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_许身国威壮河山

可以说，邓稼先不仅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帅 才。在28年的时间里，他隐姓埋名地进行中国的原子弹 核武器研究，带着28名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 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 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然而，由于当 时的中国没有核物理课程，核物理对于这28名大学生 来说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邓稼先亲自当起了他们 的“扫盲”老师，一切从零讲起，带领着学生们进入原 子弹理论探索的神秘世界。那时的外文资料非常有限， 邓稼先就组织大家采取“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的方式学习。当时，由于条件艰苦，科研人员还在使用 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 据，常常需要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 就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大家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 论部负责人，邓稼先总是跟班指导年轻人进行运算，但 也会注意研究工作的劳逸结合，时常抽空与年轻人玩 十分钟的木马游戏，使他们得到少许的娱乐。
我的生命就先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 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邓稼先图片传略》
1948年10月，邓稼先考入了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 物理专业。他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美国的 科学技术水平与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科技水平 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这种感觉使当时的邓稼先增 添了一份玩命似的勤奋，减少了一些过去的潇洒气派。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1950年的8月20日，仅用了一年 多的时间，邓稼先就取得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
附录： 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 工作者的骄傲。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6年邓稼先追悼大 会上的讲话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邓稼先的岳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在 追悼会上送的大幅挽幛 皖山青，蜀山青，依旧青山依旧情，故人还攀登？愁 萦萦，思萦萦，盼望君归终未成，请别和雨声。
从“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处”到“看来关键 是政治”
我是来学科学的，我是怀着极大兴趣来学习研究原 子核物理的。科学的任务是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未曾发 现的奥秘。我渴望获得并掌握核物理科技的前沿成果。
——祁淑英，魏根发《邓稼先》
从北京逃亡昆明之前，邓以蛰曾经对邓稼先说过这 样一番话，“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 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凭着个人 经验说出的话并不能就此表明他就是个“唯科学救国 论者”，但他的这番话却让邓稼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1941年秋，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毅然选择了物理 学。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 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这是 邓稼先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时任国防部部长的 张爱萍写下的一首悼词。回首邓稼先走过的非凡一生， 我们的确应该为中华民族孕育出这样赤胆忠心的科学 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名字必将为灿若群星的中华 好儿女再添光彩。正如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所说， “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 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 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时至今日，“两弹元勋”邓稼先已因在一次核试验 中意外遭受的严重核辐射而患直肠癌逝世，我们也已无 法想象当年的艰难困苦。然而，当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感 受到那份因原子弹、氢弹爆发而带来的“科技大国”的 自信与荣耀时，当今天的国防建设者们还在翻阅邓稼先 弥留之际与于敏合著的那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 议书时，当我们想起他临终前那句“不要让人家把我们 落得太远”的叮咛时，再度回顾邓稼先接受任务时与妻 子的那段对话，那种不畏艰难、勇于献身的精神更加让 我们敬佩，许鹿希女士那句“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也更加让我们感动。
邓稼先，1924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 门第。1941年，17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 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昆明培 文中学任数学教员。1946年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1950年，考入美国普渡大学不足两年的邓稼先以26岁的 年纪获得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被誉为“娃娃博 士”。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邓稼先启程回国，投身于中 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958年他调任第二机械工 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建设， 从此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1986年7月29日因直肠癌 病逝。他逝世前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2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1986年5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6 年7月）。去世后，获得1987年和1989年的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 为“两弹元勋”；200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 评选的“中国十大传播科技优秀人物”；2009年被评为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早年曾 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和早稻田中学，后又赴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哲学，从美国归来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哲学系教授。