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罪已诏》
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蒐辑与研究
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蒐辑与研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尤其以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繁荣而闻名于世。
在唐朝历代的皇帝中，有许多杰出的统治者，在他们的领导下，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安定和谐。
然而，唐代同样也有一些皇帝犯下过错误和罪过，对此，中央政府曾发布了一系列的罪己诏令，以自我反省和警示后人。
本文将对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进行蒐辑与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几位皇帝所发表的罪己诏令。
第一位是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
他在位时，推行开明政策，统治有方，国家强盛。
然而，他也意识到自己存在一些过失和错误。
李世民在其《罪己诏》中写道：“我虽得吴、越之地，我虽能固安其边，我虽得松、翰之术，我虽能调馀敛而虏众……然我坐视天下诸侯，多丧其众”。
李世民反思自己因执着于统一大业而忽视其他地方的治理，致使一些地方的民众流离失所。
他强调了自己志得气盛的缺点，表达出自己要改正错误，并承诺将更好地治理天下。
第二位是唐玄宗。
他是唐代最杰出的皇帝之一，统治时期被称为开元盛世。
然而，他也犯下过一些错误。
在其《罪己诏》中，他道歉说：“朕唐玄宗，检己咎玷，不分日夜，忧身狱足，鬻贵卑区别”。
玄宗反思自己执政期间权力不当分配，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
他表示要改正这些错误，保护百姓利益，并呼吁官员们勤政为民。
第三位是唐代末年的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
他在位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在《罪己诏》中，他坦言：“罪人不忍闻，而守臣即引谢”。
虽然唐哀帝在位时间并不长，但他承认自己无力改变形势，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他的罪己诏被认为是他对无力拯救国家的忏悔。
上述皇帝的罪己诏令展现了唐代皇帝对自己犯下错误和过失的认识和反省。
他们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了要改正错误、保护百姓的决心。
这些罪己诏令不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也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从这些罪己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皇帝对于自己的统治和治理存在了一些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这种自我反省不仅体现了唐代皇帝优秀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观念，也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
唐太宗《罪已诏》
唐太宗《罪已诏》
有一次，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
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他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
于是他把大臣召到金殿，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
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已诏》，唐太宗在《罪已诏》中检讨：“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的不公正。
”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立即下令将他的《罪已诏》向全国的臣民公布。
杨震辞金
东汉时期，有个清官叫杨震。
他在荆州做官的时候发现了才华横溢的王密，就推举他做了昌邑县令，当扬震东莱出任太守途经昌邑时，王密为答谢杨震以前对自己的举荐之恩，趁夜深人静怀揣10锭黄金到驿馆拜见杨震。
杨震对王密此举很是生气，毅然拒绝。
王密四下瞅了瞅说：“夜黑人静，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说完他生气地将黄金掷于地上。
好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虽然你不说我不说就每人知道了，但心知道了就整个世界知道了啊。
罪己诏
罪己诏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
论其起源, 当从禹、汤开始。
此后,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目的是消除民怨, 笼络民心,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但是,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因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罪己诏罪己凡是良知者, 有过自责,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
但是,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颁示天下,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
帝王罪己,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
论其起源,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从“禹、汤罪己”开始。
①史载: 大禹登上帝位后,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左右问其故, 禹曰: 尧舜之时,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而予为君,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是以痛之”。
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深感内疚,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 汤布告天下, 安抚民心, 史称《汤诰》。
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曰: “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③此后, 适逢商连年大旱, 五谷不收,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要用人为牺牲, 向上帝祈祷求雨。
于是, 汤“剪发断爪”, 身为牺牲, 祷于桑林, “以六事自责”, 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敬,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 民大悦, 雨亦大至。
④禹、汤罪己,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罪己诏
罪己诏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
论其起源, 当从禹、汤开始。
此后,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目的是消除民怨, 笼络民心,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但是,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因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罪己诏罪己凡是良知者, 有过自责,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
但是,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颁示天下,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
帝王罪己,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
论其起源,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从“禹、汤罪己”开始。
①史载: 大禹登上帝位后,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左右问其故, 禹曰: 尧舜之时,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而予为君,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是以痛之”。
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深感内疚,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 汤布告天下, 安抚民心, 史称《汤诰》。
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曰: “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③此后, 适逢商连年大旱, 五谷不收,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要用人为牺牲, 向上帝祈祷求雨。
于是, 汤“剪发断爪”, 身为牺牲, 祷于桑林, “以六事自责”, 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敬,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 民大悦, 雨亦大至。
④禹、汤罪己,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论语·为政》读后感
《论语·为政》读后感《论语·为政》读后感1前不久，我读了《论语》这本书，我之所以读它，是因为它与《百家姓》、《孙子兵法》……书一起来到了我的手边。
《论语》这本书分有20篇，其中，学而篇、为政篇、里仁篇、公冶长篇等比较有名。
有时候，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
像“父母在，不远游。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
三十而立……”我读《论语》这部书，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的孔子。
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
