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_之考古学认定_李新伟
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
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2年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
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十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先生从历史长河角度对陶寺进行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秦汉王朝；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和范围。
这一阶段历史，与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
虽然期间产生了像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许多文明，而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主脉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华主脉，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宝典遗址，它就是一部书、一部宝典，就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现在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陶寺遗址是重要宝典版本。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尧都平阳的记载，根据这个线索，还到临汾查看了尧庙。
其次，陶寺文化就是这一版本里的核心内涵，即经典文化。
从1978年开启陶寺遗址发掘，至1985年陶寺遗址分期已丰富到早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础；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包括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陶寺文化内涵又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最为醒目和研究最为深入的考古学文化。
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观
释 铭 文 中 的 “中 国 ”为 “天 下 四 方 的 中 心 地 区 ，也就 是 伊 、洛之间的洛邑”m 。李学勤也认为铭文中所 说的“中国”就是《尚书•召诘》中的“土 中 ”，“意 为 天 下 的 中 心 ”，即 “周 人 以 为 成 周 所 在 地 区 为 天 下 之 中 ”，因 称 成 周 （洛 阳 ）等 地 为 中 国 [2]。孙庆伟 认为《何尊铭文》“‘中 国 ’的 ‘中 ’，不是表示地理 位 置 ，而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央’”[3]。胡阿祥 也 认 为 “‘中 国 ’最 初 的 意 思 ，是 指 位 居 中 间 或 者 中
二 是 用 来 指 称 一 国 之 中 心 的 京 师 。有人认 为 《何尊铭文》记 载 了 西 周 初 年 营 建 成 周 （洛 阳 ）之 事 ，“宅兹中国”就 是 “宅 于 成 周 （洛 阳 ）”的意 思 ， 是 说 要 在 成 周 （洛 阳 ）建 造 房 屋 居 住 。成 周 （洛 阳）虽 非 西 周 首 都 ，但也是 西 周 陪 都 ，算作西周首 都之一，也可以称之为京师。于 是 ，这里所说的成 周 （洛阳）中国，也就有了京师中国的意思。其 实 ， 《何尊铭文》所说的“宅于成周”是指周成王欲“宅 于成周”；而所说“宅 兹 中 国 ”，则是周武王廷告上 天之语，二 者 不 能 简 单 地 划 等 号 。周武王时期的 首 都 并非在成周洛邑（洛 阳 ），而 是 在 丰 镐 （即镐 京 ，今陕西西安）。《何尊铭文》所说的营建成周， 是周成王时期的事情，《何尊铭文》也可能是成王 在 成 周 诰 谕 贵 族 小 子 何 ，但 并 没 有 说 周 武 王 廷 告 上天时也在成周。《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武王 灭商之后所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是在故商京师 朝 歌 的 国 家 社 坛 ，似 乎 周 武 王 廷 告 上 天 时 不 在 成 周 ，而是 在 故 商 京 师 朝 歌 。从周武王廷告上天时 所 说 “宅 兹 中 国 ”中 似 看 不 出 周 武 王 要 迁 都 成 周 的 意思。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则 《何尊铭文》所 说的“中国”就不是 用 来 指 称 成 周 洛 阳 ，而是用来 指 称 故 商 京 师 朝 歌 或 西 周 京 师 丰 镐 ，即 是 用 “中 国”一词指称京师的意思。用 “中国”一词指称京 师 ，在 西 周 的 史 料 中 是 很 常 见 的 ，如 《毛诗•大 雅•民劳》说 ，“惠 此 中 国 ，以绥四方”，又说“惠此 京 师 ，以绥四国”。将 “中国”与“京师”对 举 ，表明 其内涵相同，故 而 毛 传 解 释 说 “中 国 ，京 师 也 。 四 方 ，诸夏也”[M ](P548>。唐 孔 颖 达 为 《春秋左传》作 疏也称“中国，京 师 也 ，四 方 ,诸 夏 也 ，施惠于此京 师 ，中国以绥彼诸夏之民”[21](P 2〇95)，认为所说“中 国”就 是 京 师 的 意 思 。
非连续性文本李新伟《良渚文化和“最初的中国”》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引发了学界的长期争论：良渚文化能不能作为中国文明的代表？有学者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一直由先进的中原地区引领。
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地处核心位置，被周边地区尊奉为“中国”。
而“最初的中国”呼声较高的竞争者，包括夏王朝时代以洛阳游计品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以及尧统治时代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
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只是处于被引领的地位。
也有学者依据“仰韶古国”的发展模式，总结出中国早期文明看重王权、军权而排斥神权的特征。
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更加务实，通过祖先崇拜维系的社会群体也更加稳定，这才能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
而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无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种模式必然失败。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并无强势中心主导。
距今6000年至5300年期间，各地区独立奋进，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发生“裂变”，都达到过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出现众多古国；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各地区也因密切交流和“撞击”，形成了一个“最初的中国”。
这个“中国”并非占据“天下之中”的某个高级文明体，而是覆盖“九州”范围的文化共同体。
良渚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正需在此视角下认识。
从良渚文化遗址看，当时的古城融合各地区优势，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高度：兴建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都邑；首次完成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建设；对农产品大量控制，拥有“国营”农场；社会上层对大规模手工业生产进行管理，在古城内及周围区域发现了玉器、石器等作坊；完成了萨满式宗教的系统化，使之成为疑聚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制度化的王权和军权已形成。
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表明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摘编自李新伟《良渚文化和“最初的中国”》）材料二：读懂良渚，首先要读懂良渚玉器。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一中2021-2022学年下学期第一次质量检测高一语文试卷(解析版)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一中2021-2022学年下学期第一次质量检测高一语文试卷（解析版）2021-2022学年下学期第一次质量检测高一语文试卷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中国网：众所周知，我们一说到中华文明的形成，就会提到夏商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实证，关于夏朝的论述一直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的考古发掘，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陆续被发现出来，其中就包括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和夏朝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戴向明：绝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家认为，夏的存在是清楚的。
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质疑，特别是国外一些学者，因为没有文字证实，他们就怀疑夏朝是否存在。
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论证在早于商这个阶段，相当于夏的这个阶段，是否出现了一个国家社会。
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比如说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否已进入国家了？这个我们从考古发现上是可以研究、可以论证的。
