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审判》读书笔记

《苏格拉底的审判》读书笔记对于苏格拉底，我们并不陌生，就跟我们承受中国的传统道德一样，从小耳儒目染，但却也只是停留在大体印象中。

这本书则为我们解释了苏格拉底，能让人认识他，了解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审判，又为什么最终接受了死……雅典民主传统是西方文明的骄傲，然而它也不是永远宽容的。

苏格拉底的杀身成仁使得他扮演了西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

他出生在古希腊战争的混乱时期，道德价值低落，因此苏格拉底认为，若要支持当时生活中的伦理局面，人人就必须认识自己，这也是他哲学的出发点。

因为苏格拉底一生没有任何著作，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他的生平、思想，主要见于色诺芬尼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对话录》。

斯东晚年所著《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对尘封已久的历史进行了重现和创新的解释。

一场两千多年前的审判，为何就能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对于这场审判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纵观当年的历史,这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审判。

第一、审判发生在以自由民主文明闻名的希腊雅典城邦；第二、被审判的人是名噪一时的大哲学家；第三、被审判的原因恰恰是基于他在言论自由基础上发表的反民主的言论；第四、这场审判结果成为了“民主”制度下最大的冤假错案。

苏格拉底的审判狠狠地扇了民主一个耳光。

以上种种背景综合起来，形成了人们千年以来的疑惑：民主的审判如何酿成大错呢？苏格拉底是基于两个理由被处死刑的，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个是他腐蚀或者败坏青年。

起诉他的人是三个希腊城邦的公民。

很多人反观这段历史的时候，一般会集中于对苏格拉底的惋叹和赞颂，苏格拉底以卫道士和殉道者的身份站立在历史之中，而作出决定的陪审法院则被质疑成愚民行为。

然而，穷究当时的历史，到底这样的审判结果的作出有没有制度上和思想上的根源呢？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体发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学上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二是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三是个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苏格拉底的“智者统治、别人服从”等极端蔑视民主和自治的学说，与雅典的权利相违背爱，使雅典民主政体受到威胁，因此三个公民对他提出控告。

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所信奉的神袛，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

并且在两次独裁专政期间，没有随民主派外出流亡，也没有出力协助恢复民主政体。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分歧是，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

在雅典人看来，他们的城邦是一种自由公民的联合，公民自己治理自己，轮流进行统治和被统治。

它的本质前提是公民的平等，不论公民身份限于少数或者多数。

而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则否认人类群体可以是权利平等的公民自治体，而是一个需要牧人的国王的一伙人群。

国家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

它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

有学者提出苏格拉底的意见反映了当时政治要求专业化的倾向，即治理城邦需要专才而不能把权利分散在没有政治知识的普通公民手中。

但即使如此，苏格拉底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也没有提出有效办法，第一、如何找到这样一位“知道的人”。

第二、当这个“知道的人”判断有误或滥用权利时，人民怎么去制止他、更换他。

其实这也是人们虽明知民主制存在不足，最终仍选择它的理由。

苏格拉底既不能也无心解决这两个问题，他的“新政”极可能转化为最老式的王政和暴政，甚至进而成为最彻底的极权。

苏格拉底劝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美德，而在关于什么是美德的问题上，又构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二个分歧。

雅典人认为，公民作为“政治的动物”，他需要具有过群体生活必需的美德，即正义感、羞耻心和对他人权利的足够考虑，以使文明的群体社会得以维持生存。

在苏格拉底的定义里，美德等同于知识，并且是不可教的知识，可教的知识只是技能，是皮相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

由于人们难以对某一事物下绝对定义，所以，真正的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自己也得不到。

只有那个“知道的人”可以拥有知识和美德，普通人不但不拥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拥有，也可以说是不配拥有。

这种观点依然指向他的基本信念：人群是一群需要放牧的羊群。

更激怒众人的是，苏格拉底认为普通人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知识的，纭纭众生并不知道这令人想起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知道的只有少数的几个“通天”的人，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并不认为苏格拉底最终被交付审判是因为他嘲弄了雅典人，因为在雅典嘲弄并不是罪行，包括嘲弄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

更本质的问题是，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和美德的定义打击了雅典民主的基础本身，这个基础是在此两个世纪以前伟大的立法者和社会改革家梭伦创始的，他给予所有的男性公民，包括最穷的公民，在议会的陪审团法庭上投票的权利。

希腊人的观点给予了普通人以尊严，而苏格拉底的观点则贬损了它，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

