定要在现代物理学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当时,它的最终的重要性我还不太清楚。
我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是不大的。
然而,他们的研6杨对这一件事的回忆和我的不同。
请看 C.N.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p.15。
7C.N.Yang and R.L. Mills: Phys. Rev. 96, 191 (1954).究结果却使我和杨比较接近，逐渐形成了我们在以后七年中有非常丰富成果的合作。
在1955年初,我对杨和米尔斯论文中的“局域规范不变性”假设发生怀疑。
由于同位旋不是整体守恒的,为什么去要求它有局域规范不变性呢? 为说明这一点,可以举出最好确立的守恒定律,即重子数守恒。
依据相同的局域规范不变性假设,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定存在着一种新的长程作用力,可是这一结论没有实验的支持。
杨和我讨论了多次,结果就是我们1955年的论文8。
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学到统计力学。
我们很幸运能生在物理学的这一特殊时代。
尽管冷战时期政治上是紧张的,但是物理学的国际合作也许是处在高峰时期,由马尔夏克（R.E.Marshak）发起的著名的罗彻斯特会议和由许多国家联合努力而成立的欧洲核子中心就是证明。
杨和我的合作符合并反映了那时的精神。
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很协调。
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
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我们的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宇称破坏；我这里集中谈一谈这个问题,尽我可能地准确写出我对那个非常有意义的时期的个人看法。
我想强调一下,这个看法完全是个人的,它是从我个人的回忆里找出来的, 仅仅包括我在场的一些情形。
再说一下,这不是那种能让大家共享的回忆录范本。
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回答杨的说法,因为他对所发生事件的叙述和事实上很不相同。
8T.D. Lee and C.N.Yang: Phys. Rev. 98，1501（1955）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是物理学界一代人的成果。
杨和我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两个。
这件事是从θ-τ之谜开始的,在1955年，这已经是物理学界的一个“热点”了。
为什么θ和τ,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具有相同的寿命和十分相近的质量？我起初的努力路线不对。
在1955年夏天,奥里尔（J. Orear）和我在常规理论的范围内提出了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