包括我在内的好多考古学家认定二里头代表夏。
良渚跟夏文化确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良渚出现得非常早，它是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延续到5000年后。
夏的出现基本上最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到距今3500年之间。
二里头文化实际上还要晚一点，二里头文化大概是距今3800年左右到3500年左右。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都还存疑，还有人质疑，只有到了殷墟甲骨文出现之后，才能证实商史的存在。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良渚延续时间是从5000年前，比如五千二三百年，到四千二三百年之间，这1000年的时间，然后它就衰亡了，不是完全消失了，但确实是完全衰落了。
后续有一些延续下来，但没有多大影响了。
这样一个兴盛文明，突然兴起，然后衰落，到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完全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们知道，后期文字主要在中原商周王朝使用，记载的主要是中原或者跟中原有关的一些史事。
良渚偏于东南一隅，长江下游，不在中原，年代差异又很大，所以没有让它留下一些传说下来。
非连续性文本韩国河《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本大题共5小题，共17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1～5题。
材料一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分支，它通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揭示历史真实面貌，进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便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
20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
他研究了出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
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研究齐家文化的墓葬，用地层学相关知识证明了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出现的早晚关系，攻破了“中华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考古学科体系，一系列重大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开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一步明晰。
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成就，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
考古学用实物资料丰富和建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冶金术、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粟和黍也逐渐被中亚和西亚地区居民栽培。
汉代以后，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方的玻璃器、金银器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成为友好往来的见证。
隋唐长安城中发现的景教、佛教等寺院及文物遗存，有力佐证了东西文化信仰的交流与融合。
文献记载的“四方”“四夷”以及邻国来朝的史实与考古学很多发现相互印证，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也印证了文明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考古学用活化的遗迹和遗物记录着文化认同的历史脚步。
中华文明由良渚、陶寺、红山等地多彩的史前文明逐步融合于中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架构。
随着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进程，文化格局也从多元一体转变为一体多样，并沿袭下来。
北魏洛阳城的修建便吸收了魏晋洛阳和曹魏邺城营建理念，辽上京和辽祖陵的布局特征也揭示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和反馈。
基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视域下的主题式教学实践研究——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为例
2024年第03期18教学研讨基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视域下的主题式教学实践研究——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为例◎刘少飞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有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国际、国内重要的学术话题之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甚至更久远。
中华文明除历史悠久外，另一个特点是“不间断”。
因此，本课的教学主题最终确定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溯源”。
前者聚焦距今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典型考古学遗址，后者聚焦传说时代到夏商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正本清源：如何利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成果实证中华����年文明史（一）讨论中华����年文明史的必要性自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
随着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西来说”逐渐被近代考古学证伪。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学者对文明的定义主要为：文字、冶金术、城市的出现。
因此，谈到中国历史，多数时候国际只承认约3300年中华文明史。
夏朝无法得到世界历史学界的普遍承认，高中生应该了解这一事实。
本课的导入从一张表格开始（表1）。
从上课情况来看，导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放在世界主要原生文明中考察，意在打破学生对“上下五千年”的思维定势。
由于课堂时间限制，这一导入导致课后几名同学继续追问：“老师，如果以文字为文明出现的标准的话，即使良渚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也不能证明中华5000年文明啊？”显然，通过一堂课论证中华5000年文明难以完成。
那么，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对于文明的定义，始终是在“西方中心”的范畴内。
（二）实证中华����年文明史的几个抓手1.重新梳理对文明的定义。
我们需要对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冶金术、城市的出现进行再认识。
不难看出，西方学术界对文明三要素的定义大致是以距今时间最久远的埃及文明作为基础的。
因此该三要素出现较晚的中华文明自然被界定在了商代。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哪一年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哪一年考古学(Archaeology)，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他国家多从属于人类学，也有划归艺术史的。
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哪一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哪一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1926年。
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
其后的三年内，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并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考古学界认为，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李济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曾评价李济，”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并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
”考古学发展过程介绍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
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
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
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人类的遗留物，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
考古学家致力于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
考古学探寻中国史前文化
考古学探寻中国史前文化作者：暂无来源：《公关世界·下半月》 2019年第11期文/ 李新伟如果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中国文化起源，1949 年后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则将最宏大的学术目标确定为重建中国古史，即以考古学的方法论证，在史前时代，历史时期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中国之“雏形”已经出现，“多元一体”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势已经形成。
