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叫魂》一书中社会架构的历史回响
《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叫魂》读后感1在老师的要求下读了《叫魂》这本书，抱着完成作业的态度打开了这本书，但当我深入阅读之后才体会到这本书的魅力也惊叹于作者的智慧。
在有限的时间只阅读了部分章节，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叫魂》真正的内涵。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于这本书的感悟。
首先作者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介绍“叫魂”的案例及其兴起的`背景、渊源、及民众对其的态度。
让人不禁思考，在后代我们称之为“盛世”的时代也会发生看似荒唐实则必然的事。
“叫魂”看似在冲击着清朝的官僚体制，实则又在维护清朝的统治。
剪人发辫即被视为“叫魂”，而众所周知，发辫不仅是清代人的发型，更代表了满族人对汉族人的统治。
“叫魂”最先兴起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是很多人诧异的地方。
经济发展快理应思想解放的较快，为何又是这封建迷信的源地呢？密集的商业网络、活跃的交易市场、生气勃勃的经济都是人们评价“盛世”的指标，但在这背后所带来的问题更加难以忽视，快速的人口增长、巨大的贫富差距、迅速上涨的物价都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
正是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才使得“叫魂”如此风靡。
落后的政治文化跟随不上快速发展的经济，“叫魂”一定程度上又展现了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而“叫魂”又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使得政府官员听从普通民众的意见，使得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利。
当然这只是违背其目的的一个附属利益。
正如书尾所说：“没有什么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
“叫魂”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是官员维护自身利益的真实写照。
“叫魂”不仅是在描述过去，更是对当今现时的警醒，我们要不断反思及改进我们的社会及制度体系，避免历史的重演。
《叫魂》读后感2《叫魂》这本书还是自己在上研究生的时候马锋老师推荐的，当时在图书馆借了也就看了一半，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看完，但是当时的一些感受还是历历在目。
记得刚开始看的时候看到民众对剪发辫者的各种行径，完全是失去理智的暴民形象，官员欺上瞒下，或者好大喜功，或者碌碌无为，揭露清代的官场百态。
《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孔飞力的《叫魂》可以当成一本历史小说来看，而且它还应该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
第一章和第四章叙述的那些“叫魂”案例是故事的开端；随着“叫魂”案件在全国的蔓延，故事进入发展阶段；而乾隆大帝命令全国清剿“叫魂”案件实施者，则是故事的高潮环节；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结局令人意想不到：持续了大半年的“叫魂”事件根本没有幕后操纵者，弘历只是自己吓自己而已。
读完这个荒诞的故事，如果没有《叫魂》书本下面可靠的历史资料参考文献，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闹剧。
《叫魂》也可以当做一部关于民俗、宗教的书本来读，只是这些民俗、宗教的知识体现在书本的故事里。
故事中的“叫魂”，与自古以来中国人关于魂、魄的认识有着莫大的关联。
相信“叫魂”的人认为：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施展妖术来实现；施展妖术的人一般是石匠、游方僧人、道士。
《叫魂》还可以当做一本政治学的经典来看。
书本研究的主要是乾隆时期的官僚君主制，前面的故事是为其做铺垫的。
在故事中，“叫魂”这种妖术扮演的是“政治罪”的角色。
因为政治罪所危及到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也就是君主的统治，所以弘历才会对“叫魂”案件如此的重视和恐惧。
在叫魂危机中，弘历试图加强对官僚的控制，而官僚们则对这种控制进行了抵制。
因此，书本探讨的主要是清朝后期政治制度中的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的互动关系。
当然，《叫魂》一书包括了上述的所有内容。
除此之外，书中还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法律条款等。
所以，总的来说，《叫魂》是一本社会学著作。
通过“叫魂”这个闹剧，孔飞力描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看到了社会中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社会阶层固化、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等危机。
孔飞力认为，虽然乾隆时期的中国空前强盛，但这种盛世已走上了衰退的道路。
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
在阅读《叫魂》一书后，我对于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主题思想都有了深刻的感受。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
第一章背景
在第一章中，作者为读者介绍了故事背景，描绘了一个虚构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通过特殊的仪式与已故的亲人进行交流。
这种神秘的仪式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铺垫。
第二章主人公角色分析
在第二章中，我们对主人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主人公是一个内心孤独的孩子，他通过联系死去的母亲试图找到安慰和支持。
作者通过描绘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刻画出了一个富有情感的形象。
读者可以与主人公产生共鸣，并思考关于生死和亲情的意义。
第三章情节发展
在第三章中，我们跟随主人公的视角，目睹了一系列精彩的情节展开。
主人公通过追寻召唤母亲的方法，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和
考验。
这些情节的展开非常引人入胜，读者在其中可以感受到紧张、悬疑和惊喜。
第四章主题思想探讨
在第四章中，我们对书中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度探讨。
叫魂的
行为背后反映出人们对于逝去亲人的渴望和对于死亡的恐惧。
通过
主人公的经历，作者传递出关于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的深刻思考。
这些思想引发了读者对生命的反思和启示。
附件：本文档涉及《叫魂》一书的书评和相关资料，请见附件。
法律名词及注释：
1：召唤：指通过特殊仪式来与已故亲人进行交流的行为。
2：非法召魂：指未经许可或违规进行召魂活动的行为。
3：阴阳师：指专门进行召魂和驱魔的人员。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孔飞力教授选用“叫魂”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通过“叫魂”这一历史事件来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将政治放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也就是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
一、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一书可以说是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典范之作，此书属于政治史的范畴，所要揭示的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的通讯运作机制，却选用了“叫魂”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历史分析，用社会史的眼光来看政治，这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
