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

2002年8月清史研究Aug12002　第3期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13　学术动态

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

赵云田

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学术研究逐渐进入正轨,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工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反思,于是,过去一些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有些不太全面的结论也得到了修正。清末新政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清末新政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尽管还很不够①,但是,随着清末新政研究的日益深入,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不仅表现在已经出现了10多篇专题研究论文,而且表现在史学工作者在地方史、民族史、近代化、人物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反映了清末边疆新政在晚清史和边疆史研究领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下面,对20多年来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的评述。

(一)专题研究

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清末实行新政的情况,史学界都已经有专题论文发表。王建中、贾诚先在《试论清末东北“新政”》②中,论述了清末东北“新政”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客观作用。作者认为,东北“新政”是自上而下实行的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它一方面表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时,幻想以此来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顺应了东北人民抵御日俄侵略者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陈章范在《清末黑龙江置省后的“新政”》③一文中,探讨了黑龙江省实行新政的情况,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是土地全部开禁,在省城设立垦务总局专司其事;其次是实行全省行政改革,对各级管理制定章程,整饬吏治;第三是屯垦防边,设置卡伦;第四是清理财政局,整顿税收;第五是修建图书馆,创办报纸。赵云田在《清末东北地区新政述论》④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述了东北三省实施新政的举措。文章认为,从新政的实施者主观意图上看,清末东北地区实施新政,是在东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新政的具体筹办者,企图通过新政的实施解除边疆地区危机,抵御外侵,振兴国家。从新政实施的客观效果上看,大办学堂,振兴教育,设立厂(场)矿,发展经济,使东北地区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从新政实施的结局来看,清末东北地区实施新政,最终是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夭折,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是清末东北新政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邢亦尘在《略论清末蒙古地区的“新政”》⑤中,分析了清末新政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清末蒙古地区新政的主要内容,论述了移民实边与新政的关系。作者认为,深刻的国内外危机,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对付日益加剧的列强侵略,平息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只有变法革新,才能欺世盗名,苟延残喘。这是清末推行新政的根本原因。蒙古地区实行新政,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对推动蒙古社会进

[收稿日期]2001-10-20

[作者简介]赵云田(194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611

步具有积极意义。作者还认为,蒙古推行新政的时间比内地晚,当1906年在全国范围内改行宪政时,蒙古才开始推行新政;移民实边与新政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事件,不能相提并论。白拉都格其在《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⑥一文中,对邢亦尘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清政府对蒙古的新政不仅是它全国新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同步进行的。清末蒙古新政多数都流于形式,没有多少成效可言,只有移民实边,才是清末对蒙新政的最主要内容,是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化。李晚霞、呼格吉勒在《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的垦务》⑦一文中指出:清末,清政府为支撑垂危的王朝,在全国实行“新政”的同时,在内蒙古打出“移民实边”的招牌,肆行掠夺和兼并土地,对以归化城为中心的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放垦,造成了“蒙民失地、汉民失租”的后果,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杨树杰、樊仲南在《试论“新政”在新疆》⑧一文中,探讨了清末新疆新政实施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作用,认为新疆实行新政的主要内容有:编练新军,实行警政;广开利源,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制,创办新学堂,选派留学生。新疆实行新政,在客观上对新疆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为辛亥革命在新疆的爆发奠定了基础。赵云田在《清末新疆新政述论》⑨中指出,清末新疆新政在政治方面,包括筹改旧制、调整行政建置、整顿吏治、增设谘议局等内容;在军事方面,主要是编练新军和实行警政;在经济方面,广开利源,创办实业,包括开矿藏,办局厂(场),成立公司,筹修铁路,发展通讯业等;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是创办学堂和选派留学生。清末新疆新政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使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近代化的轨迹。齐清顺在《论清末新疆“新政”》⑩一文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清末新疆新政重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审视和评价,认为其成效比较显著并对后来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四项,即编练新军、兴办实业、开设学校、建谘议局。清末新疆新政是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开端,对新疆近代化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朱光华在《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瑏瑡一文中,概述了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的主要内容:创办白话报馆,设立印书局;设立学务局及各文武学堂,兴办新学;开埠通商,自办亚东、江孜、噶大克税关;设立禁烟局所,饬办戒烟事宜;设立督练公所,编练新军;创设巡警总局,维护社会治安;裁撤粮员,改设理事官及驻地委员;扩建造币厂,铸造银元、铜元;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驻藏大臣衙门各房改为各科治事。文章认为:西藏在清末新设或改设的机构,为后来西藏建设各职能机构打下了基础,开创了先例,对于推动西藏各项工作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顾祖成在《清末藏事改革中的兴学堂》瑏瑢一文中,记述了清末新政期间西藏广设小学堂、中学堂以及所开课程的情况。杨策在《评清末在川边西藏的改革新政》瑏瑣中,从西藏时局和凤全康边兴革、赵尔丰“筹办”滇川边务、张荫棠的“治藏”新政及其深刻影响、联豫在西藏推行“以夏变夷”的“新政”等几个方面,对清末川边西藏的改革新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黄维忠在《清末筹藏新政评述》瑏瑤中指出,筹藏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政治方面,裁撤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裁撤粮员,改设理事官及驻地委员;革新驻藏大臣衙门组织。在经济方面,开矿、造币;通邮。在军事方面,编练新军,设立督练公所;创设巡警总局。在外交方面,开埠通商,自办亚东、江孜、噶大克税关;筹设驻外领事官。在文教方面,创办白话报,设立印书局;设学务局,兴办新学。西藏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没有切实考虑到西藏的实情,客观上又缺少资金作强有力的后盾。赵云田在《清末西藏新政及其启示》瑏瑥中,探讨了清末西藏实施新政的历史背景,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采取的举措。作者认为,政治上整肃吏治和调整行政体制,军事上训练新军和加强兵备,经济上发展农牧工矿业,促进交通邮电,文化教育上兴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是清末西藏新政的主要内容。作者指出,西藏新政的失败,除了清朝的腐败统治外,一些新政措施违背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行。这些给了我们今天在西藏实施现代化以有益的启示。