儒家思想——中庸之道。
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读的。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
”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甚至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
由此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
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
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
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
就说我们班上的吧。
在这个近5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罪己诏：中国古代帝王的自省与表演
罪己诏：中国古代帝王的自省与表演作者：杨兴培来源：《领导文萃》2016年第08期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时代帝王们特有的一种自省表演文化。
每当天灾频发人祸迭出之季、王朝政权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时，帝王们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便掣出罪己诏这一绝招糊弄天下，希冀能够消除民怨，招摇过市，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以期维持旧有政权不倒，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当然这里也不能绝然排除一些已有自知之明的帝王在反思之后对自身过错与失败的反省忏悔和自我检讨以及对古典传统正道治统的重新认可。
中国古代最早的罪己诏滥觞于殷商时代，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最早罪己诏版本当属《尚书》，《上述·汤诰》记载了商代开国君王成汤的一段讲话。
这一讲话被史学界认为是罪己诏的开山之作和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罪己诏”模本。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颁布“罪己诏”的是汉文帝。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年间，这是汉文帝承继大统后的第二年。
当时有人建议他要早立太子，他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所以像“朕既不德”这样的话在日后的帝王嘴里也成了一个常用名词。
历史上被人认为分量较重的罪己诏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及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在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所下的一道诏书，其内容是公开向人民反省其已有之罪过。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曾向长期在北边犯事的匈奴发出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警告，为汉民族争得了安宁和尊严。
但到了汉武帝晚年，“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书建议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继续戍兵以备匈奴，汉武帝驳回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从罪己诏”看汉代皇帝的政治自省意识
从罪己诏”看汉代皇帝的政治自省意识作者：安子昂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1期安子昂（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0）摘要：形成于汉代的“罪己诏”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面对自然灾害和异象或者动乱的国家局面，汉代皇帝通常会颁诏自省，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主动纠错或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举贤纳良。
这种现象集中出现于汉代，主要因为汉代朴素的政治风气、不发达的君权统治和古人的“天人感应”思想。
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王朝的兴衰以及后世历史的发展。
关键词：罪己诏；自省意识；汉代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06-03“罪己诏”是古代帝王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一种官方诏书文件。
罪己诏的传统古来有之，如著名的“商汤罪己”的故事，在《吕氏春秋》中便有记载：“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周成王也曾罪己，《诗经·周颂·小毖》记载：“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还有秦国先祖秦穆公战败之后的自省，载于《尚书·秦誓》：“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可见统治者进行罪己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但这些所谓的“罪己”只是个别统治者一种零散的、自发的反省。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罪己诏产生于西汉时期，汉文帝是中国古代第一位颁布有明文可考的罪己诏的皇帝，从而也开启的中国古代的罪己诏制度。
之所以讲汉代形成了一种罪己诏制度，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皇帝颁布罪己诏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化、固定化的形式，所颁布的罪己诏数量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朝代，总计有十几位汉代皇帝颁布下发了三十余次，其详细如下表：一、汉代皇帝颁布“罪己诏”的原因及内容形式颁布罪己诏的原因可分为两类情况：一是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如水旱灾害、蝗灾、疫病灾害、地震灾害等，或是出现自然异象，如日食、月食等；二是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如遭遇外地入侵、政治腐败、农民起义等。
清帝罪己诏讲解
清帝罪己诏读清史，常见皇帝下诏“罪己”。
开例的是庙号世祖的顺治帝。
他于二十四岁那年患天花濒死，命人草成“遗诏”，对自己亲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
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所谓罪己诏，相传始于夏禹、商汤。
它在中世纪的经典模式，所谓“万方多难，罪在朕躬”之类，在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以后，已成列朝某些君主被迫检讨自己胡作非为而殃民祸国的套语。
北宋苏轼在论陆贽劝唐德宗下诏罪己时说出这类做法的奥妙：“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不过顺治帝虽有临终示范，他的子孙未必乐于效法。
其子康熙帝偶而做点自我批评。
其孙雍正帝已特好斥骂满汉异己以彰显其英明。
其曾孙乾隆帝非但破了权力独裁的历史纪录，而且创了纵容权力腐败的最新纪录。
谁知皇天不佑，就在他自封太上皇的第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宝”，全遭回禄之灾。
八十七岁的老皇帝慌了，这才破例“下诏自省”。
比较起来，嘉庆帝似乎很会学其高祖。
他亲政伊始，便将和珅捉拿治罪，岂非如《易》经所示“干父之蛊”，替太上皇晚年昏德遮丑？他服丧期满，便恢复“经筵”，与满汉大臣讲经论史，且每年率八旗亲贵赴木兰围场狩猎习武，岂非恪守祖制？可惜神灵似乎对他并不垂青。
他将和珅抄家处死，立即学顺治元年大赦，宣布“咸与维新”，却招来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批评，说他没有改革诚意。
他顿时忘记才“下诏求直言”，将洪亮吉充军伊犂。
不想没几个月，京师就大旱。
他一再亲自祈雨，旱情反而更烈，哀鸿遍野。
他唯恐天灾再度诱发民众造反，被迫下罪己诏，说大旱是上天不满他“以言罪人”的惩罚，于是下旨释放洪亮吉回原籍常州，交地方官管制；同时将洪亮吉谏书公布，“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可与言之君；诸臣幸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大失致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
”我曾说，这道谕旨既是嘉庆帝在天象示儆后被迫下达的罪己诏，也是这位天子向上天求恕的陈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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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罪已诏》
有一次，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
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他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
于是他把大臣召到金殿，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
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已诏》，唐太宗在《罪已诏》中检讨：“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的不公正。
”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立即下令将他的《罪已诏》向全国的臣民公布。
杨震辞金
东汉时期，有个清官叫杨震。
他在荆州做官的时候发现了才华横溢的王密，就推举他做了昌邑县令，当扬震东莱出任太守途经昌邑时，王密为答谢杨震以前对自己的举荐之恩，趁夜深人静怀揣10锭黄金到驿馆拜见杨震。
杨震对王密此举很是生气，毅然拒绝。
王密四下瞅了瞅说：“夜黑人静，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说完他生气地将黄金掷于地上。
好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虽然你不说我不说就每人知道了，但心知道了就整个世界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