作者从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来叙述“叫魂”事件，从横向看，它涉及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它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也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
这是一种以“叫魂”事件为中心和切入点的“大叙事”，一种整体史。
与其他政治史不同，它详细分析了在“叫魂”事件中恐慌的民众的所作所为，书中这样的叙述非常丰富，为我们了解18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
二、三个角度看“叫魂”事件“叫魂”本是民间的一种巫术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想到的是竟然席卷全国。
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孔飞力教授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为大家全面的呈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叫魂”事件的反应。
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蔓延，底层老百姓们脆弱的神经马上绷紧，唯恐自己变成妖术的受害者。
他们不能分辨真实与谣言，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加神经过敏，唯一能够保护自身的法宝就是排斥外面未知的东西，这就让流民群体变成了打击的对象。
而这些遭受打击并进入国家司法机关送审的嫌疑人也因自己身体受刑情况而频频更改供词。
这关系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因此而发的骚动，以及骚动背后所隐含的底层民众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社会权利的渴望。
《叫魂》背后的乾隆盛世
《叫魂》背后的乾隆盛世乾隆盛世，是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和艺术都达到了一个巅峰，国家强盛繁荣。
而远在乾隆盛世时期的文学作品《叫魂》，正是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民生百态。
这部小说以其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乾隆盛世的一幅生动写照。
《叫魂》一书由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作，该书是他在《红楼梦》未完成前所写的第一部作品。
以鬼怪为题材，凸显出国家乾隆盛世时期内心潜藏的各种困惑与纠缠，对世界和人生的探索。
书中的故事以唐代的靖宗起家，谈到十一世孙他杖帝千岁之后，招宝珠入帝荒僻野地，创立一个安宁之地，他也想要在此安息，但为了宝珠，因此不得善终。
这部小说以神鬼传说为线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阴暗之处。
在乾隆盛世的时代，社会风气严重腐败，民不聊生，民间暴力和民怨沸腾。
小说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以及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期望。
描述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与乾隆时代的“盛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乾隆盛世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这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更加频繁，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叫魂》中的“都市鬼故”势必也受到了这一时代特点的影响。
在乾隆盛世时期，城市中巨大的人口流动使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叫魂》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鬼怪传说、城市暗黑面的题材，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的真实状态。
乾隆盛世时期，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创作更加开放和自由，创作者能够更加自由地表现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情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叫魂》这部小说也得以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叫魂》以其独特的文学性格和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部经典之作。
在乾隆盛世的时代，社会风气阳春。
《叫魂》一书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阴郁和不安。
这种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乾隆盛世的时代，社会有着辉煌和繁荣，却也有着不安和不平等。
《叫魂》这部小说中，作者成功地表现了这种社会心理状态，让读者感受到了乾隆盛世时期的社会气息。
读《叫魂》有感
读《叫魂》有感
《叫魂》这本小说让我印象深刻，讲述的是古时一位作家的险恶行径和犯罪，他的凶残和不择手段，让人文人士也会忍无可忍，在此期间，他遭受到社会压力，物欲横流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也不得已变得无比残忍，这种思想邪恶，这种言恶意行乱让人感受到深刻的压迫。
当作家犯案后，他害怕冤狱而回家，没想到会得到灵界的精怪的追杀，使他从惊慌失措中不断躲避追杀，不由让让人想起那句话“不怕神，就怕鬼”，在他受教导和责罚的过程中，他慢慢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开始思考和反思自己的行为，要何去何从，他最后发落明自己的错误有过，他也逐渐开始厚此薄彼，回到正常的生活中，这也体现了一个人本性最正确的一面。
《叫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深刻的体会到物欲横流，对某些人会产生重大影响，使他们犯下大错或不择手段，只有及时加以调节，才能够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也让个人反思自身的行为，能够从中领会到正确的价值观念，及时避免后患。
总的来说，《叫魂》这部小说可以启迪人们，让个人正视自己的行为和内心，要把它当成一个提醒，说明一件事：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仿佛有神的精怪在观察，错误的行为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而真正的道德则是我们要走的正道。
叫魂书评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评提起乾隆统治下的清王朝，总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盛世”二字。
而在如此盛世之下，1768年以剪辫为其主要形式的妖术，使得社会动荡、人心不稳。
在孔飞力先生《叫魂》一书中，孔飞力先生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情节以“叫魂”为线索剖析历史的真实。
简单的介绍一下作者孔飞力先生，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他，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
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1990)一书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海外中国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叫魂”这种妖术就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这种现在看起来可笑的东西，却影响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上至君主下至百姓无一不受此波及。
孔飞力先生举出了一些叫魂案例，这里列举一二：“沈士良四十三岁，与他已故长兄(同父异母)的两个儿子同居一院。