(二)地方史研究中有关清末

边疆新政的论述

在有关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方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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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清末边疆新政的内容也有所涉及。王魁喜等著《近代东北史》瑏瑦一书的第九章第四节,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清末东北新政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认为清末东北的“维新新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民族危机和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些“积极”的“进步”措施,但从实质上看,清政府的“新政”是反动的,是一场骗局,是假维新。杨余练、张玉兴等编著的《清代东北史》瑏瑧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从改定官制、废除旗民两重制,改革司法制度、设警察维护地方治安,整饬军备、编练新军,兴“自治”调查、设立咨议局,兴办实业、开办学校,“新政”与横征暴敛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清末东北新政的情况,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某些新政措施的积极后果,比如兴办实业、开办学校,使民族资产阶级和近代工人队伍有初步成长,西方的文化思想开始传播,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指出,清朝每推行一项“新政”,都是对群众的一次新的搜刮,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瑏瑨第一章第二节,专门论述了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与清末新政问题。该书认为,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如编练新军,增加赋税以筹措赔款、兵饷,鼓励工商,兴办学校等等,在内蒙古地区也都有所实施。但是,内蒙古的新政还有其独特的内容,即通过放垦蒙地增加其财政收入,彻底改变原有对蒙政策,全面加强军政统治。其中开始推行最早、成效最为显著,事实上成为清末内蒙古新政最主要内容的就是放垦蒙地。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瑏瑩第二册第九章中,在论述清末新疆新政时指出,编练新军和推行警政,设立学堂和选派留学生,创办工艺局、场,是新疆新政的主要内容。这些客观上促使新疆产生了微弱的民族资本,使一些青年学生有机会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自然科学。这种情况,给以后的新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不过,清政府实行新政是为了缓和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反动统治。“预备立宪”更是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削弱革命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其反动实质是很明显的。此外,由新疆地方史编写组编著的《新疆地方史》瑐瑠一书,也有论述清末新疆新政的内容,不过是给予否定的评价。该书第248页明确写道:清末新疆的新政是统治阶级为了欺骗广大革命群众而玩弄的一种花招。