阿波罗神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而苏格拉底自称自己一无所知。

为了完成神的使命，他四处去诘问那些自以为知之甚多的人，他使用所向披靡的“苏格拉底论辩术”，使全雅典的头面人物都显得像无知的傻瓜。

斯东认为苏格拉底的矫情在于，他让他的同胞们通过形而上学的考试，回答连康德都不能完满回答的问题，以此来嘲笑他们的无知。

他的无知是装出来的，为了引诱他人暴露出真实的无知。

在自认“一无所知”的极度谦虚背后，隐藏的是“远胜于其余人类”的极度自大。

罗素曾说苏格拉底的论证是不诚恳的：“在他暗地的思想里，他是在运用理智来证明他所喜欢的那些结论，而不是把理智运用于对知识的无私追求。

”不少人认为，苏格拉底死于令人讨厌的诡辩术。

自认被柏拉图的某些著作引向基督教的圣奥古斯丁说，苏格拉底的习惯做法是，“或承认自己无知，或掩盖自己的知识。

”结果是使他的听众感到失望，有时甚至使他们生气。

他说：“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引起人家敌意的，后来被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定了罪，招致了死刑的判决。

”第三个分歧在于对“幸福生活”，即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理解。

雅典人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同别人发生关系时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参与“政治”──即管理城市，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一种教育。

梭伦曾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公共利益不闻不问，只顾安排自己的事，以不参加国家的动乱和危难为荣。

而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则是退出城市政治生活，他为此辩解的理由是，内心的声音警告他不要参与政治：“你们认为，如果我参与公共生活，做一个好人应做的事，向公正的事情尽我的能力，并且把这认为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事，我能活到这么高龄吗？”并且，他认为，不参与政治是为了使灵魂不蒙上污点。

不论在柏拉图笔下还是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到过穷人，穷人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

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对妻儿的态度，在最后的时刻，当他的妻子怀抱婴儿顿足捶胸地表达诀别之痛时，苏格拉底表现出的则是不近人情的冷淡麻木。

斯东说：“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身上缺少点什么。

”在柏拉图所有的对话录中，没有发现他们对普通人有什么感情，老师和弟子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但这感情只留给他们自己。

苏格拉底本可轻易争得无罪释放，但他却故意树敌于陪审团。

他先是继续挑衅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在第一轮判决被判有罪后，又开玩笑式地建议对他的处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致使陪审团别无选择地判其死刑。

并且由于再三被激怒，投票判其死刑的人比投票判其有罪的人多得多。

而在第一轮判决中，双方票数十分接近，这一点意味深长，尽管不少人对苏格拉底抱有怨恨和恐惧，但陪审团是不大愿意给他定罪的，因为这件起诉案违反雅典的法律和传统精神，这也说明这不是暴民瞎起哄的投票结果，这原是这场审判留在雅典和民主身上的最深重的污点。

作者对苏格拉底的置身政治之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称苏格拉底不是一个好公民，如果梭伦关于发生内部动乱时禁止公民不参与公共事物的法律那时仍然有效的话，苏格拉底很可能被剥夺公民权。

不过，无论出于安全和志趣的考虑，任何社会都应该允许有人独善其身，即使在“人是政治的动物的雅典”，何况苏格拉底的哲学本身就有出世的倾向。

在这点上斯东似乎对苏格拉底不够理解宽容，这或许与他积极入世的性格有关，或许是由于他太爱雅典。

他说如果说有一个城市值得它的公民全身心地贡献力量和忠诚的话，那个城市就是雅典。

斯东说，苏格拉底的不参与是异乎寻常的。

好象凡是在城市最危难的时刻他都不在那里。

这个以“牛虻”自诩、全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总是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而且柏拉图也在他的书中保持沉默。

斯东对此的分析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简单地说，他不够关心。

他似乎完全缺乏激情。

”阿里斯托芬曾写过一出喜剧《云》讽刺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确乎像生活在云中，他让每一个人关注自己的灵魂，却对他们的切肤之痛、生死祸福无动于衷。

苏格拉底之死一向与耶稣之死并称，其实也是有多么本质的不同，一个具有鲜血的热度，一个只有毒酒的冰凉。

斯东还特别注意到，不论在柏拉图笔下还是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到过穷人，穷人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

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对妻儿的态度，在最后的时刻，当他的妻子怀抱婴儿顿足捶胸地表达诀别之痛时，苏格拉底表现出的则是不近人情的冷淡麻木。

斯东说：“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身上缺少点什么。

”在柏拉图所有的对话录中，没有发现他们对普通人有什么感情，老师和弟子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但这感情只留给他们自己。

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意义本在于，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以自由投票的方式，处死了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智者，一个以毕生精力促使雅典向上的牛虻。

而事实如真如斯东所论证分析的这般，苏格拉底死于他一向侮辱蔑视的民主整体、视若草芥的普通民众，虽不算“罪有应得”，但至少已减轻了悲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