这两个侄子为人苛刻暴戾，不仅折磨他，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
当他觉得在阳间再无希望讨得公道时，便决定诉诸于阴间的力量。
他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正式向土地爷告状。
2月间，过路人带来了关于德清水门工程的消息，也给沈农夫带来了新的希望。
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
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沈农夫怀着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了可恶的侄儿们的名字(因为他本人是个文盲，这名字是他好不容易从侄儿们保存的渔业商行的账册上描下来的)。
《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读书报告叫魂亦称“喊惊”、“喊魂”等。
旧时汉族信仰民俗。
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古代认为，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须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而有“招魂”之俗。
叫魂隶属于我们现今所指的封建迷信，随着科学进步，叫魂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曾几何时，叫魂一度在全国“风靡”，甚至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是著名海外海外汉学家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一书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角度，以“叫魂”案为中心，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了三种社会力量。
有人认为此书有影射历史之嫌，但我不这么认为。
“叫魂”是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以与他们身体分离，巫师能够以使用某人的名字或剪辫子的办法盗取灵魂，但恰恰是这一点，触动了古代封建统治。
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
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当时的江南地区正是人口稠密地区，江南地区发生多起叫魂事件，不少陌生人、僧侣和乞丐被指控犯了“叫魂罪”，而且被视为是以推翻清廷为目的的政治阴谋，于是乾隆亲自插手处理此事。
不少地方官很快觉察到许多案例或信手捏造，或道听途说，或屈打成招，其可信度很差。
但乾隆坚持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因为叫魂事件提供了一个整肃官僚系统的绝好机会。
实际上，官僚们并不像乾隆那样关心政治阴谋，而乾隆则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运用权力的一种藉口，惩制他不喜欢的官吏，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控制。
古代，我国推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皇帝权利至高无上，辫子作为满清的代表，叫魂的剪辩触及了封建统治，准确的说是与当时政治体制相违背，剪了辫子相当于谋反，乾隆自然无法容忍该类事件发生，于是出现了叫魂罪，以谋反之罪名打压该类事件的发生，慢慢发展，“叫魂”被乾隆利用为整理官场的好机会，以该罪名整治了当朝官场，不喜欢的官员在此事件中莫名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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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叫魂余音袅袅——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近来拜读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①的一部力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②。
煌煌大作，读来虽有谬感二三，但学知浅薄不敢妄作评论，在此仅以社会学视角对本书评论一二。
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本属民间迷信的社会事件蒙上政治罪的阴影，进而展开全国性的大围剿闹得鸡犬不宁，最后发现案件之始存在的可疑，在高层官僚政治精英的圆场下尴尬收场。
在这一过程中，孔飞力刻画下的“康乾盛世”的广阔社会图卷和政治官僚君主制体系运作过程，给予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解读那个时代和这本书的视角切入点。
“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
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
“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的。
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③。
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
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
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
《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如下：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人河。
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
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
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
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
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法。
…………这些事情起于江南，在基层官僚的自主判断下按照历来的为官经验解决了，虽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缓解庶民的恐慌情绪。
但这一切还在官僚的控制之中。
随着恐慌事态的扩散，到了夏天远在承德消暑的弘历接到山东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弘历正式注意到该事件的存在，并以其对汉化及江南腐化的多疑和对现存官僚制度的不满，以上谕的形式过问干预此事。
随后山东巡抚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事态开始朝向国家层面超出官僚控制的趋势演变。
当民众恐慌应对叫魂案并有剪去辫子或剃光头发的行为出现，普通叫魂案便与具有敏感政治意味的剪辫行为在臆断中对接，弘历在歇斯底里多疑猜忌的催化下意欲整饬官场尤其是江南地方以显权威。
在此过程中，官僚君主制下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利角逐平衡的互动让我们一窥清中晚期官僚机制和通讯系统如何发生双向作用。
“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
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
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在《叫魂》前言中，孔飞力先生表示最初想要借助“剪辫案”作为清代通讯体系的个案研究。
但随后发现其所揭示的历史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显然，从本书史料的多元性和研究视角的的跨度，作者无疑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有效的讨论达到了他的意图。
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后，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宏大的社会背景铺垫。
故而在《叫魂》一书中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等经济学家的理论。