(三)民族史研究中有关清末

边疆新政的论述

蒙古和新疆地区是我国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在有关这些地区蒙古民族史和维吾尔族史的著述中,也有清末边疆新政的论述。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蒙古族简史》瑐瑡一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在论述清末蒙古地区新政时认为:清朝大员们筹蒙奏议的主要内容有:开放边禁,大举移民垦殖;开设银行、邮政,兴办厂矿、交通;加强警政、司法;广置厅县、改设行省等。根据这些建议,清政府在蒙古地区陆续推行了一些新政措施。但是,当时有些地方的新政,多属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凭空设置了许多机构,无事可办,新政的实效未见,而转嫁到人民身上的财政负担却大大增加,这也引起了王公上层的普遍不满。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新政,虽然对于开发蒙古地区不无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实质上来说,它并没有革除蒙古封建特权统治的积弊。一些筹边改制建议中有利于改善和发展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利于巩固边防的措施,都因积重难返和清政府官僚机构的极端腐败,很少得到真正的实施。移民实边是清末对蒙新政最主要的内容,也是给清末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带来最大变化和影响的历史事件。从长远的历史影响来看,对蒙古地区的进一步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对蒙古族自身农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益处。但是,清政府强制推行放垦蒙旗土地,搜刮巨额押荒银,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充实边防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使危机日益加深,给俄、日帝国主义对蒙古封建上层的蛊惑煽动以可乘之机。由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维吾尔族简史》瑐瑢一书,在论述清末新疆新政实施的各项措施之后,特别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谈到了新政实施的后果,认为它使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更加激化(参见该书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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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疆开发史研究中对清末

边疆新政的论述

马汝珩、成崇德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瑐瑣一书,上下册,共分六篇,其中新疆篇的第八章,西藏篇的第四章,蒙古篇的第四章,东北篇的第三、四、五章,分别探讨了该边疆地区清末新政的情况。

关于清末新疆新政,该书从“奖励实业、广开利源”的政策,新式民族工业与邮电交通设施近代化,文化教育措施等方面展开了论述。认为:“奖励实业、广开利源”的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因地制宜,农、桑、林、牧、渔诸业并举,二是蚕桑业发展显著,三是讲求商务,挽回利权;新疆兴办新式工业,书中举了库尔喀喇乌苏的独山子油矿、伊犁制革厂、塔城喀图山金矿等规模较著者,说明它们已成为新疆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还有电报总局和分局的设立,开辟了新疆邮电史上的新纪元;文化教育中的兴学活动,开了近代文化教育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关于清末西藏新政,该书分析了清末西藏新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张荫棠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新政期间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指出:清末西藏新政有着明确的巩固国防的目的;张荫棠的开发思想包括加强行政管理、重视人力资源、采用先进技术发展西藏的农牧工矿业、商业贸易、交通邮电事业等;联豫开发建设西藏的主要成绩是创办西藏白话报、开办学堂、建设新的西藏行政管理体制、采取措施发展经济等;清末新政期间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是受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自然壁垒的限制、社会心理壁垒的限制、清廷财力困难的限制,失败教训是开发方案的制定与开发措施的执行之间缺乏密切联系,没有妥善处理好民族关系。

关于清末蒙古新政,该书认为最主要内容之一是放垦蒙地,以及开矿办实业,发展近代邮政、交通与文化教育事业等。放垦蒙地的目的是为了练兵筹饷,筹集巨款、以弥补财政之不足。在开矿办实业中,“蒙古实业公司”比较突出,在蒙古地区开发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清末,蒙古地区出现了近代邮政、交通与文化教育事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所发展。

关于清末东北新政,该书从“放垦移民”、近代工矿业的初创、新兴城市与教育的创办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放垦移民”对于促进东北边疆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工矿业的兴起,对于开发和繁荣东北边疆起了促进作用;新兴城市和教育的创办标志着东北边疆的开发进入了新的更为高级的阶段。

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瑐瑤一书的第四章,专门论述了清末新政与西藏开发问题,所述内容基本上与《清代边疆开发》一书西藏篇的第四章相同,这里从略。

(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

清末边疆新政

冯年臻在《清末新政在东北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瑐瑥一文中,从对农业的显著进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明显发展两方面考察后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是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某些局部进行的带有进步意义的调整和改革,它对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近代化给予了积极影响;新政期间,东北地区的农业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领域过渡到技术引进层次,工商业方面从思想启蒙层次到技术引进层次,进而又推进到生产力变革层次;新政期间东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步平在《东北边疆开发与近现代化过程》瑐瑦中,在谈到清末东北新政时认为,它的作用是为东北边疆的经济和社会朝着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协调的大环境。吴福环在《从洋务运动到“新政”———新疆近代化的开端》瑐瑧一文中认为,新疆“新政”的内容与全国相同,主要是练兵、办实业和兴学堂。“新政”给新疆社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矿业产生了;新疆思想文化界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编练新军使湖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新疆伊犁,为新疆在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这一切也为新疆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从人物研究的角度探讨