70 年来，几代考古学者对此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1949 年至1979 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达六七千处，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上世纪50 年代，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深化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而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则全面揭露一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1977 年发现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是一处距今8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填补了仰韶文化之前的空白。
学术建设是在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基础上展开的。
1954 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即指出：“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
”明确了史前时代的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多民族一体国家的联系。
80 年代以前，当时确认的最早的史前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仅见于黄河流域；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又一直是大一统王朝的中心，因此，“ 黄河中下游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成为构建中国史前基础的主导。
1959 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即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
……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
”石兴邦和严文明等代表性学者有类似表述。
此模式第一次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切实探讨了史前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对“先进”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影响和维系四方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也树立起以考古资料论证史前文化“一体性”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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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 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 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的随葬品中包 括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19]。半支箭河[20]和蚌 河流域[21]的调查也显示出红山聚落的等级化 现象。
在中原地区，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 落调查显示，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数量从仰韶 早期的13处增加到19处，而聚落总面积则从 44万平方米增加到近190万平方米。最大的 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 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 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22]。晋南垣曲盆地的调 查获得了类似的结果[23]。对铸鼎原地区中心 性聚落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 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 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 屋。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的房屋已经发掘： 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 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24]；西坡墓地 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最大的墓葬M27 墓口面积达17平方米[25]。
国家的雏形。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最初的 中国”。
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我们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雏形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 后半叶已经初步形成，本文意在探讨如何以 考古学的方法定义和认定这一“最初的中 国”。
二、“最初的中国”概念的提出
“最初的中国”在“古史辨”派出现之 前本不是问题，在以文献构建的古史系统中 被追溯到了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 记载黄帝征伐四方，其疆域“东至于海，登 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 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 邑于涿鹿之阿”，俨然已缔造了最初的中 国。20世纪初蓬勃兴起的“古史辨”派动摇 了整个古史系统，现代中国的源头到底可以 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了问题。史学界将重建古 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生的考古学身上。顾颉
1949年以后，“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 称“中原中心”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黄 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安志敏提 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 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 它的发生和发展也 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7]。石 兴邦也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 中心地区, 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是 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8]。此模式之主旨正 是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确立史前基础，证明在 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已经以其核心作用和影 响力将各地区维系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我 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但也未明确提出 “最初的中国”的概念。
“最初的中国”的呼应。在古史研究界学认定的“龙山时代”意味 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范围里，多种文化
葬等级差别明显，大型墓葬M11有随葬品159 件[18]。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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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
一、“中国”和“最初的中国”
“中国”名称之初现，在考古资料方 面，有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余其 宅兹中国，自之薛民”[1]；在文献方面，有 《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土 于先王”，《诗经·大雅·民劳》：“惠此 中国，以绥四方”。在其语境里，“中国” 均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是肇始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 核心区域的称呼。这应是“中国”原初的含 义，可称为狭义的“中国”。“中国”的现 代词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指代 有着特定疆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种指代 在清晚期已经明确出现，经民国时期，沿用 至今[2]。此为“中国”的现代含义，可称为 广义的“中国”。与此对应，“最初的中 国”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指的 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王朝或国家级政 体[3]；广义上讲，则指的是我们统一多民族
“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
李新伟