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一起，对叫魂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研究。
于此本书体现了年鉴学派打破学科间的围墙，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思想。
同时孔飞力先生引用了如《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翔实的官方档案资料，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串在全书的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使《叫魂》不至于沦为一部枯燥的研究专著，同时所引用史料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基于前述，仅在此撷取本书社会分层、社会人口流动等社会学背景的论述以资浅论。
首先，《叫魂》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大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动机、利益所驱使，对于“叫魂”事件采取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应对方式，书中写出了“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平民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极度稀缺的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则基于最高统治者弘历本人的人格特征及对其依附的以各地督抚和军机大臣等高级官僚为主的理解，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
三个阶层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同样成就了一段生动且有意义社会分层研究。
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读和应对方式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
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放眼而今，历数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阶层差异对事件解读的不同进而撕裂社会整体凝聚力的端倪。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共事件日渐增多并借助网络通讯等媒介急剧扩大其影响。
2003年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民众恐慌情绪弥漫谣言四散。
事后，当我们反思这些现在看来近乎荒诞离奇的谣言及恐慌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差异在对这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解读的影响。
以源头广东省为例，2003年2月11日，全省共发现病例305例，5例死亡。
一时间，各种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四处散播。
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舞，如“广东流感死人”、“广东遭病毒袭击”、“广东流行‘禽流感’”、“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病毒”等，主管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有被传染的医务工作人员，先是从医院内部员工给亲友发出提醒短信，然后由这些亲友传给更多的社交群。
正月初八到初十左右，已经流传广泛。
”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这三日其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信，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
《三联周刊》引用冯鎏祥的话说：“广东有些农民以为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即‘碘’，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就开始抢购碘盐。
”其他谣言大抵如下：1、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近期必将出现短缺情况；2、外地有人打电话问广州是否有米盐油卖从而引起恐慌；3、2002年10月后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所以要买10月前生产的；4、海水受到污染不能制盐；5、盐水具有一定的杀毒、杀菌功效，广州近郊一些村镇群众不了解非典型肺炎，以为补碘就可以抵御“非典”型肺炎；6、近日海湾局势紧张，一旦开战中国物资必将紧缺，抢购风波从香港波及广州。
从2月6日起，人们的情绪变得恐慌起来，当地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醋和板蓝根，原本几元钱一瓶的醋一下子上升到60元一瓶，有的地方甚至上百元。
群众由于害怕遭“病毒”袭击而不敢出入公共场所，不敢坐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交通业、餐饮业、商业陷入瘫痪之中，整个城市到处弥漫消毒水的味道，刹那呈现出一派阴霾、萧瑟的景象，使人感到恐怖的气息。
地方政府的虽强力压制辟谣，但民众的危机感政治参与权力的稀缺，让地方政府的努力成为谣言更加肆虐的助力。
反观中央层面，直到2月8日，广东省卫生厅开始向中国国家卫生部求助，卫生部才急派专家组前往广州调查病因且毫无头绪。
与此同时，随着恐慌的社会政治影响加大，中共中央、中纪委开始直接介入，力图压制恐慌对中央政府政治威信的威胁。
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
由此可以窥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角力之剧，而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对“非典”的解读模式与叫魂危机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其次，1768年的叫魂妖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像火山爆发、熔岩翻滚一样在大半个中国蔓延，甚至影响到了乾隆政府政策的正常运作。
如此等等，不能不说跟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叫魂》一书的第二章《盛世》，作者详细分析了乾隆盛世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例如详细排列出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运用价格理论深人浅出地说明了乾隆盛世的通货膨胀问题。
他说，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稻米价格。
用萧山籍官员汪耀祖的说法是“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汪耀祖以为，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
一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
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
”“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
”针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加剧，底层的扩大，作者如此说道：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
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人口总量的急剧膨胀，生态坏境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零和社会”④的规律造就了大量的贫困的流动人口。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流浪、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
”在这些流民并无现代意义上人口流动的社会生产的意义，是“儒教秩序的放逐者”，属于社会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