清末边疆新政

李秀莲、杜伟在《清末徐世昌改革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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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制述评》瑐瑨中指出,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全权主持了自清统一东北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深远的地方官制改革。这一改革涉及了东北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民族等问题,促进了东北社会的发展,抵制了日、俄的侵略活动,是晚清“预备立宪”运动在地方的一大突出成绩。许广智在《联豫在西藏推行近代化改革的历史作用及评价》瑐瑩一文中认为,联豫在西藏任职期间,积极实施张荫棠的改革方案,编练新军,改官制,举办汉文藏文传习所、印书局、初级小学、武备学堂、白话报馆等,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陈国勇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述评》瑑瑠中指出,赵尔丰在康藏地区所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从总的方面说,冲击了藏族地区的农奴制度,打击了僧俗大农奴主的统治,对藏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陈一石在《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瑑瑡一文中,从西藏情形危急和清王朝的对策、川边藏区的社会改革、川边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对藏区边防的建树等方面,论述了赵尔丰的治康政绩,并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戴其芳、张瑞萍在《论锡良》瑑瑢中认为,锡良在任东三省等边远地区封疆大吏时,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强化边疆,固结藩篱,卫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

张荫棠“查办藏事”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郭卫平在《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瑑瑣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决定了其治藏政策的必然失败;清廷的腐败,驻藏官员之间的尔虞我诈,是其治藏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不得人心。许广智在《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瑑瑤中认为:张荫棠是近代中国一位颇具民族意识和维新思想的著名爱国者,他在“查办藏事”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巩固和加强了清朝中央政权在西藏地方的威信和地位。为改变西藏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思想和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尽管因种种原因没有能付诸实施,但他的改革思想对近代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赵富良在《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瑑瑥中指出,张荫棠是1906年清朝中央政府派往西藏的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钦差大臣。他奉命“查办藏事”,惩治腐败,肃清吏治,使全藏人心振奋;他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完全实施,但其治藏的思想方针和推行新政的改革精神仍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

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可见,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那么,怎样使这一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首先,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加强综合性的专题研究。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充分占有资料,一是加强专题研究。我们在考察以往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时发现,在以往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中,资料的使用是很不够的,许多档案资料还没有人去利用。除了档案资料以外,其它类型的资料使用也是不够的。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而占有的资料不充分,必然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时甚至使人在大的方面作出错误的判断。为什么有人认为西藏没有实行新政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占有必要的资料。同样,为什么有人认为蒙古地区实行新政要晚于内地,是从1906年开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忽视了最基本的资料。

加强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应当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在地域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都要进行研究,一个地区也不能缺漏。这样才可以使人们了解边疆地区实行新政的总貌,才可以看出这些地区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也才可以使人们真正了解清末新政时期的边疆状况,从而加强对清末新政的总体认识。二是在研究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都要包括,那个方面都不能缺。这样才可以使人们了解某一边疆地区实行新政的总体情况,进而了解新政期间边疆地区的变化。我们在考察以后发现,以往的清末边疆新政研究中,缺乏全方位的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一般只是局限于某一边疆地区,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清末边疆新政研究的总体考虑,就显然不够全面了。存在的另一问题是,研究实行新政的内容不全面,大多数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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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和文化,而缺乏对政治和军事改革的论述,这在从开发史角度研究清末边疆新政的论著中看得最明显。就是一些专题研究清末边疆新政的著述,比如研究蒙古地区的一些著述,也缺乏对政治和军事方面内容的探讨。

以往的一些专题研究中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论述尚显粗疏,过于看重纠以往研究之偏,力图从过去否定的评价中重新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视。论述粗疏的表现是内容的不全面,探讨的不深入,该说到的没有说到。比如研究清末新疆、蒙古新政的一些论著中,对兴办实业、开设学校的探讨就缺乏深入和全面,这也许和受篇幅的限制有关。至于纠以往研究之偏,对清末边疆新政重新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把清末边疆新政实施的情况考察深入和全面了,纠以往研究之偏和重新给以评价的问题,也许自然就能解决了。如果一开始就是为着纠偏和重新评价而来,目的倒是明确了,恐怕正是因为有这种明确的目的,在具体研究中,在材料的取舍、论述的准确方面,难免出现把握不准的情况。

其次,在正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关系后,注意强调边疆大吏和重要人物的作用。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一般说来,边疆地区新政的推行,都是执行清政府有关谕示的结果。以兴学为例,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提出“中体西用”教育宗旨,命在北京和各省建立大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25日),清政府又命各省速办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1902年2月24日),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农工诸务,并先设农务、工艺学堂。正是遵照清中央政府的谕令,边疆地区也开始兴办各式各样的学堂。在改革政治、编练新军、兴办实业方面,大多也是清中央政府谕令在先,边疆地区执行在后。然而,在执行这些谕令的过程中,边疆大吏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也起着很大作用,从而直接影响边疆地区新政的具体贯彻落实。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应当考虑,一是边疆地区的形势,以及边疆大吏对这种形势的认识;二是边疆大吏个人的素质,对新政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过程中的力度。