关键词：最初的中国 多元一体 公元前第四千纪 考古学认定 KEYWORDS: Primitive China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Fourth Millennium BC Archaeological
Confirmation ABSTRACT: The “Primitive China” refers to the earliest embryonic form of our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 emerged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confirm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s, the common archaeological proper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hina in the historic ages, this paper draws the outline of the “Primitive China” with the structure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燕辽文化区
Ⅲ 甘青文化区
Ⅰ
中原文化区
山东文化区
江浙文化区 长江中游区 Ⅱ
图一 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 （采自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图
一，《文物》1987年第3期） Ⅰ. 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Ⅱ. 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Ⅲ. 狩
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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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
山背
河姆渡 这一概念的三个要点：文化的发展、
因“彼此密切联系”形成的“共同的
石峡
昙石山 凤鼻头
考古上的成分”、与历史时期中国的 联系。准此，我们可以将“最初的中 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
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
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
图二 “中国相互作用圈” （采自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图一，见《庆祝苏
（二）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 引人注目的是，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 步发展，地区间的交流互动也进入了新的阶 段，确实因“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了“共 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 同体。 张光直在论证“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 成时，列举的证据主要是各地区陶器的相似 性。任式楠在讨论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 化交流时也以陶器为主[26]。更多的学者以庙 底沟风格彩陶的传播为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 最重要证据[27]。但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各地 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 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及以之为媒介的 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 区一体化的更重要的推动力[28]。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
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 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 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12]。 这是对“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和
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 达88公斤的玉猪[16]。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
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最高规格的墓葬，其中 M91有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17]。
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这些要点 都可以用考古资料加以认定。
（一）文化的发展
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
在“文化的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考
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图 古资料显示，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后半
二）。“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 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
作者：李新伟，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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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
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我 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 的一条路是大路”[4]。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找 “中国文化的原始”，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 起源[5]，在史前文化整体格局构建方面，接 受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 长傅斯年梳理古史记载得出的“夷夏东西” 框架[6]，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提炼出彩 陶和黑陶两大标志性文化特征，将当时主要 的史前考古发现均纳入到这两大文化系统 中，并以东西二元对立解释二者的关系。此 模式明显意图将考古资料纳入古史系统，建 立史前时代中国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但 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夷夏东西”格局的形成 标志着中国雏形的出现。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 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11]。 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中国各地史 前文化互相分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 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公 元前5000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 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 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 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 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 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 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 式[10]，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 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 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 区，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整个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 朵”（图一）。 此模式还非常明确地将各 文化区系与文献记载的华夏、戎羌、东夷等 联系起来，提出重瓣花朵格局的形成“奠定 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 石”。此“基石”与我们讨论的“最初的中 国”的内涵几乎相同。
2016年第3期
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比
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这
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
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13]。这个
红山
土珠
“场”与“最初的中国”概念非常接
近。
大汶口
三、“最初的中国”之考
仰韶
古学认定
马家浜
张光直对“中国相互作用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