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散文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五四”时期是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岁月，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特别是觉醒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精神和感情上，都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同一般的浮沉。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觉醒了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怀着满腔热烈的情感、美好的向往，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去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与道德，但随着“五四”落潮之后又很快地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之中。

而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大批知识分子背井离乡，从农村涌入城市，或出国留洋，国难家愁郁积于心，诸多原因造就了20世纪初期一大批孤苦的魂灵，于是苦闷、孤独、迷惘、彷徨就成了普遍的“时代病”。

而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浪漫抒情派小说的代表，也许是其在小说中所取得的夺目成就，使人们忽略了他在其它方面的艺术才华。

其实除去他那些曾经激励过一代“五四”青年的小说创作如《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之外，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从事散文创作的时间比他的小说创作时间还要长。

在那个岁月，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然的抒情达意的文体，备受青睐，不少文人在散文中找到了感伤情绪的最佳载体，郁达夫便是其中之一。

因其早年生活的不幸，加上社会的黑暗，使郁达夫散文具有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强烈的抒情色彩，表现的情感也偏重于个人的孤独苦闷。

于是郁达夫便以他忧郁、凄切的笔调，从各个方面营造出充满悲剧美感的忧郁伤感的境界。

他常常在其散文中将自己孤独、感伤、苦闷，甚或种种颓废情绪，直接明了地告诉读者，在那个充满了贫弱、孤独、苦闷的时代，发出了对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的切齿诅咒。

郁达夫就是这样一位将悲观、忧郁、感伤视为艺术美的人，他在《茑萝集·自序》中说：“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两字”。

所以在郁达夫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他的经历、思想、感情，看到他毫不掩饰的痛苦、忧伤和愤懑，真实地展现了他的灵魂深处，而这也正是郁达夫的散文之所以震憾人心灵的魅力所在，也是郁达夫散文的真正价值所在。

本文拟对郁达夫散文中的伤感受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作一番探讨。

一、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颓废，一是憎恨。

1、颓废作为郁达夫散文中伤感情绪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在情感和行为上有其消极性，但却是他作为一个清醒的有爱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的悲哀是有着其清醒的认识的。

郁达夫散文中的感伤而颓废基调的形成，主要是吸收了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多余者”形
象，使他从中找到了自己以及一代青年人的影子：他们是一群对社会现实不满，但又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无力改变现实，又无法走向人民大众；有反抗意识，却又无反抗行动的人。

他们为了排解愁绪，只好发发牢骚、泄泄私愤、漫步街头、独坐空室、自暴自弃，颓废堕落。

郁达夫于1924年春所作的散文《零余者的觉醒》（后收入《寒灰集》时改为《零余者》），文章中描写了一个残冬的黄昏，“将收敛光辉”的“日影”“在那里伴人的孤独”，北京古城外一派“伤惨的寒意”，“凋丧零乱”的野景使人感到了“一种日暮的悲哀”。

一个“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人，哀叹着“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他觉得自己饱受压迫，又无法报复，变成了一个“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成了一个“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

这篇散文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郁达夫当时歧路彷徨的一种颓废的精神状态。

当时正值“五四”狂潮已退，大革命又失败的时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层煞气。

另一方面，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觉成为领导力量，故而也根本无法使当时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嗅到革命的气息。

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社会生活的，而“零余者”也自然成为了在那个特殊的混浊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畸形儿，他们大都是社会上的零余者，是近代的“多余人”，在他们的身上笼罩着现实生活的痛苦气氛，而这些“零余者”更是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腔的浪漫的情调，无奈在经济上却穷困潦倒、精神上失去依靠，更被凄苦的物质生活所折磨。

因此感伤的情绪就更为深厚与浓烈，他们的理想、知识，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个特定的时代以及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常常发泄着对生活的厌倦、对生命的喟叹、对人间的怨怒。

时代的感伤、家庭的破落、生活的寂寞使郁达夫性格孤僻、内向、偏执和敏感，认为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而自我更是废物，“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我的第二次的生涯，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对于这样的既无事业，又不能摆脱苦闷的生活，他选择了自我放纵，手里有了钱便去大嚼一番，喝个乱醉；而当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便去偷看女人，找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这在《还乡记》、《感伤的行旅》、《归航》等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他拼命地发泄着一个人的本能，竭力地想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
种的一切与其说是由于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变态，不如说是由现实社会的压迫才去寻求变态的性的满足。

于是颓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散文中强烈的伤感情绪的主要表现形式。

但是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是具有消极性的，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也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

郁达夫主要是想以这种近乎病态的一种方式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口的青年的苦闷。

所以在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仍存在着“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可谓是颓废派的典型代表，如同他作品中的诸多主人公一般，是有着明显自虐倾向的人，是神经质的疯子，行为乖张怪僻，说得更坏一些，近乎狭邪阴鸷，但这都源于他作为一个清醒的有爱心的知识分子，是因为郁达夫对自己的生的悲哀是有清醒认识的，于是颓废便作为郁达夫散文中伤感的表现形式，在他的个人能力范围内与这个不公的时代、社会进行着对抗。

郁达夫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的问题时，曾经说过：“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这一段无疑清楚明了地道出了郁达夫的感伤和颓废的确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所以尽管这种颓废或多或少有其不健康的成分，但是在社会功能方面，虽有其消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非常独特的、别具一格的风情，曾经激动过旧中国成千上万青年人的心。

2、在郁达夫的散文中，与颓废相比，那种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和突出了。

那么他恨什么呢？郁达夫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豺狼当道、百姓遭殃、社会混乱的年代，而无能腐败的反动当局正是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郁达夫憎恨这样的社会。

这种对社会的憎恨，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文中，更是直接采用感情呼号的方式，以惊人的直率语言，抨击现实的黑暗，宣泄内心的郁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把一些文学青年想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美梦彻底打破了。

这篇散文充满着生的颤动、灵的呼喊，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民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具有“时代病”的感伤。

由于这种对社会的憎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

在《一个人在途上》一文中，叙述着龙儿悲惨的死，通过“我”的痛不欲生，郁达夫把为人父对亡儿的至情表达得感人肺腑。

游子的漂泊和丧子的悲凄，
都寄托在具体意象的反复描写上。

如“门上的白纸条儿”、“苍茫的暮色”、“衰病的她”、“‘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等等，无论是谁读了都会感到揪心的苦痛，从而激起人们对作者和那些困厄的岁月中挣扎谋生的人们的同情。

郁达夫的散文就是这样以极其坦率、自然的方式，纵情宣泄了自己生活中的遭遇与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心情，通过这样呼喊出时代的心声，使读者在他的笔下，清楚地看见他所处的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

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这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二、结语任何艺术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而发生的。

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充满了浓郁地、内热的情韵，热情坦白、毫不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中的苦闷心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五四”以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

真实地写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下层人民的痛苦，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

由于郁达夫所生活的时代的苦难，以及个人“命途多舛”的遭遇和本身与身俱来的忧郁，再加上受中外作家作品、感伤的社会思潮等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他颓废而又憎恨的感伤表现形式。

这些散文中的主人公们，在重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这种“颓废”的反抗虽然没有像鲁迅的“呐喊”那样有力度，但它却比高昂的呐喊更能感染人，更具有普遍性，更是与“五四”时代精神相契合的。