一般说来,清末边疆大吏对边疆形势的危急状况是有切身感受的,并试图通过实行新政改变这种危急状况。以在西藏推行新政的联豫为例,他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7年2月10日)《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中,曾这样写道:“窃维西藏近日危险情形,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奴才心实忧之。夫时至今日,急起直追,已嫌太晚,若再复因循,后患何堪设想。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 瑑瑦应当承认,这是联豫在西藏积极推行新政的主要动因。徐世昌在东北推行新政也有这种情况。他曾说:“东三省之安危存亡,非仅一隅之安危存亡而已,中国前途之兴替,实以此为枢纽。” 瑑瑧我们在研究清末边疆新政的过程中,对边疆大吏们的这种思想认识是不应忽略的。

此外,在研究清末边疆新政过程中,边疆大吏和重要人物的素质也不应忽视,这决定他们推行新政时措施的力度。通过对一些人物传记的研读,我们发现,清末在边疆地区推行新政的一些主要筹办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例如,查办藏事的张荫棠举人出身,早年赴美,历任清政府驻美参赞和总领事职。这期间,他受到了欧美等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联豫,早年曾跟随著名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欧洲国家达四年之久,以通晓洋务著名。黑龙江建省后的第二任巡抚周树模,进士出身,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深受欧美民主思想的影响。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访问日本,对日本兴办实业富国强兵感受很深。清末边疆新政的具体筹办者中,因为有这么一些人,所以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边疆新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再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清末新政在“文化革命”以前,所以被全盘否定,冠以“假维新”、“伪变法”的帽子,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很大关系。比如站在辛亥革命的立场上,清末新政就被看成是统治阶级对抗革命的措施,必然被全盘否定。此外,还应看到,除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外,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也是“文化革命”前清末新政被全盘否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了,对长达10年之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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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新政不作深入研究,却一言以蔽之———“假”和“伪”,这当然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现在,人们对包括边疆新政在内的清末新政不再全盘否定了,可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其表现是:人为的拔高清末新政,包括边疆新政在内的历史地位,不适当地夸大了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社会的变化。

清末边疆新政研究中新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还表现在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评述上。比如张荫棠查办藏事,这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张荫棠在查办藏事过程中,惩治腐败,肃清吏治,锐意改革,推行新政,对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有人却认为,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心所欲,操之过急,给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制造了口实,咎由自取。只要看一看张荫棠查办藏事时的西藏形势,以及他推行新政的内容,人们就会了解,这种“咎由自取”的说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片面化了,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比如,作为清末蒙古新政重要内容之一的“移民实边”,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意图,这就是强化统治,充实边防。有些著述认为“移民实边”纯粹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而只强调它的经济掠夺,忽视了它“实边”的一面,显然也是片面的。

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清末边疆不同地区新政实施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和最后的结局,不可采取“一言以蔽之———失败”的态度。清末边疆新政,在有的地区,比如东北,各方面的成果都比较显著,有的还影响了后世,只是由于清朝的灭亡,这一改革进程才夭折。在蒙古地区,许多新政措施和结果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了,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有移民垦殖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被人们讨论。在新疆,有的新政成果保留下来了,而大部分则成了历史的痕迹,在人们心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鲜明的印象。在西藏,清末新政是彻底失败了,以至于随着清朝的灭亡,新政的成果也荡然无存,留给人们的只有思考和启示。总之,要认真总结清末边疆新政的历史经验,使之有益于今天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只有对清末边疆新政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①这里所说的边疆地区,主要是指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因为这些地区,长期没有建立行省,清政府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中原内地,也不同于其它边疆地区。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政府设将军以军府制进行统治。蒙古、新疆、西藏作为“藩部”,清政府以理藩院、将军、都统、大臣进行管理。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许多少数民族事务仍由理藩院管理;东北则是在清末新政期间建立的行省;而蒙古、西藏直至清朝灭亡,也没有建立行省。所以,探讨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实施新政的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②《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1期。

③《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④《中国边政》第145期,1999年9月。

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⑥《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⑧《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⑨《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⑩《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瑏瑡《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瑏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瑏瑣《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瑏瑤《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