学贯中西的邓以蛰不仅接受先进的欧 美文化思潮，也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认为 “让小孩子知道一下我们的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 有好处”[2]。因此，他让邓稼先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小 学，并在课余时间指导他背诵《左传》《论语》《诗经》 《尔雅》等典籍。同时还要求他广泛涉猎外国的文学名 著，于是，还是小学生的邓稼先就陆续读了莫泊桑、屠 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小说。父亲的严格教 育和悉心指导为邓稼先打下了良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58年，国家在几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后，做出了发 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邓稼先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 转折。邓稼先从钱三强那里接到任务后，只是告诉妻子 许鹿希，“我要调动工作了”，至于调到哪里，去从事什 么工作，他都不能说，他所能说的只是“我今后恐怕照 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4]紧接着又用坚定而自 信的语调说：“我的生命就先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 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 值得。”[5]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从各种报刊杂志的信息 材料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神秘清冷的九院里和荒 凉的大漠戈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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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6岁的“娃娃博士”。 当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邓稼
先到英国去继续深入研究，这将能为他日后成为物理学 界的前瞻性学者和摘取科学桂冠提供极大的现实可能 性。然而，这位东方赤子没有任何犹豫和动摇地婉言谢 绝了德尔哈尔的好意，他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就 毅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梅贻琦老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曾讲过，“所谓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西南 联大物质条件虽清贫不堪，却是大师云集之地，物理系 当然也不例外。相对稳定的环境、名师的认真授课，再 加上学习的勤奋刻苦、与杨振宁等高年级同学的潜心 探讨，邓稼先的功课突飞猛进，不仅基础学科学得扎 实，而且课外知识也非常丰富，经常拉着同学讲《简爱》 《基督山伯爵》等外国小说，还曾和杨振宁一起在西南 联大校舍旁边的大树下一起背诵《吊古战场文》。
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也受到 了冲击，“民主在昂扬，历史在前进，祖国在危难中，同 胞在水火中”，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宣言中的这几句话 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此时的邓稼先，一边继续刻 苦攻读，一边保持对政治的高度关注，经常翻阅《新华 日报》等进步报刊，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 交往。在一次以“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为主题的 讨论会上，邓稼先十分坚定地说：“看来关键是政治。” 1945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面对着日本投降后国 民政府意欲发动内战的混乱局面，他没有立刻回北平，
1946年，邓稼先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 教后，参与民主运动的热情依然不减。1946年12月，声 势浩大的北平学生抗暴运动就是在邓稼先等人的组织 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后，邓稼先更加频繁地接触地 下党组织，并被选为北京大学教工联合会主席，他经常 把父亲的留声机搬进宿舍，以“听音乐”的名义为北大 “民青”组织的小型聚会做掩护。
从听从父嘱“学科学”到后来认识到救国的“关键 是政治”，邓稼先经历了成长过程中观念的一次转变， 但不管是他投身进步民主运动，还是献身中国的核物理 研究，“科学”“政治”与“救国”早已在他的脑海中融 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成为了他一生的行动指南。
从“ 核 物 理 的 东 方 学 子”到“大 漠 戈 壁 的 强 国将帅”
除了在学业上的直接教导外，邓以蛰为人处世的态 度也春风化雨般地浸润了邓稼先的心灵，以榜样的力量 影响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七七事变”之后，邓稼先一 家在北京的生活愈加窘迫。此时，邓以蛰的一位为了糊 口在伪政府当差的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邓家， 劝说邓以蛰也为伪政权做事，一向温文尔雅的邓以蛰勃 然大怒，大声呵斥着将朋友赶了出去。这件事情给邓稼 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更加深刻 地明白了什么叫“民族大义”。
而是选择到昆明文正中学和培文中学去当一年的数学 教员。在昆明，他一边借助学校的资源传播知识的火种 与民主和平的思想，一边亲身加入到争取民主与和平 的革命斗争中去。当震惊大后方的“一二•一”惨案发生 后，邓稼先积极地参与到相关的民主运动中。也就是在 那个时候，他经好友杨德新的介绍加入了“民主青年同 盟”这一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而这，在他的政治生活中 无疑是一次重要的飞跃。
从此之后，邓稼先一边认真读书、刻苦学习，一边 也关心着社会、仇恨日寇。那时，日军每侵占我国一个城 市都要逼着老百姓和学生开会庆祝他们的胜利，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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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备受侮辱之事大多数人只是敢怒不敢言。在一次“庆 祝会”后，邓稼先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怒火中烧，三下 两下就把手里的纸旗扯碎，还把撕碎的旗子扔在地上 狠狠地跺了一脚。不幸的是，这件事情被人密报，邓稼 先面临着被日军捉捕的危险，无奈之下，家里只好让大 姐邓仲先带着他逃到大后方昆明去。临行之前，在家人 的一片啼哭声中，邓稼先深沉而冷静地对毛弟槜先说： “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3]这是一个年仅 16岁的少年出行前留给弟弟的话，这句话掷地有声，充 满了反抗和悲愤。就是这样，在环境的逼迫下，在父亲 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邓稼先变得成熟，变成了一个爱 国主义者，并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