瑏瑥《中国研究》1997年第12期。

瑏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瑏瑧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瑏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瑏瑩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瑐瑠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瑐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瑐瑢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瑐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瑐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2月版。

瑐瑥《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4期。

瑐瑦《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5期。

瑐瑧《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瑐瑨《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

瑐瑩《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

瑑瑠《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

瑑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瑑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瑑瑣《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瑑瑤《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

瑑瑥《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瑑瑦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第1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瑑瑧《退耕堂政书》卷7,《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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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清末改革

评述清末改革摘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重。这一时期的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进行了多次变革，这些改革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戍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阶段。改革的目的虽然只是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改革是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进的。受形势所迫，政府高层不得不发动改革。此后，改革便成为时代潮流，不可遏阻，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入。改革没有达到它的最初与直接目的，但改革的启示、经验教训对现实中国的改革依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引语：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唤起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四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这三场改革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迈出了面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有重大借鉴意义。关键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经验教训一、起步——洋务运动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惊醒了魏源等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圆明园的那把大火则彻底震惊了整个清王朝。而洋务运动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经过两次战争，中国出现了一批较为开明的统治阶级官员，他们较为关心国家命运，探究失败原因，认为外国只是船坚炮利，若学习了西方造船与制造武器技术，中国便不会失败。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偏差，但是他们迈出了走出封建的第一步，睁眼看世界由他们开始，限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付诸行动。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等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接受部分开明思想，他们认为“办洋务，师夷长技，造炮舰，可以剿发捻，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在清政府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洋务派成员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他们的指导思想后来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兴办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的改革范围包括科技、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1.兴办近代企业，他们从自身目的出发，首先兴办军事工业。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大的工业项目，对现在仍有很大影

旧权威的衰亡_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第23卷　第1期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

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

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主要内容 1、筹措军饷，训练新兵 2、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3、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4、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清末新政的评价 1、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2、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 3、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深远影响 1、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 2、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例如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提倡人格独立）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清末新政的积极作用首先在经济上，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其次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在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发生了较大变化，提升战斗力。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第五，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开端：新政遗产，光绪御批，时代产物如果说戊戌变法留下了唯一遗产是一个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留下了的就是山东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宣布了清政府的灭亡，可怜光绪也算得上一代明君，终究没能扛得住历史的车轮。慈禧虽然平定变法，但是变法已经深入人心。无奈之下，慈禧玩了个换汤不换药，实行所谓的“新政”，“内阁”清一色的王爷贝勒，咱们不提此节。但是这个“新政”给中国留下了几许遗产，山东大学就是其一。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是被派来平定义和团运动的，“袁大总统”也确实有几把刷子，三下五除二干掉了几个义和团“大师兄”。袁世凯一到山东就请义和团几个大师兄吃饭，酒过三巡，问道：尔等真个刀枪不入？答：然！老袁说：那好，咱们到后院试试吧。几声枪响，大师兄们死了。义和团的真实面目这里也不再细谈，卸磨杀驴的活计清政府还是干的很漂亮的。回归正题，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一听上面要玩“新政”，好家伙，走着……一纸奏章直达天庭：咱们建个山东大学堂吧？光绪这点权利还是有点：准奏！实际上，山东大学堂创办就是为了迎合清政府的“新政”，但是山东大学却结结实实的就此扎根，谁能想，这一走就是一个世纪。第一回：辞旧迎新，远走岛城山东大学建立起来了，但是此后的20多年风风雨雨，其实并不如意。先后有六个专门学校和山大分分合合，一所大学的能量是抗不过乱世的风风雨雨的。 1928年，北伐大军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翻看历史书，似乎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干掉北洋政府，山大归属也跟着转移到国民政府手里。山大校史是这样写的“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丅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一同停办的还有私立青岛大学。 “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 蔡元培不愧是中国大学办学行家，力主山东大学搬到青岛筹备，与私立青岛大学合为一处。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也不愧为著名教育家，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1929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国丅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丅立。” 很多人污蔑山大校史不清都提这么一段，说山大真正的历史就是从30年开始。但是我们说话要有证据，山大从济南到青岛，两年时间虽然已经停办，但是人员师资教学物资都在，而且山东大学筹办委员会和后来的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会也是和山大前后相承，所以山大并没有断。

论清末改革(近代史论文)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的对中国的入侵掠夺，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等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探索着如何能使中国拜托种种困境。他们先后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也是在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在这些变革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要是以恭亲王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主张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就是兴办近代企业，他们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例如：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但是由于军事工业中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给不足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因此兴办了一些重点在采矿、冶炼、纺织、工矿、航运、铁路、电讯等方面的事业。例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由于受到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其次是建立了新式的海陆军，京师、上海、天津等地方的军队纷纷用上了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同时由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清政府筹办建设了海军，随之兴起了以北洋水师为主力的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的晚清海军部队。所有水师共有舰艇八九十艘。最后就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学堂主要分为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先后派遣赴美留学生200多人。洋务派兴办的一系列的事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购买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加强海防空防；第二是为了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经济实力。所以奕欣提出“探源之本在于自强，自强之本在于练兵”。李鸿章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他们的主张基本一致，就是认为俄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均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进行和谈！而主要的心腹之害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的捻民组织的农民起义。令人惋惜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甲午海战爆发了，洋务派经营了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对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我个人觉得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虽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都几乎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发展极大的受到了限制，同时在管理上大多是由政府的“专派大员”直接管理，他们在企业内部非常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的恶习。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吏只知道之乎者也，根本不懂任何先进的技术，造成了生产力极低，商品质量难以保证！从制度上讲的话洋务派既想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生产方式，又想维持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的他们最终的失败。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农民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却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再次就是洋务派对西方国家的过于依赖，西方国家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各种的不平等条约，他们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掠夺、侵犯，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源，而非洋务派心里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浅谈中国近代的改良与革命

浅谈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提要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到辛亥革命的彻底推翻帝制，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一直在经历着改革和革命，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并且持续实践着。本文从近代历史改良与革命演变的事实出发，浅谈改良与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关键字中国近代史改良革命影响关系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改良派革命派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因为在这两百年来，外国侵略及民族问题的日益深化，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边缘．但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水深火热的两百年，中国也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中国究竟该走改革这条路还是革命这条路,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二）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2021高考历史通史版一轮复习课时练习：选修1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含解析)

课时作业 1.(2019·百校冲刺)[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东汉自和帝开始，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且不长寿，并多次出现皇帝无嗣的情况。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形势是，上层外戚、宦官专权，兄弟子侄、姻亲故旧罗列朝廷、布列州郡。秦汉时期是回避制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在官员的任官过程中实际执行了一些回避。东汉桓帝时，政府对官员的任官回避制度有了第一次的明文规定，即“三互法”，规定：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地方长官自行辟用之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也可用外籍之人。如果分居不同的州郡的两家结为姻亲，那么两家人任官之时要回避对方之籍。如果甲州人在乙州任刺史，那么乙州人就不能在甲州任刺史。郡县亦然。 ——摘编自籍晓蕊《东汉“三互法” 及“幽、冀尤甚”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三互法”实施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东汉的“三互法”。答案(1)背景：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黑暗；外戚、宦官专权；朋党之风盛行；皇权旁落。内容：地方长官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任官时两州(郡)婚姻之家回避对方的籍贯；两州(郡)官员的籍贯回避。 (2)简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正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地方官员在本籍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三互法”的实行并没有能够完全遏制割据势力的形成，也并不能挽救日益衰落的东汉王朝。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结合所学可知，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黑暗；根据材料“上层外戚、宦官专权”可知外戚、宦官专权，皇权旁落；根据材料“兄弟子侄、姻亲故旧罗列朝廷、布列州郡”可知朋党之风盛行。第二小问，根据材料“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可知地方长官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用本籍；根据材料“如果分居不同的州郡的两家

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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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的法律主要变化过程摘要：中国的法律制度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社会连续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传统社会形态遭到彻底颠覆，伴随之的，是法律制度的不断变更。从清末直至民国的推崇宪政，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如今依法治国早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步从历史的尘埃里走出来，立法更加完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关键词：预备立宪《临时约法》1982年宪法依法治国一、清末新政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预备立宪，立法改革，以及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改革。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的附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然而《钦定宪法大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其重心就在于维护君权。由于清政府这种步步为营的顽固与愚昧的态度，彻底丧失了可能的同盟军——立宪派，也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在立法方面，包括《大清新刑律》在内，清末的立法大多没有来得及颁布，颁布的也没有来得及施行，但是对后来中华民国的立法影响却很大，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也都带有清末立法

的影子。而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里面，大部分都是消极、倒退的，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在种种的进步条文与保守思想的交错碰撞下，清末的法律改革终于在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下匆匆收场。然而清末的改革已经为日后中国的法制进步揭开了序幕，很多新政的条文在后来的法律中都被借鉴。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辛亥革命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南方独立省份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会上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与清末的新政相似，都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体制上，简单而言，一是总统制，二是两权分立，三是一院制。所谓总统制，是类似于美国式的强势总统制；两权分立是指临时大总统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员行使立法权，而司法并未独立；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构由临时参议院一院构成。总的来讲，这部修改后的组织大纲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这是相当危险的。之后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体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采用了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此外，还规定了国家的版图，规定了人民的权力和义务，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与民族工业。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相对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对临时约法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袁世凯上台后，梦想复辟，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显然是

清末新政改革——教育类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试图保留自己的基业，这些措施虽然是在腐朽的清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对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教育改革措施，学制的颁布，科举的废除，教育体制的变更对20世纪的中国的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关键词: 新政教育改革学制一、教育改革的背景 19世纪末，正当日本和欧洲列强为瓜分中国而矛盾重重的时候，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为了达到加速瓜分中国，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旨在最终完全瓜分中国。于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最终通过签订《辛丑条约》，才撤出中国。此时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最广泛的程度，中国几乎一半的土地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行动在于对中国矿山，铁路的争夺，外国在华的投资也大大的发展起来。事实上他们通过《辛丑条约》来控制中国，主宰中国。据统计“甲午战争之前，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不过二三亿美元，但是在实施新政的那天达到了1.5亿美元。”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控制了晚清政府。为此，1901年1月29号，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并且指令“各个部门，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事实

上揭开了新政的序幕。事实上作为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慈禧的心态的变化对本次的新政的事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历经庚子之变,慈禧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面临着威胁,同时出于对造成庚子之变的愧疚心理,希望振兴国家以及迎合列强巩固政权等方面的原因,于是决定实行新政。慈禧心态的变化,成为清末新政启动的契机。”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府处，作为督化“新政”的机构，命李鸿章、荣禄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从此逐步推出“新政”，事实上主要包括改革管制，改革兵制，改革学制，奖励工商四个大的方面，本篇只对改革学制的内容以及教育当中其他的内容进行探讨。二、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1. 清末学制的建立 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被合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使壬寅年，所以被称为“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学制，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的衔接关系。学制主系分为三段7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大学堂和大学院。由于“壬寅学制”颁布以后，受到了众人的怀疑，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实施。1903年“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教务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浅析清末铜元币制改革

浅析清末铜元币制改革自秦至清，圆形方孔铜钱一直是铸币的主流。而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广东造币厂率先铸造出第一批“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拉开了铜元币制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影子，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完全超越了国民政府的任何一次币制改革。而铜元本身，也直到建国后才结束它的使命。铜元的产生背景极为复杂。首先，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压，造成清廷财政困难。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咸丰帝决定铸造大钱、发行钞票，随后户部奏准“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抵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币制极为混乱，而制钱却严重匮乏。而在光绪年，由于滇铜道路运输受阻，铸铜极其匮乏，铸钱成本持续增加，迫使多地钱局停产，制钱更为稀少。并且，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用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而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最终被纳入世界市场。随着资本入侵的不断深入，世界上金少银多的局面也使中国金贵银贱，而作为辅币的铜制钱则因银贱更为价昂。不仅如此，财政依然危机重重。甲午战败导致清廷独立

财政彻底破产，不得不靠大举外债而度日。庚子之变更使原本濒临崩溃的财政雪上加霜。在地方，自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各省督抚权利越来越大，出现了拥兵自重，独立财政的局面。更是在东南互保时达到了顶峰，各洋务企业时所获之利也大都落入各省之手。清政府的财政只能靠北方的直隶、陕甘、东北等地维持。上述情况再加上制钱匮乏所引发的愈发严重制钱危机使全国迫切需要一种新币制来挽回局面。同时，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贸易量不断扩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多。而制钱危机加剧了官府的剥削，以致民怨沸腾，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另外，在19世纪八十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为挽回陷入危机的制钱制度，铸造过一批机制制钱，却因中间打孔及面值不稳定导致成本过高而草草收场。再加上“香港一仙”铜币的影响以及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所制龙洋的大获成功的刺激下，铜元――这种银元的辅币应运而生。 1901年12月24日，户部颁布上谕要求全国仿造广东、福建、江苏成例铸造铜元。数年间，铜元流通全国，进入全盛时期。币制改革也开始步入正轨。此时，铜元的优势迅速体现出来。铜元铸造精良，采用机器生产，使用进口模具，不易伪造；推陈出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铸钱格局及书法，还融合了地方特色，并均在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